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風且暴：乾隆十三年春的“剃發”風暴

一說到剃發案，人們應會聯想到清廷入關之初的“薙發令”。清軍所到之處，逼令漢人依照滿人式樣剃發，“金錢鼠尾”，“留發不留頭”，在江南激起了決絕慘烈的抵抗，“江陰八十一日”“嘉定三屠”，皆不堪回首。而忽忽一百年過去，發生在乾隆十三年春的一場剃發風暴，起因卻是臣子在皇后喪期剃掉了頭發。弘歷為此發出一道道嚴諭，督令徹查，應聲而起的是告密和舉報，是大小涉事官員被逮治審訊，是特旨賜死出身滿洲的封疆大吏……

歷史常呈現出這樣的顛倒錯愕。而細加梳理，尋覓乾隆帝興起大獄的心理軌跡，又顯得發乎性情，因果連環，起動收束亦自然。歷來史家對此多有批評，甚至論為弘歷苛待大臣的轉折點，卻忽略了其反復強調的“君臣大義”，也忽略了乾隆帝對此所作的極端化闡釋。如果說崇信儒學、終身讀書是弘歷的一個特點，而選擇性接受，強詞奪理，應是他的另一個特點。

失侶之痛

十三年（1748）二月初三日，乾隆與皇后富察氏奉生母崇慶皇太后離京往曲阜祭孔，返程中登臨泰山，暢游濟南的大明湖、趵突泉諸名勝。祭孔乃國之大典，弘歷極盡虔敬，而隨后的觀光游覽，一以奉母行孝，一以撫慰富察氏的心理創傷，也顯示出他作為夫君的體貼入微。

富察氏出身滿洲鑲黃旗，父親李榮保曾任察哈爾總管，兩個伯父馬齊、馬武皆一品大員，民諺有“二馬吃盡天下草”之說，可證其家族之貴顯。她自幼隨哥哥弟弟讀書習字，聰穎淑靜，寫得一手雋秀的行楷。當年雍親王胤禛尚在潛邸，一日過訪榮保，偶見此女書法，大加嘆賞，遂為第四子弘歷定親。二人婚后和美恩愛，待弘歷登上帝位，富察氏也就順理成章被冊立為皇后。未想天有不測風云，皇后所生二子接連早殤：永璉已被密立為太子，“聰明貴重，氣宇不凡”，不幸在九歲時一病而亡；次子永琮的降生帶給她新的希望，皇太后也對這個“聰慧殊常”的孫子格外喜愛，孰料僅一歲半就出痘死去。生活就是這樣，饒你有潑天鴻富貴，也抵不過命運之無常。

孝賢純皇后（富察氏）24歲被封為皇后時，由宮廷畫家為她畫的朝服像

永琮死于乾隆十二年臘月二十九，就在過年的前兩天，富察氏的悲傷不難想象。而十三年春東巡祭孔之事早已確定，她還是堅持隨同前往，一路勉力支撐，在濟南游覽時又染上風寒。弘歷看她病勢沉重，決定改由運河乘船返京，以減少途中顛簸，而剛在德州碼頭移至御舟青雀舫上，皇后即告不治，時在三月十一日午夜。

“愛博而心勞”，是魯迅先生對賈寶玉的點評，移之于做過寶親王的愛新覺羅·弘歷，也覺貼切。弘歷一生創造了多個歷史之最：執政時間最久，享年最高，親見七代，五世同堂，也包括他二十歲就給自己編文集，主持編纂了我國歷史上最大部頭的《四庫全書》，撰作了四萬多首詩詞……可謂無帝可比。而由嫡子連喪、皇后猝亡，則知他在生命過程中，必也遭受過很多次的心靈重創。眼見皇后奄逝，弘歷慌忙到母親的御舟奏知，皇太后聞訊過來，“臨視，悲慟良久”。乾隆命王大臣“恭奉皇太后御舟緩程回京”，自個留下來為皇后料理喪事。二人為結發夫妻，伉儷情深，本以為可白頭偕老，豈知皇后竟爾撒手塵寰。弘歷痛徹心扉，諭稱：皇后“作配朕躬二十二年，正位中宮一十三載。逮事皇考，克盡孝忱；上奉圣母，深蒙慈愛”，“思惟‘孝賢’二字之嘉名，實該皇后一生之淑德，應謚為孝賢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傅恒受命護送青雀舫回京，“一路晝夜勤勞，殫竭心力”，直隸總督那蘇圖沿途照料，“一切事務不辭勞瘁，經理有方”，均晉加太子太保銜。

