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關于賢能政治的演講，為何招惹印度外交部抗議？

2月15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議會發表演講，就反對黨——工人黨領袖被指控在議會撒謊的報告，發表了論述新加坡賢能民主模式的講話。這份論述新加坡民主模式的講話，迅速在社交媒體上走紅，李顯龍通過援引以色列、印度和英美的民主制度衰敗比較，重申了新加坡要堅持儒家主義“禮義廉恥”的賢能政治。 不過，李顯龍的演講高調稱贊了印度民主制度創始人尼赫魯，但指出印度的民主制度江河日下，眾議院里有半數議員面對犯罪指控，招惹了印度人，并引發了印度外交部的抗議。 還有極端的印度輿論呼吁，要利用印度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資格，讓友好的外國政府發表聲明，譴責新加坡對印度內政的無理干涉和破壞性干涉。聯系到印度正面臨的選舉，一些陰謀論者相信，可能是莫迪的政敵——尼赫魯-甘地家族以某種方式說服新加坡總理做出這樣論斷，呼吁莫迪政府及其政府機構必須調查某些邪惡的外國陰謀，尤其是調查新加坡公司、其印度商業伙伴和新加坡總理之間的關系。 撇開印度人熱衷入戲的鬧劇，其實中國讀者更應該讀讀李顯龍關于這份賢能政治的闡述，畢竟，新加坡模式根植儒家價值觀，也一直被視為精英政治的樣本。

（如下是李顯龍的演講，有刪節）

我們面對的更大問題，是新加坡的民主應該如何運行。我們的民主制度的良好運作，需要哪些必不可少的機制、規范和價值觀？我們如何把這些普遍原則貫徹到具體案例中，比如我們正面對的這一宗，來保護這些機制、規范和價值觀？我們要如何為了未來而保障我們的民主，確保民主能帶給我們幸福、繁榮與進步？這是三個我今天想討論的、更本質性的問題。

國家民主體制的基石：人民的價值觀

一個國家的民主的品質，系于人民的價值觀。人們判別是非黑白、他們認為何事重要、他們擁護什么使命、他們擁抱什么理念。不管你觀察什么例子，在歷史的任何時刻，你都會發現運行良好的民主都有清晰、有力的規范。

無論是被統治者還是統治者，或者是那些希望有朝一日統治他們的人，都維護這些準則。這是健全的民主制度能選出優良、有正確價值觀并不會腐化的人的方法。這會啟動一個良性循環，好的民主產生好政府、好政府產生好政策。

這個循環必須由牢固的機制來支撐和延續。國會位處我們的民主制度的塔尖，這里是討論最重要的國家事務的地方，制定法律的地方，投票表決財政預算案的地方。政府在國會制定方向、提出政策，通過國會向民眾負責；反對黨在國會監督政府，同時若執政黨失去民心，反對黨就是候任政府。

國會議員必須持心公正，以正直的風范發言和行事，始終將責任放在個人之上，把國家放在政黨之上。我們的最高職責，我們終極效忠的對象不是我們的政黨，而是新加坡。這是為什么在就職時，國會議員宣誓“對新加坡共和國忠誠并效忠”。事實上，這適用于所有參與新加坡政治的人，不論是不是國會議員。

畢丹星先生的前助理、工人黨干部羅佩英告訴委員會：“這深深刺痛我，但對我來說，比任何事都重要的，是對我的國家誠實。”我相信這個國會里的每一個成員，都會同意她的說法。

我們的民主制度也有賴于新加坡人民、選民承認、堅持、支撐同樣的這些規范和價值觀。這樣，他們自己就能辨識—就像羅女士一樣——辨識錯誤發生，并在那些有權勢或有志于獲得權勢的人的行為達不到這些高標準時，向他們追責。民主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正常運行的。

