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8日至9日,印度洋公海海域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追逐。懸掛中國香港區旗的“阿奎拉二號”油輪,在美軍驅逐艦、直升機和特種部隊的立體圍堵下被強行登臨扣押。美軍高調宣稱“說到做到,即使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海洋,也能保衛國土”,并放話“地球上沒有其他國家能像美國這樣貫徹意志,燃料耗盡前必能追上”。這并非孤例。自2025年12月10日美國對委內瑞拉實施“全面徹底的封鎖令”以來,從加勒比海到北大西洋,已有至少7艘被指與委內瑞拉、俄羅斯、伊朗等國有關的油輪遭美軍武力扣押。美國總統特朗普更在社交媒體上警告,對任何靠近封鎖區的伊朗快速攻擊艇,將使用“與我們在海上對付毒販船只相同的擊殺方式——快速而殘酷”。一系列跡象表明,美國正日益頻繁地將其國內單邊制裁令,通過海上武力強制延伸至國際公海,一場以“封鎖”為名、行“長臂管轄”之實的海上混合戰爭已然打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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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扣押”到“擊殺”:武力升級的清晰軌跡
美國此次海上行動的顯著特征,是武力使用的公開化與威脅的赤裸化。與過去基于復雜法律程序的民事扣押不同,近期的行動呈現出鮮明的軍事色彩。
行動模式上,美軍采取了高度協同的軍事手段。以扣押“阿奎拉二號”為例,美軍出動驅逐艦開道、海鷹直升機空投特種兵、狙擊手瞄準甲板,全套軍事裝備齊上陣。在加勒比海,美軍“南方之矛”聯合特遣部隊甚至從“福特”號航母出發,在“硫磺島”號等多艘軍艦支持下執行扣押任務。這種規模的軍事部署,遠超一般執法行動,更接近于低烈度軍事行動。
法律依據上,美國構建了一套“混合法律戰”策略。其行動往往綜合援引國內制裁法、打擊毒品和恐怖主義相關法律,以及其單方面解釋的國際法規則。例如,美方常以目標船只“無視禁令”、“違規懸掛旗幟”或與受制裁實體存在關聯為由,為其行動辯護。然而,這些行動大多發生在國際水域或公海,其法律正當性備受質疑。委內瑞拉、古巴、俄羅斯等多國均指控美方行為構成“國家層面的海盜行為”,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最危險的信號,來自最高層的武力威脅。特朗普關于使用“快速而殘酷”方式“擊殺”接近封鎖區船只的言論,將動用武力的門檻從“扣押財產”降低到了“剝奪生命”。這與其在紅海地區對胡塞武裝的強硬姿態一脈相承。2025年3月,特朗普曾威脅對胡塞武裝使用“壓倒性的致命武力”,并隨后發動大規模空襲。盡管美胡后來達成停火,但“動用武力”已成為美國解決海上爭端時一個被頻繁揮舞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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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意圖:超越能源封鎖的全球航道遏控
美國對違抗封鎖令船只動武,表面上是執行對委內瑞拉、伊朗等國的制裁,深層則是其全球戰略的一部分,旨在強化對關鍵海上通道和物流節點的控制,服務于大國競爭。
首先,這是“海運戰”與“關稅戰”配合的全體系競爭一環。美國兩黨已形成共識,將打壓戰略對手的海運作為維護其霸權優勢的重要手段。通過武力威懾和實際扣押,美國意圖構建一個由其主導的全球海上互聯互通網絡,讓對手的“貨物運不出”,從而在供應鏈層面進行遏制。扣押從委內瑞拉開往中國的油輪,直接導致對華石油供應中斷,便是這一邏輯的體現。
其次,這是對全球“影子船隊”的武力清剿。為規避西方制裁,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國組建了規模龐大的“影子船隊”進行石油運輸。截至2026年初,全球約有1500艘此類油輪。美國2025年以來的高強度扣押行動,特別是遠赴印度洋追捕,意在震懾整個“影子船隊”運營網絡,切斷對手的關鍵經濟命脈。
最后,這是為更廣泛的航道控制進行“壓力測試”。美國已啟動對全球七條命脈航道(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馬六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等)的安全審查。《2025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甚至擬定了“授權美軍進行海上封鎖”條款。在加勒比海和霍爾木茲海峽的武力行動,可視為對未來在更關鍵航道實施類似措施的預演和法理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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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困境與國際反應:單邊主義對多邊秩序的沖擊
美國動武傾向的升級,在國際法層面引發了嚴重爭議,遭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
核心爭議點在于公海執法權與航行自由原則的沖突。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海適用航行自由原則,任何國家在公海對他國船只行使管轄權受到嚴格限制。美國雖未批準該公約,卻時常援引其中對其有利的條款,同時規避自身義務,被中國外交部批評為“說一套做一套”。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明確表示,根據國際法,任何國家無權阻止國際海峽中的航行自由。聯合國秘書長也強調沖突各方必須尊重包括霍爾木茲海峽在內的航行自由。
國際社會反應強烈。委內瑞拉已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照會,指控美國行為構成“海盜行為”。古巴譴責其為“海上恐怖主義行為”。俄羅斯援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指出任何國家均無權在公海對依法注冊的他國船舶使用武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明確指出,美方在公海隨意扣押他國船只嚴重違反國際法,反對任何缺乏安理會授權、侵犯他國主權的非法單邊制裁。這些反應顯示,美國的單邊行動正在侵蝕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多邊主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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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前景:走向危險的“海上叢林法則”
美國對違抗封鎖令船只動武乃至發出擊殺威脅,將帶來一系列嚴峻風險。
一是沖突升級與誤判風險激增。在霍爾木茲海峽、曼德海峽等敏感水域,美軍與伊朗、胡塞武裝等力量的近距離對峙已成常態。一次擦槍走火或誤判,都可能引發地區性軍事沖突。胡塞武裝已宣稱將所有美國航母和軍艦作為襲擊目標,顯示了局勢的易燃性。
二是全球航運安全與供應鏈遭受嚴重威脅。武力封鎖和襲擊直接威脅船員生命安全,迫使船東繞行或支付高額保費,推高全球物流成本,擾亂能源和貿易流通。國際能源價格可能因此劇烈動蕩,重創依賴海上貿易的經濟體。
三是“強權即公理”的叢林法則可能回歸。如果美國憑借軍事實力將其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之上的做法被默許或效仿,將開創危險的先例,鼓勵其他有能力的國家在爭議海域采取類似單邊行動,最終導致海洋秩序失序,小國和弱國的權益無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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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加勒比海的登船檢查,到印度洋的遠程追捕,再到高層發出的“擊殺”警告,美國正將其海上力量的威懾與打擊能力,越來越直接地服務于其單邊制裁和地緣戰略目標。這一趨勢標志著美國海上行動邏輯的深刻轉變:從依托多邊框架和法律程序的“秩序維護者”,日益轉向依賴自身武力、奉行“美國優先”的“規則制定者”與“執法者”。
然而,國際海洋秩序建立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基石之上,航行自由是全球貿易的生命線。任何國家,無論其多么強大,都無權將公海變為其國內法的執行場,更無權單方面決定他國船只和船員的命運。美國“動用武力”的威脅,短期內或許能制造寒蟬效應,但從長遠看,這種踐踏國際法、破壞多邊主義的行為,只會加劇全球戰略互疑,催生更激烈的對抗,最終損害包括美國自身在內的所有依賴海洋和平與穩定的國家的利益。國際社會需共同堅守法治底線,防止21世紀的海洋重回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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