弘歷寫下一些情真意切的悼亡詩文，如《述悲賦》，篇幅較長，茲節選數段：

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連棄。致黯然以內傷兮，遂邈爾以長逝。……切自尤兮不可追，論生平兮定于此。影與形兮難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對嬪嬙兮想芳型，顧和敬兮憐弱質。……嗚呼！悲莫悲兮生別離，失內位兮孰予隨？入椒房兮闐寂，披鳳幄兮空垂。春風秋月兮盡于此已，夏日冬夜兮知復何時？

皇帝有三宮六院，自難以專一、不專一來評說，卻也會有持久深摯的愛情，一旦失去，或能形成巨大的政治沖擊波。弘歷先失嫡子，再失元配，心中之煩郁難以排遣，變得敏感易怒。他看到皇長子永璜、皇三子永璋迎喪時的表情不夠悲傷，當眾厲聲痛責，連帶他們的師傅諳達也跟著受罰；認為翰林院所擬謚文有滿語誤譯，負責翻譯的侍講學士塞爾登、審稿的吏部侍郎德通立即被革職；接下來，光祿寺、工部、禮部皆因辦事不到位被挑剔責罵，也是一處分一大串。

終風且暴，來自《詩經·邶風》，意謂一整天都在狂風暴雨中，用以形容此時的大清朝廷，堪稱貼切。悲傷引燃了乾隆皇帝的怒火，一縷癡情演化為臣子的惶恐，朝中官員人人自危，怎知這只是個開始。

皇后去世，按清廷的常規，外地大員不至京吊唁，這次孝賢皇后的喪儀中也未作要求。但各省督撫將軍及織造、鹽政有不少人上疏請求赴京，其間有內務府老人的真切感情，亦不乏善于揣摩逢迎之輩。兩江總督尹繼善等老成持重者未表態，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檔案中也未見到老尹致皇上的慰折，大約不是疏忽，而在于通例無須如此。豈知弘歷痛令智昏，將臣下在皇后大喪中的表現視為忠誠與否之證，凡沒有奏請赴京祭悼送葬的，皆予以降兩級的處分。全國約有五十多名大員被降級。

人臣無將

無將，原指勿存叛逆簒弒之心，出自《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至司馬遷作《史記》，始見以此二字與“人臣”組合，那是秦二世時陳勝起事，找博士儒生問策，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愿陛下急發兵擊之。”意思是臣民不可犯叛逆罪，觸犯了則殺無赦。未想近兩千年之后，乾隆帝竟用在一些官員頭上，指為叛賊。

翰林院呈上擬寫的大行皇后哀冊，弘歷閱后認為清文（即滿文）譯本出了大錯，急命傳召請旨各臣，卻被告知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張廷玉、阿克敦已然出宮了。此日為四月二十，諭旨中用了“人臣無將”這樣的重詞：

今日翰林院奏大行皇后冊文內，有“皇妣”字，清文翻為“先太后”，從來翻譯有是理乎？此非無心之過、文意不通所可比。且此文留中，欲細覽交出，及看出大不敬背謬之處，欲傳旨詢問，則阿克敦等皆已散去，此又從來所無者！豈有呈覽之本留中，未降諭旨，而請旨之大臣棄而他往之理！大學士張廷玉年老尚可，阿克敦亦老邁乎？此皆阿克敦因前日解其協辦大學士之故，心懷怨望，見于辭色耳。伊于皇考時獲罪后復起用，朕用伊至尚書，數年來實無出眾宣猷之處，而每以文學老成自命，不得升用，輒懷怏怏，人臣無將，此之謂也。阿克敦著革職，交刑部問罪。德通等著交部嚴察議奏。

弘歷孝思綿長，生母崇慶皇太后尚健在，皇后之喪竟被譯成“先太后”，自然會忌諱和生氣；更讓他惱火的是，翰林院掌院學士張廷玉和阿克敦呈上冊文后，居然不等皇上批示就走了。此諭措辭峻厲，將辦事不嚴謹，提升到心懷反叛的高度，隱隱已見殺機。