首位印度裔的反對黨領袖畢丹星，被指責教唆黨員在接受議會調查時撒謊

公共信任缺失的反面例子：以色列、印度、英國、美國

向選民與他們的領袖灌輸正確的價值觀，是數十年的工作，它需要不懈的努力和熱情，而且不總是成功。

有許多國家在崇高的理念和價值上成立，但在多數的情況下，在建國領導人和建國一代之后，經過多年與多代人，事情就慢慢起了變化。事情開始時，都有著強烈的激情，那些奮斗并爭取到獨立的領導人，往往是有巨大勇氣、深厚文化和突出能力的非凡個人。他們通過了火的試煉，成為國家和人民的領袖。他們是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們、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們，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建國元勛。

帶著巨大的個人聲望，他們立志達到人民的高要求，建設一個勇敢的新世界，為他們的人民和國家塑造一個新的未來。然而，在最初的熱情之后，接班的世代往往發現很難持續這樣的動力和使命。這些國家建國時是理想主義和奮發的健康民主政體，但日子久了，社會的基調就變了。這太容易了：這里一個閃失、那里一個盲點、一處敷衍、一點偷工減料，慢慢事情就走下坡了。政治的質感變了，對政治人物的尊敬減低。再過一陣子，選民就會認為這就是常態：你不能期待有更好的。于是，標準墮落了，信任被侵蝕，國家進一步衰退。

今天的很多（國家）政治體系，會讓他們的建國領袖們都不太認得了。本古里安的以色列雖然在兩年內舉行了四次全國大選，卻已變形為一個幾乎組成不了政府的國家。以色列一批資深政治人物和官員面對連串的犯罪指控，其中一些人已入獄。根據一些媒體報道，在（尼赫魯的）印度，人民眾議院里有半數議員面對犯罪指控，其中包括強奸和謀殺罪的指控，雖然據說這些指控中，有許多是政治原因驅動的。

有什么可以避免新加坡走上同樣的道路嗎？沒有。我們在本質上并不比其他國家更聰明或更賢良。現代新加坡并非天生就有萬無一失的機制。

我們的建國者竭盡所能，奠下牢固的基礎，建立堅實的機構。就算在當時主要的反對黨社陣1966年決定放棄議席，出走國會，把整個場子都留給人民行動黨，我們的建國者堅持守護國會的民主和多黨的制度。李光耀先生曾經說明，當時，在人民行動黨完全主導的情況下，他原本可以修改憲法，讓新加坡成為一黨專政的國家。但是他刻意不這么做，因為他知道，如果沒有競爭和贏得選舉的必要，執政黨承平日久，會變得自滿松弛，而那對新加坡會是災難性的。

我們的建國元勛因而采用了更為健全的做法。他們讓政治保持競爭性。他們建設體制——國會、司法機構、公務員制度、警察部隊和武裝部隊；之后還設立了民選總統和總統顧問理事會——讓新加坡的運作更具韌性，而不僅是依靠幾個關鍵人物操控權柄。

然而，體制仍然須要合格的人來掌管，得在很多領域選賢與能——部長、議員、法官、公務員、很多領域的專家。他們必須有能力和奉獻精神，有心為公共服務，更重要的誠信和正直，讓新加坡人能依靠他們執行公務，以新加坡為先，讓國家得以成功。這便是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制度的由來。

我們須義不容辭——每一代人皆如此——保護并完善我們所繼承的制度。這需要我們剛正不阿，貫徹規定且堅持高標準，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確保沒有人享有法外特權。

如果我們由始至終、一以貫之、毫不動搖地這么做，那我們或許有成功的機會。當被治理者和治理者共同擁抱且踐行正確的規范和價值，人民就會信任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制度，以及我們的體制。我們的民主就能夠成熟、深化并變得更具韌性。新加坡便可繼續茁壯成長。

可是，如果我們有所松懈，這里稍稍放松一下標準，那里破例對謊言視而不見，這個良性循環就不再順滑并開始衰敗。

是什么關鍵因素讓這個良性循環循環不息，讓新加坡蒸蒸日上而不是每況愈下？那就是信任。

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在慶祝自己百歲誕辰時，對此有所省思。那是在2020年的12月，他在百歲生日時寫了一篇報章投函，說自己漫長生命的最重要教訓是：“信任是國家的硬通貨。”他寫道：“如果信任存在，好事就會發生。如果信任蕩然無存，好事便不會發生。其他都只是旁枝末節。”

