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3元1單的外賣，有多少年輕人在搶單送外賣？

文/陳根

為什么1300萬中國人，會困死在3元1單的算法中？這個不是玩笑，是殘酷的現實，是在我們一季度GDP取得5%的高速增長的情況下，社會的一種現實狀況，那就是外賣行業。

外賣平臺把“靈活就業”包裝成救命稻草，可現實是：全國1300萬外賣騎手，正被算法、單價暴跌和失業洪流活活碾碎。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場沒有退路的生存戰爭。

晚高峰，北京北六環于辛莊村。外賣員小陳——在這片“北漂第一落腳點”狂奔了整整8年——終于等到第一波訂單。他閉眼都能摸清每條巷子、每棟樓。可這套“輕車熟路”，早已換不來從前的飯碗。

單價腰斬，人數翻倍，搶單卻像搶命。

行業數據顯示——早年一單平均10元以上，如今普遍3-5元。幾十人、上百人同時盯著同一單，就看系統“愛不愛你”。

騎手們崩潰發問：算法越來越聰明，為什么我們干得越來越久、賺得越來越少？早年沒有嚴苛的送達時間要求，稍微偏差也不會被扣款，可如今如果不按照算法的時間送達，就連3塊錢都難以到手。

在北六環于辛莊村、在CBD、在萬柳，以及在上海、深圳，只要是人口密集度高的城市，我們都會看到同一個殘酷事實——那就是越來越的人依然在涌入，哪怕一單只是3塊錢，這意味著什么？其實本質上只是為了求生，為了有微薄的收入能活下去。

在北京，超過五成的外賣員，是來自環京農村的青年，河北農村占絕大多數。在上海，也是如此，大部分的外賣員都是來自外來務工的群體。

他們最經常說同一句話：

“我們農村年輕人，出路真的很少。”

“送外賣后，我的語言能力都退化了……”

“錢掙不到，還得擔心命呢？”

這不是選擇，是被逼到絕境后的唯一活路。

科技本該解放人力，卻把他們鎖進更長的工時、更低的收入、更深的焦慮。有人每天刷單刷到崩潰，晚上做夢都在搶單；有人直言：“外賣員不是困在系統里，而是困在自己的欲望里。”其實這樣的評價也不對，拼命的努力只是為了不被扣錢的3塊錢一單，這要不是被迫無奈，誰愿意被算法驅動與剝削呢？

底層青年和大學生，一起墜入同一深淵。

河北農村中專生，2月來北京先當廚師，老板卷款跑路，工資一分沒拿到，只好跑外賣。三個月前月入八千，這個月月底才四千出頭。父親剛做完腰椎手術，家里沒有其他收入。他苦笑：“躺平？那不是等死嗎？不能啃老啊。”

985高校畢業、全職媽媽7年的35歲女性，重返職場卻四處碰壁：“沒有工作經驗，學歷也沒用了，還過了35歲……”她最終脫下“孔乙己的長衫”去送外賣：“外賣不挑人，男女老少都能接納。”

如果教育的出入是這么的歸宿，可能真的是投胎走錯了地方。

租車店老板更殘酷：“今年各行各業都有壓力，以前敲電腦的白領、坐辦公室的，都下來了。文化低一點的、歲數大一點的，只能跑外賣——門檻低，起碼能活。”

危險、屈辱、健康，全都換成了3元1單。

逆行、闖紅燈、事故頻發。騎手們心照不宣：“吃飯都成問題，命就不那么重要了。”一位去年骨折的騎手回憶：正常騎行被汽車開門殺，肋骨斷五根、手指斷裂，手里還掛著兩單……

一位大學生被外賣員撞下天橋后，顫抖著說：“他們已經被徹底異化，只剩下一雙腿。”

高檔商圈也救不了他們。

SKP附近的騎手，勉強算“少數幸運兒”，過年舍得給自己買1300元羽絨服。可他們進商場只能走“小員工通道”。有人卻說：“不讓我進更好，省得爬樓。”

盡管生存艱辛，但他們還有微弱的溫度： 發現一家免費加雞蛋的面館，就拉著兄弟們一起吃；送蛋糕時偷偷多要一盒蠟燭，插在自己的面條上慶祝生日；最期待的，是過年回家推開門，孩子撲過來喊“想死你了”。

但是更殘酷的現實是，很多外賣員在趕時間的路上猝死，一些人在出租屋內猝死多天都沒有人發現，這畫面有點夢回清朝的感覺。在清朝，一邊朝廷要對世界宣戰，表示自己強大；一邊老百姓生存困難，餓死無數。

然而悲傷的是，更多人已麻木。

小陳說：“單價低了，比以前累多了。明年打死我都不干了。”

可大多數騎手，明年、后年……依然會在算法里搶單，在逆行與超時之間賭命，在3元1單的薄利里耗盡青春。

18年前，中國第一筆外賣訂單誕生。十幾年過去，外賣員用車輪和汗水，親手塑造了這個“又愛又恨”的世界——卻把自己活活困在了里面。與其說是被自己困在了里面，不如要問，到底是誰不把外賣群體當人尊重？

1300萬條命，1300萬個“沒得選”。

當大學生、中專生、白領、農村青年，全都擠進同一條賽道，拼命用健康和尊嚴換3元1單時，中國底層失業與青年絕望的真相，已經再也藏不住了。

他們不是在送外賣。

他們是在用命，證明這個時代——沒有退路，也無處可逃。

可當我們以為這是一個很糟糕的處境時，我們還是樂觀了，因為馬上又有幾千萬的大學生在幾個月后就要進入社會謀生，很多人能選擇的也是3塊錢一單的外賣工作。不是這些大學生想從事外賣行業，而是時代讓他們沒有選擇，要活下去，就沒得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