從辦事流程上看，應是由翰林官先擬出漢文哀冊，層層簽報至皇上閱定，再翻譯成滿文。侍講學士塞爾登擔任譯稿，吏部侍郎德通負責審定，二人皆精曉滿文，屬于主要責任者，吏部擬予革職，得旨“俱著革職，從寬留任”。對于三朝老臣、內閣大學士張廷玉，弘歷也以年邁之由放過，單單對阿克敦憤怒異常，所為何故？阿克敦為滿洲正藍旗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歷編修、侍講學士、詹事、內閣學士，執掌翰林院；雍正朝任禮部侍郎、兵部侍郎、廣東巡撫、廣西巡撫，曾被心懷不滿的屬下告發，定為斬監候，而不久又任副都統，命在征討準噶爾大營協辦軍務。乾隆即位后，欣賞其人品才學，擢為鑲藍旗滿洲都統，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再升任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內閣協辦大學士，并多次授命其主持會試和順天府鄉試，擔任經筵講官，頗為信任倚重。

為什么出現這么大的變化？

一是臨事而激，弘歷認為冊文中出了大錯，卻已找不到呈奏者詢問，怒火頓時被引燃，阿克敦等自是不夠敬慎。二則與此前的人事調整相關，這才是弘歷敏感火大的主要原因。那年正月二十日，乾隆帝命阿克敦任內閣協辦大學士，仍兼刑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等；因孝賢皇后去世，悲痛中想要優待皇后家族之親，遂將阿克敦的協揆解除，給了富察氏的弟弟傅恒。予與予取，在皇帝自然只消一句話，可弘歷心細如發，或覺得對阿克敦有點兒不夠意思——畢竟人家勤懇謹慎，并沒有什么錯失。正因為先有了心結，弘歷一聽阿克敦在值班時早退，立刻定性為心懷怨恨。

三天后，刑部提出對阿克敦的處理意見，擬比照“增減制書未施行者律”，處以絞監候。也真是太難為這幫子刑部官員了，奉旨為本部的一把手定罪，又明知他實在沒啥罪過，只好找了個撰寫重要文件不慎重的名堂。弘歷讀后更怒，再發嚴諭，指出“阿克敦之罪，曰大不敬，曰怨望，曰人臣無將”，朕已講得如此明白，刑部堂官為了照顧同寅之誼，黨同徇庇，仍以翻譯錯誤定罪；而若以翻譯失察而論，主稿的為塞爾登，失于審校的是德通，其罪要更重，同為掌院的大學士張廷玉也有責任，何以專治阿克敦之罪？他再次將阿克敦定性為“人臣無將”，并嚴詞訓斥刑部大員：

伊等身為大臣，豈不知大不敬、怨望及人臣無將，為臣子極大之罪，而有意援引輕比，冀薄其罰，不知適以重阿克敦之罪，欲愛之而反以害之也。……今觀該部如此定議，則阿克敦必不可宥。是阿克敦之罪，成于該堂官之手。該堂官欲傾身以救阿克敦，微特阿克敦不可救，而身蹈罪戾，且不能自救矣！

看似理直氣壯，實則是以勢壓人，可誰敢辯駁呢？見皇上動怒，刑部大員極為驚惶，十余日后再上奏議：“阿克敦以解退協辦大學士，心懷怨望，于冊文大典既不敬謹辦理，又于進呈御覽時不候諭旨，遽自他往……應照大不敬斬決律末減，擬斬監候。”朱批：“秋后處決。”

第二天，輪到吏部對“故為寬縱”的刑部堂官擬定處分了，提出擬將署尚書盛安、尚書汪由敦，侍郎勒爾森、錢陳群、兆惠、魏定國均予以革職。皇上批了個“革職留任”，以示寬仁。

兩個小官剃了頭

禮部為孝賢皇后所擬的大喪儀，今天能見到《清會典事例·喪儀·孝賢純皇后大喪儀》，以及《清高宗實錄》卷三一一所載兩種版本，應以后者為原版，有“在京王公百官咸縞素二十七日，百日剃頭”一款，得到御批認可。