我們在冠病疫情見識了這個道理。一些國家應對得比其他國家好，信任就是關鍵因素。我重申這點已經兩年多了，但英國醫學雜志《柳葉刀》最近刊登的一份研究報告證實這點。報告研究了多個國家后發現，那些信任度高且貪污現象低的國家，感染率相對慢，疫苗接種率更高。

因為人民相信政府，彼此信任，比投入多少資源于醫療體系，更能產生不一樣的效果。相較于國家是否有全民醫療保障，人民是否彼此信任，人民是否相信政府，才是決定性因素。

新加坡很幸運，屬于這類高信任感的社會。我們在疫情期間繼續加強互信，但我們今天所享有的是過去幾十年耐心、孜孜不倦、一步一腳印，從不允許任何侵蝕，才有了這個我們賴以投入戰斗的巨大資產。

在其他國家如美國和英國，相反的情況發生了。在美國，對政治體制的信任幾乎瓦解。四分之三的共和黨人被說服2020年的總統選舉結果遭竊取，拜登先生并非合法的總統，特朗普先生應該是現任總統。

當相當一部分的國民相信民選政府是非法的，你又如何支撐整個政治系統？所有議題都政治化了，政府運作陷入僵局，國家蒙受傷害。這也是為何那么多美國人拒絕接種疫苗，拒絕戴口罩，反抗旨在保護他們安全的防疫措施，導致那么多人染疫身亡。

或者看看方興未艾的英國“派對門”丑聞，發生在“議會民主之母”的西敏寺。官方調查報告把丑聞歸咎于“領導力和判斷力的失誤”。由于漠視自己制定的規則，現任英國政府嚴重挫傷了信任，在防疫上失去了公信力。

新加坡今天或許是高信任度的社會，但沒有任何保證我們將繼續如此。我們堅定不移地保持高標準，確保我們的領導人體現正確的價值，發生錯誤時及時指出，該懲罰時嚴懲不貸，維護我們體制的尊嚴，不把人民的信任當作理所當然，并永遠不允許謊言、不實陳述、謬誤成為被接受的政治規范。

新加坡民主的未來：幫助負責任的反對黨

我們都在從事同一個工程——建立新加坡的民主和一個能在未來很多年能很好服務新加坡人的政治體制。要做到這點，我們必須堅持正確的規范，并強化正確的價值觀。

我知道新加坡人希望看到更多的政治競爭，我能接受這一點。從長遠來看，我也預期這是新加坡應該走的方向。這就是每個議會民主制度的演變方式。正是因為我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在2020年的投票之夜，在工人黨在盛港贏得第二個集選區后，提出讓畢丹星先生擔任國會的反對黨領袖，以提供他發揮作用所需的資源和支持。這就是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如何幫助一個可信、負責任的反對黨的出現，進而為我們的政治制度走向成熟做出貢獻。

但是反對黨領袖的職務也負有一定的責任——為反對黨議員定下基調，要求自己的黨貫徹一套行為準則，更為重要的是，自己也要秉持正直，做到無可非議，反對黨領袖得到的并不是一張空白支票。

誠信是民主的關鍵。如果反對黨的實力，像從1966年到1980年代那樣可以被忽視。那今天這場辯論的利害關系就會很小。如果人民行動黨占據壓倒性的主導地位，公眾對反對黨和反對黨人，普遍上就不會有過高的期望。國家及其治理的基調，會由人民行動黨，以及這個黨強加給自己的高標準所確立。但隨著新加坡走向一個更具競爭性的環境，反對黨的能力和誠信就不是無關緊要了。“什么是正確的價值觀以及我們應該如何維護”的問題，對反對黨和執政黨來說，在根本上變得至關重要。

因此每一次的選舉，都將關乎到誰贏得授權以治理這個國家。如果系統正常運行，執政黨只要保持誠信，有能力和受到信賴，它就會勝選。如果執政黨做不到這些，而新加坡人認為反對黨比它更誠實廉潔，更有能力，更值得信賴，那么執政黨理應被淘汰，反對黨會被選進來，組成下一屆政府。我們不能假設人民行動黨總是當政，也不能假設工人黨或某些反對黨將永遠在野。

