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談判一旦卡住,美國政壇往往就會出現一股熟悉的“甩鍋”操作:不太去交代中東局面準備怎么收場,反而忙著把外部壓力往中國身上引導。特朗普團隊常用的做法比較直白——談判談不出結果、軍事行動看不到確定收益、財政又撐不住時,就把矛盾轉化為“對外強硬”的姿態展示,用更高分貝的指責來搶占國內敘事。
美方對伊朗動武之后,談判又陷入僵持,同時國內債務警報持續走高。聯邦債務已經沖到39萬億美元并且刷新紀錄。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宏大”,落到現實層面,就是利息支出像長期貸款一樣按周期滾動扣減,拖得越久,財政負擔就越沉。
軍事行動一旦啟動,資金消耗就會像水龍頭被擰開。自2月28日相關行動開啟后,五角大樓向白宮提出要追加預算,規模超過2000億美元,主要用來補充彈藥消耗以及推動武器裝備擴產。問題是,美國財政并不存在所謂“閑錢抽屜”,要把這筆錢補進去,常見路徑就只剩發債來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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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發債籌錢去打仗以及擴軍,財政缺口隨之變大;缺口變大后,再去發行更多國債把洞補上。換句話說,這更像是在用一張信用工具去墊另一張信用工具,短期看似能把局面穩住,長期卻會讓利息越滾越快,最終把未來預算空間不斷擠壓。
特朗普時期高調推進的關稅戰,眼下出現了“退稅階段”的后果。數據顯示,美國政府預計需要向進口商退還高達1660億美元的關稅。也就是說,早期把關稅當作“強硬籌碼”去開展施壓,到了后期卻又不得不把一大筆錢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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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1660億美元并非小數,大約相當于美國GDP的0.7%。更關鍵的是,美國2025財年赤字已突破2萬億美元,這筆退稅相當于再疊加一項支出;如果把相關利息成本也算進去,總規模可能超過1700億美元。它對通脹同樣會形成推力:短期可能緩解部分企業端壓力,但從宏觀財政與貨幣環境看,屬于先好受一點、后面更難受的結構性動作。
在債務高壓、軍費窟窿擴大、退稅再補一刀的背景下,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出來對中國放狠話,其實就不難理解了。他拋出所謂“三宗罪”的說法,把口罩、稀土以及石油庫存等議題打包在一起,還進一步威脅稱:如果發現中國以及伊朗存在資金往來,就要推動二級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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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表態聽上去很強硬,但細看更偏“政治操作”。中國是伊朗重要石油買家之一,只要存在貿易往來,結算安排就會客觀存在,這是常識。把常識包裝成“罪證”,更像是在給華盛頓國內提供一個解釋的口徑。
一邊是中東戰事以及談判桌的拉扯,一邊是美國國會圍繞預算的爭吵,金融市場又緊盯國債規模以及利率水平。在這種時候對外放話,可以起到轉移火力的效果,同時也試圖把中國購買伊朗石油的空間壓小,進而把需求引導到美國能源上,并且為后續接觸“憑空制造談判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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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應對通常不是靠情緒,而是借助結構性的動作來分散風險。最新數據顯示,在海外美債持倉總體上行的背景下,中國在2月減持了11億美元,美債持倉降至6933億美元。11億美元放進39萬億的債務盤子里確實像一粒沙,但把時間維度拉長,它傳遞的是一種方向:把資產集中度降下來,不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里。
近年更明顯的變化,是黃金儲備持續增加。黃金不依賴單一主權信用,遇到高利率以及地緣不確定性疊加時,它更像一種更穩的“避震資產”:不承諾高回報,但在波動期更能抗沖擊。一部分轉向黃金,一部分推動人民幣跨境結算比例穩步提高,讓外匯儲備管理從追規模逐步轉向拼結構、拼韌性,把抗風險底盤墊得更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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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森特的強硬更像是“沒招時把音量調大”。當財政以及軍費壓力逼近邊界,華盛頓容易把復雜問題壓縮成一句口號:把責任推給別人。但國際政治并不是靠喊話就能改寫成本結構,制裁口徑再兇,也不等于債務與通脹會自動消失。
對中國來說,更現實的路徑是穩住節奏、守住規則邊界,在能源以及金融層面繼續推進多元化;對美國來說,如果仍把關稅戰以及制裁當作萬能鑰匙,持續消耗盟友以及市場信任,債務與通脹這兩根刺只會越扎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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