六月十三日，山東沂州營都司姜興漢、奉天錦州知州金文淳違制在皇后大喪百日內剃頭，被人舉報，命拿交刑部問罪。就兩起違制剃頭案，乾隆發布了措辭嚴厲的諭旨：

本朝定制：遇有國恤，百日以內皆不剃頭，倘違例私犯祖制，立即處斬。亦如進關時令漢人薙發，彼不薙發者無不處斬之理。此百余年人所共遵，不待傳諭而后曉，是以會典律例皆無明文，蓋以修《會典》時不過增損明季之舊章，明朝原無此制也。又以其事本理法所必當然，不必載之簡冊。……至謂漢人遂可不遵百日之制，茍有此心，即與不肯薙發者同，尤不容誅也！

清廷入關后所頒布的薙發令，逼迫漢人悉遵新朝服制，殺戮慘重，實乃一樁血淋淋的歷史罪案。在弘歷的立場上，則可拿來作為堂皇正大的依據，不僅毫無懺悔之意，語氣亦極為兇橫。所謂“國喪百日內不剃頭”為本朝的制度，其實是乾隆的個人說法。查《清會典事例·喪禮》，所記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崩逝，只是王公大臣“截發辮”，福晉與命婦“剪發”“摘耳環”。雍正帝駕崩后，喪儀的規定細密了許多，如王公大臣齋戒二十七日，一年不作樂、百日不嫁娶等，對頭發仍是男子截辮、女子剪發。新登基的弘歷為表達孝思，諭令再議，又增加了一些，如“百日內皇帝服縞素，百日外請發易素服”，斟酌文義，似乎是專為皇上一人量身定制的。請發，即剃發，全句的意思是：大喪滿百日后再剃頭，更換為素色衣服。

到了禮部擬定孝賢皇后喪儀，開列有“百日剃頭”條款，但語義不甚明晰，也可以理解為在京官員須此，外地不一定；且喪儀頒發范圍不廣，知道與重視的人也不夠多。應是考慮到這些因素，弘歷雖加痛斥，還是決定格外施恩，傳諭除已經查出的，各省督撫接旨后不必過分追究。但又補充說：旗人本來就應當知道這一祖制，如果有人剃頭，不在寬大之列。

乾隆帝

對姜、金二人的審訊擬罪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辦理，過了差不多一個月，見遲遲未提交處分意見，乾隆帝將刑部尚書盛安召來詢問。這位老臣剛接替阿克敦的位子，雖不免仰承圣意，仍有尊重法律的職責底線，當面對皇上表示量刑過重。弘歷叫他按照律例定罪，自己會加恩，可盛安無律例可據，感到很為難，拖延不奏，并在皇上再次詰問時舉康熙朝李斯琦的例子，表示重判會損害朝廷聲譽。弘歷勃然大怒，說李斯琦只是一個私自剃頭的免職官員，而金文淳乃翰林出身，官至知府，屬下曾以“滿官皆未剃頭”規勸，仍不管不顧，即斬決亦罪有應得，何況已有從寬之旨。他聲稱此舉意在維護祖制和明正國法，令將盛安革職治罪，并警告漢尚書汪由敦不得予以庇護。天子之怒，再次令一干司法大員魂飛魄散，很快將盛安從重擬為斬決；吏部也奉旨擬議，除本來持不同意見的侍郎兆惠外，所有刑部堂官均革職。得旨：盛安從寬改為斬監候，汪由敦等從寬免其革任。

撞到槍口上的河督

到了閏七月，孝賢皇后逝世已過百日，一連串的官員剃發案件被揭出，從官員到普通兵丁都有，幾乎遍及全國。弘歷自知法不責眾，但騎虎難下，只能拿在任高官立威。首先撞到槍口上的，是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

周學健是一個書生，雍正二年高中進士，選庶吉士，散館留翰林，而因精明強干，由卿貳升任方面大員，歷任福建巡撫、閩浙總督。南河頻發水患，乾隆又將他調任河務總督兼漕運總督，一直很器重。大概率是沒太留心皇后喪儀的規定，周學健在過了二十七日的喪期后就剃了頭，屬下也紛紛跟著剪發。后來得知有百日之禁，剪掉的頭發卻是接不上了，只得躲著不見外人。福州將軍新柱進京，對皇上報告路過淮安時，周學健以查河為由避開，聽說是剃頭了。后來又有幾個人說起，弘歷未作追究，豈知署江蘇巡撫安寧專折密奏，不便再佯裝不知，命在那里督辦河工的內閣大學士高斌將之拿解來京，交刑部審訊。乾隆發布諭旨，譴責周學健“喪心悖逆”“目無上下之分”，說他本應自首，竟然設法蒙混掩飾，進而批評內閣、軍機處等重臣為之遮掩，諭曰：

