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眼中的當代中國文學，不止有“宏大敘事”

“韓國語里至今還保留著《詩經》中3000年前的詞匯，意大利書店里的中國文學作品不到1%，而匈牙利譯者最頭疼的是怎么翻譯中文里的‘留白’……”

作為“漢學家走讀江蘇”活動的重要一環，“文學沙龍——漢學家眼中的當代中國文學”在南京舉行。來自韓國、加拿大、匈牙利、意大利、美國等國的漢學家們，拋出了一連串觀察。在他們看來，中國當代文學遠不止“宏大敘事”——那些普通人的小故事、日常生活的細微變化，恰恰是外部世界最想讀到的“真實中國”。

文學，理解當代中國的窗口

在主旨發言環節，韓國漢學家金泰成以《對和而不同不同解釋和復雜》為題，分享了一個引人入勝的觀察。他指出，韓國語中至今保留著大量源自中國古代漢語的詞匯，包括《詩經》中的古老用語。如中國最早的詩歌《關雎》里面“寤寐”“輾轉反側”“窈窕淑女”這些詞匯，韓國現代漢語辭典里面也有，所有韓國人都使用。

“一首詩里面三個詞匯隔了3000年的時間還在使用，這個就能說明韓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同根性。”他感慨道。

金泰成透露，中國當代文學在韓國的翻譯出版量可能位居全球首位。“現在如果你們去首爾最大的書店去看，去找一下有關中國的書，去大書店當場能夠買到的書超過1000本。”

談到翻譯中國當代文學的初衷，他表示，長期以來韓國讀者盲目追捧西方文學，缺乏對中國文學所擁有的強大的敘事能力和東方美學的興趣。通過翻譯，韓國作家能夠吸收中國當代文學固有的文化養分，韓國讀者也能夠具體的感知中國人的生活與意識的細節。

加拿大籍翻譯家孟娜則從自身翻譯實踐出發，指出當代中國正在經歷快速發展，而這些變化在文學中得到了豐富呈現。

她分享了翻譯不同中國作家作品時的具體體會：翻譯王蒙的《這邊風景史》，讓她對新疆的自然環境與多民族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翻譯雪漠的作品，她逐漸理解了中國西部獨特的精神世界；而翻譯徐則臣的《跑步穿過中關村》，則讓她感受到當代青年在城市壓力與個人理想之間的張力。

孟娜認為，中國當代作家在社會中發揮著多重作用：他們記錄時代經驗，呈現普通人的生活。“韓東關注日常生活的細節，余華通過極端情景來展現社會變化，畢飛宇則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刻畫人物內心，魯敏的作品也經常從城市生活的日常經驗出發。”

翻譯家余澤民的夫人、匈牙利漢學家艾麗卡曾翻譯過艾青、吉狄馬加等中國詩人的作品。“如果我們匈牙利人不去讀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不去聽中國人的故事，我們還能夠對今日的中國了解什么呢？ 答案肯定是我們會失去一個博大的世界。”艾麗卡強調，文學翻譯者其實是“溝通者”。“我們站在兩種語言之間，兩個文化之間，既要理解原本在中國語境當中的含義，還要用母語搭建一座橋梁。”

她特別提到中文表達中“留白”的特點對翻譯構成的挑戰。“中國人不習慣把話說透，而是說話留三分。中國作家也認為，許多沒有說出口的話和說出口的話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她認為，譯者的責任在于“聽出作品里面、小說里面的沉默，而幫助讀者讓他理解背后的文化”。

她參與翻譯的短篇小說集《聲音與面孔》收錄了八位80后、90后中國作家的作品，她評價道：“這些故事都是講述普通人的悲喜交加，都講的是鮮活的故事……每個故事的人物都和我們一樣，都有希望、愛、恐懼、失望，所以和我們一樣也有對幸福的追尋。”

翻譯市場讓中國文學“被篩選”

意大利漢學家麗雅女士長期從事中譯文學交流，翻譯過喬葉、路內的作品。她提供了一個冷靜的行業觀察：在意大利，中國文學翻譯在出版市場中的比例“非常低，大概不到1%”。

這意味著，“意大利讀者能讀到的中國文學作品其實是經過高度篩選的”。她指出，翻譯作品受到出版市場不穩定性、市場歧視、社交媒體傳播甚至影視改編的影響。“大的出版社一般會選擇已經在中國或者是在國際上比較有名的作家”，而實驗性寫作、不太年輕的作家作品容易被忽視。

“這樣一來，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就容易變得比較片面，我們看到的只是經過出版社和市場、讀者期待篩選之后的一部分文學。”

但她同時肯定了漢學家的價值：“研究者和漢學家，尤其是同時從事翻譯的漢學家，往往可以幫助人們看到一個不那么片面，也有很多方面的中國。”

美國漢學家丁邁用“庖丁解牛”來描述翻譯工作。她正與英國漢學家韓斌一起翻譯中國作家林白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她認為，好的翻譯需要找到一條“看不見的線”，把細節串聯起來。“這條線可以說是翻譯工作當中的規律，你要自己找到，也許要自己發明……為了找到或者是發明這條線，你需要放松，因為它很微妙，一點都不具體，你一緊張就抓不到了。”

翻譯讓“私人體驗”走向世界

在圓桌交流環節，多位江蘇青年作家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鄧安慶回憶起自己一篇散文被翻譯成丹麥文的經歷：“和譯者有長達一年的交流。他經常會問我很多問題，比如說什么叫做電動三輪車，什么叫做板車，我就拍照給他看。”他感慨道，“古中國有古中國的精彩，但是現代中國有現代中國的豐富和復雜。這些是通過我們當代作家去書寫，可以通過這個翻譯的途徑讓大家去知道。”

何榮直言自己的小說《夜車》曾“投稿三年，被斃了18次”才得以發表。這篇僅8000字、文字密度極高的小說講述的是綠皮火車上的語言騷擾。“看到自己的小說被翻譯成其他國家的文字，感覺很興奮。原來我這種非常私人化的體驗也能夠變成其他的翻譯者和我們一起靈魂共舞的渠道。”

正如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葉子在發言中所說：“我們都沒有辦法想象沒有讀過蒙田的莎士比亞，也沒有辦法想象沒有讀過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的歌德，也沒有辦法想象沒有受到翻譯文學滋養的廣大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陳曦 省作協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