我不知道何時或如何，新加坡會有更換執政黨的一天。我作為人民行動黨的領袖，職責是確保我們執政時竭盡所能，在盡可能多的選舉中，爭取到人民的委托。

但作為國家領導人，我的職責也包括最大限度地，確保未來選舉無論哪一方勝出，它都將堅持和遵守和人民行動黨同樣高標準的優良操守和誠信。這樣我們的民主制度才能正確運作下去，無論是哪一方接手掌控，都不會前功盡棄。因為像新加坡這樣——一個全世界唯一的城邦型小島國，需要一個強大、有效和善治的政府，無論是誰領導它。

由于成敗關系到我們的生活和未來，參與到這個系統里的每個人，都必須遵守相同的標準。哪怕犯錯的一方將自己描繪成弱者，也不能把它當借口，執行雙重標準，以及為不可原諒的行為尋求開脫。

英國前首相約翰·梅杰先生最近發表了一篇由“派對門”引發的演講。我肯定，他必定是對英國政治的現狀有感而發，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吶喊。

讓我給你讀一些摘錄：

“自開天辟地以來，就有對政治的冷嘲熱諷。我們被告知政客‘都是一樣的’，和這種不真實的情況。選民可以容忍謊言，就好像它們是公共生活中可以被接受的貨幣一樣。” “但政客們并不‘都一樣’。謊言是不可接受的。” “做相反的暗示，是在貶損公共生活，誹謗占絕大多數的不會刻意誤導選民的從政者。” “但有些人會，而且他們的行為具有腐蝕性。這會玷污政治和國會的聲譽，是一個危險的趨勢。” “如果謊言變得司空見慣，真相不復存在。那么，我們可以相信什么和相信誰呢？風險是……沒有任何事和人可以信了。那么我們將落入什么處境中呢？” “如果失去了對我們國會中領導人的信任——那么對政府的信任也將蕩然無存。”

梅杰代表的是西方的觀點，但在東方社會，規范和價值觀也同樣至關重要，事實上甚至比西方哲學更重要，因為西方哲學強調制衡，而在東方哲學里，認為是你的美德，你的道德地位，賦予你統治的權利。在儒家思想中，有四個社會準則（四維）把國家維系在一起：即“禮義廉恥”。

廉潔奉公，排斥貪污，就是為人正直；這是一個可以用法律來強推的規范。但是羞恥心，對不法行為的感知，是一種道德觀，它關乎個人所抱持的是非感，我們是否知道我們做了對的事，還是做得不夠好，即使沒有人這么說，但我們的價值觀和自己的良心會告訴我們。沒有羞恥心的人，可能會因為害怕受到法律懲罰而服從，但他們會由于缺乏道德指南，去做正確的事——只因這件事是正確的，并且在無法達到預期的標準時，自我承擔責任。

無論采取西方還是東方的觀點，如果缺乏羞恥成為公眾可以接受的規范，我們的政治制度將逐漸且不可逆轉地崩潰。公眾不僅不信任個別領導人，或特定政黨，而是整個政治體系。這種情況在很多地方都發生得太頻繁了。

一個不是建立在正直基礎上的民主是搖搖欲墜的，也遲早會倒塌。如果信任不是喬治·舒爾茨所說的“國家的硬通貨”，謊言則如約翰·梅杰所說，成為“公共生活中可以流通的貨幣”，所有爭吵和辯論的喧囂都不會帶給國家任何的好處。

民主體制要能夠運作得好，信任至關重要。真誠是建立信任的基礎，誠實是沒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你說謊，公眾怎么能夠信任你？如果身負重任者撒謊，并且能在眾目睽睽之下逃脫罪行，公眾怎么信任這個制度？而如果國會縱容它的議員撒謊，新加坡人要怎么相信國會制度？如果我們對明目張膽、極其不該的錯誤輕易作罷，它將腐蝕人們對領袖的信任、對國會的尊重、對我們整個政治制度的支持，而新加坡將會招惹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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