此事傳聞已久，舉朝大臣官員豈概無聞見？乃無一人舉發。外廷九卿召對尚稀，至軍機大臣等時常召見，亦未經奏聞，其意不過欲為之蒙蔽，以救伊重譴，試思朕果可蒙蔽之主乎！今朕降此旨，伊等能封駁執奏乎？現在交部治罪，部臣即漢人同年相好，尚敢以己之身家首領為伊保全乎？又都察院御史、給事中等平時采聽風聞，即細微未甚確實之事，動輒陳奏，今以周學健之悖謬，朕已屢有所聞，乃未見伊等片牘入告，明系伊等師生朋黨之誼，固結彌縫，牢不可破，是以代為容隱，緘默不言。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司糾劾，可如是之徇隱袒庇乎？即非盡出于黨護周學健，亦必以為舉發此事，將恐招致物議，人心至此，尚可問乎！

一連串的問號，一連串的訓誡和警告，早忘記自己起先曾表示不愿追究。該諭由剃頭一事升格為辜負圣恩、故意蒙騙，再擴大至朝中大臣與科道官結成朋黨，幫著遮掩，或遇事只知顧惜自個名聲。最后一點的確存在，似也不宜全說成是私心。

周學健人緣甚好，在朝中的根基也深厚，大學士高斌奉旨拿解，江西巡撫開泰奉旨抄家，刑部尚書錢陳群奉旨審辦，都預先受到皇上的警告，要他們不得庇護，并將最嚴厲的話甩向兩江總督尹繼善。此事按說與老尹并無瓜葛，周學健的衙門遠在淮安，尹繼善在南京，各有一大攤子公務，不可能經常見面。只因二人為同年進士，便被指責“明知不奏”“有心欺隱”，斥之為“滿洲之托名科目、好名無恥之徒”，直接給他一個革職留任。

今天的流行語“躺槍”，對尹繼善來說真是太貼切了。當年六月間從蘇州辦案返回途中，尹繼善由中暑發展成瘧疾，病勢兇猛，一直以躺臥為主。這在當日可是要命的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染上瘧疾，向康熙帝求賜金雞納霜（為傳教士帶入中國，曾治好玄燁的病，皇宮中常年保存，頗為珍貴），玄燁派飛騎馳送，雖未能挽回曹寅的性命，卻留下一段佳話。尹繼善豈有不知，趕緊派員持密折進京，請求乾隆帝賜藥，待聞知皇上對自己嚴重不滿，又讓人急速追回。此事也傳到無所不知的弘歷那里，再次降諭斥責，說他行為詭秘，不夠光明磊落。尹繼善不敢求藥，更不敢請假，臥病處置軍政事項，也是福大命大，沒多久居然痊愈了。

舉報周學健剃發的署江蘇巡撫安寧，乃弘歷做皇子時的舊仆，由布政使升署巡撫，年輕躁進，熱衷于搞事和整人，不管是下屬、上司，還是同僚，逮著誰都下手，也說了尹繼善不少壞話。安寧上位即推行苛政，引發米價飛漲，市民到府衙請愿，下令抓捕和拷打，竟然當堂杖斃三人，輿論洶洶。尹繼善去蘇州就是為辦理這個案子，如實向皇上奏報，致使安寧被解職。弘歷得知安寧行事貪酷，有些意外，也斥責他作為潛邸幼仆，對孝賢皇后大喪“僅飾浮文，全無哀敬實意”，不久傳旨抄了他的家。這就是弘歷，若犯了貪贓之條，再親近的人也不會饒恕。

賜死塞楞額

弘歷并非一意孤行之人，也善于及時修正偏差。四月末的大發作、大懲罰過去未久，不知是某人報告還是他個人發現，總之是了解到哀冊的翻譯實未出錯，是自己看錯了。道歉是不可能的，但開始陸續讓涉事人等復職。閏七月初一日，諭令對阿克敦“棄瑕錄用”，署理刑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十月，再升為鑲白旗漢軍都統，管理翰林院掌院學士；十二月，又恢復了他的內閣協辦大學士。還有那位承擔審核之責的吏部右侍郎德通，被斥責時不敢辯，此時則被稱贊“勤慎小心”，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應該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弘歷的悲痛漸漸降解，也希望快速走出孝賢皇后大喪的陰影。

樹欲靜而風不止。天下從來不缺希旨幸進的人，不缺乏愛告密的人，南河總督周學健之后，又扯出湖廣總督塞楞額。與學健不同，老塞勉強算個自首。他與湖北巡撫楊錫紱、湖南巡撫彭樹葵也在二十七天后剃了頭，因周學健事發，錫紱恐慌，再三建議一起向皇上坦白，老塞猶豫了幾天，終于被迫交代。閏七月二十一日，乾隆為此發布長諭，說對各省官員私自剃頭的，不能不治罪，又擔心無知犯法者多，曾諭各省督撫不必查參，僅要滿洲督撫將已查辦者具名上報，但想不到督撫大員中，竟有周學健之流，而今塞楞額又奏稱與彭樹葵、楊錫紱以及兩省文武官員也剃了頭，諭曰：

塞楞額滿洲大臣，歷任督撫有年，乃如此喪心病狂，實非意想所及。近因周學健以督撫大臣不遵國制，已降旨拿解來京，重治其罪。今觀塞楞額亦復如此，實乃全不知君臣大義，試問伊于父母大事、服制之禮若何？若以塞楞額所為為是，則各省督撫令屬員皆俟百日者反非乎？漢人猶尚諉曰不知，滿洲世臣而亦不知此乎？

塞楞額出身滿洲正白旗，康熙四十八年中進士，歷仕三朝，由卿貳出任封疆大吏，是滿洲世仆中少有的書生，卻被抓了個反面典型。

至于懲處，弘歷堪稱出奇料理，那就是抓大放小，重處滿員寬處漢員。他說：文淳“巳問斬決……豈知督撫大員中又有周學健，則更無怪乎金文淳；豈知滿洲大臣中乃有塞楞額，則又無怪乎周學健矣。”命將塞楞額革職抄家，拿交刑部治罪；對彭樹葵、楊錫紱予以革職留任，罰出資修理直隸城工各一處；至于兩湖的文武官員，因為是跟著督撫剃發，皆不加問罪。由此聯想到此前之案，錦州知府金文淳本已定為斬監候，加恩予以釋放；南河總督周學健改為從寬革職，免交刑部治罪。后弘歷得知楊錫紱曾反復規勸塞楞額自首，認為他尚知大義，“原派直隸城工，免其承修”，順便又把彭樹葵訓了一頓。

九月初七日，乾隆帝命御前侍衛五十七會同刑部尚書阿克敦等，前往刑部大牢宣諭，賜塞楞額自盡。此時已查出周學健在河督任上有貪贓不法之事，兩個月后，又是阿克敦帶人前往刑部獄，宣諭賜周學健自盡。可憐的阿克敦，不久前還在獄中等待秋決，甫得逃出生天，又要他至此獄宣讀賜死他人的諭旨，真不知是何感想？

至此，剃發案引發的政壇大風暴，才算最終停息。

滿洲舊規與君臣大義

對于皇后大喪的“百日剃發”，乾隆一直強調為滿洲舊規和祖宗定制。當他聽說盛京、杭州、寧夏、京口、涼州、四川等處將軍只令官員過百日剃頭，不去約束標下兵丁，即行訓諭：“伊等忘滿洲舊規，可謂不知輕重矣。其未經辦理之處，甚屬糊涂！”下旨全都交部察議。

在處死老臣塞楞額之前，乾隆也曾猶豫再三，最后還是痛下決心，諭曰：

朕思伊以滿洲世臣，揚歷中外，任至督撫之重，諸事何所不經。豈有祖宗定制所在，君臣大義所關，而違制蔑禮，甘心犯法，一至于此。朕再四躊躇，在他人所犯尚有可恕，而塞楞額之罪，萬無可恕。

內心之不忍，顯而易見。結合前面的大行赦免，可證明弘歷并不想對剃發者大肆誅戮，還是盡量減小懲治范圍。塞楞額作為出身滿洲的封疆大吏、從一品高官，不幸成為維護朝廷尊威的犧牲品。諭旨中所說的“滿洲舊規”“祖宗定制”，乃指女真人特有的喪葬制度，是以弘歷認為必須賜死一個滿族高官，才能夠起到警示的作用。

儒家提倡“以孝治國”，對國喪極盡鄭重，制定了一整套的喪儀規則，并無不許剃發一條。查《周禮》《禮記》等書，只見到以麻束發的記載。明朝遇有帝后之喪，也只是偶爾要求命婦“披發哭臨”。而《清會典事例》涉及國喪的滿洲舊規，前四朝僅令男子截發辮，女性剪發，所謂一百日內不剃發，未見于祀典。弘歷宣稱“遇有國恤，百日以內皆不剃頭，倘違例私犯祖制，立即處斬”，大約因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依據，又解釋道：“此百余年來人所共遵，不待傳諭而后曉，是以會典、律例皆無明文，蓋以修會典時不過增損明季之舊章，明朝原無此制也。又以其事本理法所必當然，不必載之簡冊。”此說顯得很缺乏說服力。

至于說“百日剃發”是滿人的一種喪俗，則未必是虛。猶如漢人的“廬墓三年”，父母逝后于墓旁搭一小房子守喪，每天繞著墳頭號哭，是有的，就連“廬墓六年”的也有，卻也不會多。同理，滿人的百日內不剃頭，極端者三年不剃頭，歷史上和生活中都可能發生，也不會多。試想：以滿人發式的金錢鼠尾，如果任其瘋長三個多月，會成個什么樣子？而弘歷恰恰認為：只有這樣的一蓬亂發，才更能表露悲摧緬懷之情，宜于臣子的表忠抒誠。

有人說孝賢皇后的遽爾辭世，使弘歷性情大變，一改早期對大臣的溫煦禮敬，變得刻薄和殘忍，倒也不全是。其實終其一生，弘歷都算是愛才惜才，重視選拔文武人才，重視與大臣的個人交誼，甚至推恩及其父母子女。正因為如此，六十余年間出現了不少“特達之交”，以及一些著名的官二代：如阿克敦之子阿桂、劉統勛之子劉墉、尹繼善之子慶桂，皆清正有為，后來位至內閣大學士。對于塞楞額的違制剃發，弘歷在諭旨中兩次說他不知君臣大義，近似的表述在前面也有過，應予關注。如四月在靜安莊臨奠時有一半官員不到，弘歷諭曰：

夫夙夜匪懈者，人臣之大義。齊集乃禮制攸關，既經通傳，自應恪恭將事。乃大行皇后之事，諸臣甫以齊集不到被劾，而此番齊集不到者，又過其半。此實向來積習成風，總由懈怠公事，以安逸為當然，以幸免為得計。……則君臣一體，休戚相關之誼安在？試思朕車駕親臨，而諸臣若罔聞知，偃息在床，有是理乎？撫心自問，于汝安乎？

所謂“人臣之大義”，也就是君臣大義，是“朕御眾以寬，而諸臣事君盡禮”，是“君臣一體，休戚相關”，也是“夙興夜寐”“鞠躬盡瘁，臨難致身”。儒家的治國理念，弘歷的政治目標，均在其中。

六月，因不斷接到舉報旗人的違制剃發，乾隆專發諭旨，慨嘆滿洲風俗本來醇厚，敬君親上，近年來流于浮靡，也舉了一個因主子戰死三年不剃發的義仆之例，“朕曾記從前戴鶴軍前陣亡，伊跟役人等至來京時，已過三年，回家見其主母，始行薙發。伊等一服役人耳，猶能知主仆之分，實意奉行”，接下來就告誡八旗之掌旗都統：

朕臨御以來，以滿洲舊習為重，恐致流失，疊經訓導。即于伊等生計亦必悉心籌畫，伊等亦當知感，各敦滿洲風氣，以盡區區之誠。乃于此等大事，反出此干犯之人，朕心實為嘆息。八旗都統俱有教養旗人之責，平時應教之以禮，使之尊君親上。皇后大事，伊等果誠心開導，不時稽察，即有不肖之徒，亦不出此……嗣后八旗都統等務令旗人，勿失舊規，使各明白大義。

這里所說的大義，包括醇正、質樸、果敢、敬君親上等，而核心仍是一個“誠”字。

當年十一月，朝廷向金川前線增派滿兵五千名，經過西安等地時出現了接待和供應的不足。而因陜西巡撫陳宏謀出身翰林，弘歷認為張廷玉等有意偏袒，當即指出：“以理論之，陳宏謀之不能急公，朕雖免其置議，而在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尚應以此自慚，請將陳宏謀議處，方見不分滿漢，能知君臣大義。……況君臣之間，相接以誠，大臣中或不無滿漢之見，而朕心則廓然大公，視同一體。如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晨夕內直，豈尚不知朕心。倘朕稍有此見，是為薄視伊等，面是心違，在朋友尚不肯出此，況朕為天下主耶！”是指責，也要剖白。此時，剃發案的政治風暴已然過去，而諭旨仍不離君臣大義，反復申說。他所指斥的偏袒不一定準確，而所提倡的君臣以誠相接、滿漢一體，無疑是正確的。

既然重處了塞楞額、周學健等滿漢大員，既然喪儀中有專為皇帝制定的不剃發條款，為孝賢皇后持喪期間，弘歷應可肯定是不會剃發的。那年的他三十七八歲，正值須發繁茂的年齡，怎么處理？而經皇上這一番折騰，滿漢大臣必也不敢再剃頭，不久便是盛夏，大清朝堂一堆毛茸茸腦袋晃來晃去，也覺滑稽。果真如此，弘歷應會有些后悔，宮中內侍也會想方設法，可畢竟不能剪掉，不是嗎？

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乾隆的生母崇慶皇太后壽終正寢，生前留下遺囑，要他及王公大臣服喪二十七天。弘歷表示自己將穿孝一百天，所有臣等照例二十七日除服，至于剃發一項壓根未提，鑒于此前的教訓，估計大家都會堅持一百天，不敢造次。此一節未見記載，推測而已。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七個月后，弘歷往泰東陵謁祭，爾后專發一道諭旨：

國俗于親喪，服縞素，百日而除。朕昔遭皇考大故，欲持服三年，圣母諭云：“滿洲舊俗，服縞素即不薙發，故止能以百日為斷。若百日外仍服縞素，亦不當薙發。經二十七月之久，蓄發甚長，不幾如漢人之蓄發乎？此必不可行之事。且國俗不薙發即不祭神，而舊制從無三年不祭神之事。縞素百日，已為得中，不宜太過。欽此。”朕因敬遵慈訓而行。

可知，若非皇妣留有遺囑，弘歷曾想縞素三年、不剃發三年。此時才覺得遵行禮法之類，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乾隆對儒家學說堪稱熟精，又像絕多帝王一樣奴視臣下，頤指氣使，發怒時更是苛刻偏執，舉措很極端。儒家所說的君臣之義，也就是君臣之禮，應該是雙向的，以故孟子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乾隆不會沒看過這番話，包括后面的“三有禮”才會為君主服喪，但顯然不以為然。“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那時還處于乾隆早期，朝中講求原則和操守的大臣還蠻多，但在皇權面前，在狂風暴雨之下，早被刮得東倒西歪，低眉順眼，哪里顧得上什么“罪大”“罪小”！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歷來的解釋甚多，我倒覺得其染寫的狂風驟雨之暴虐，再大再久也終將過去。而其所描繪的居高臨下和任性，怒火噴發和強詞奪理，與此時的弘歷頗有些相合。再回到這場剃發風暴的興起，從表面上看，由于弘歷對皇后富察氏之死的悲傷，痛極而遷怒，認為包括兩個皇子在內的一些人假惺惺，虛應故事；深層原因，則與他的天生敏銳、敏感相關聯，將臣子未能凜遵喪儀，升級為大不敬、冒犯朝廷的尊威；而緣此折射出的儒家思想之潛移默化、中土禮制與滿洲舊規的融合，尤其是乾隆操“大義”之棒以箝制臣下，更應引起關注和思考。

（本文摘自卜鍵著《朕亦一書生：乾隆時代的君臣父子》，北京大學出版社，2026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來源：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