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萬同《語文：相似與互構》上篇第五章:相似互構與人生價值

潘新和先生的百萬言巨著《語文：表現與存在》有這樣一條簡短的導語：“有一種聲音：‘語文’乃是源于亙古荒原靈性生命的第一聲啼哭和勁叫！言說，是人類存在的物證。”（潘新和 《語文：表現與存在》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第43頁。）潘先生認為，“以往語文教育的‘應用’‘實用’‘應需’這一類的目的，并未全面地反映出人的言語活動的目的。它主要體現的是功利性和社會性的需求……顯然，言語活動除了應學習、工作、生活之需，獲取基本的物質需求和應付日常的社會交往外，還應有超功利的一面，如陶冶性情、發揮潛能、施展才智……達成言語上的自我實現，等等。”（潘新和 《語文：表現與存在》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第43頁。）

季羨林先生曾經說過：“人類千百年以來保持智慧的手段不出兩端，一是實物，比如長城等，二是書籍……把腦海里記憶的東西搬出來，搬到紙上，就形成了書籍。書籍是貯存人類世世代代相傳的寶庫。后一代的人必須讀書，才能繼承和發揚前人的智慧。人類之所以能夠進步，永遠不停地向前邁進，靠的就是能讀書又能寫書的本領。”（見季羨林《人生十講》）這段話似乎正好印證了上述潘先生的論斷：如果說言語表現是人的確證，那么言語作品（書籍）就是人類文化和文明進步的確證。

語言不僅是人與自然世界的紐帶，也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人與自我的紐帶。人的一切意識活動都必須伴隨著語言進行：發現新事物要與創造新語詞同步；有了新想法要與建立新概念同步；更新知識結構要與更新言語結構同步……人的生命活動與言語活動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把語言稱之為“實踐的、現實的意識”。人是言說的動物，人靠言語營造夢想、實現自我。

達爾文《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論斷,最大的缺憾是它混淆了人與動物的區別。動物完全依靠本能生存，被動接受“天擇”；而人卻有主觀能動性，可以憑借經驗“逆天而行”。德國哲學家伏格曼在他的《新實在論》中說：“人與動物不同，人的行為不僅取決于自己的本能和需要，而且還取決于自己的經驗及其對經驗的加工——將經驗加工作為支配生活的指導工具。我們將這種加工的結果稱之為世界觀。”（〔德〕布魯諾·伏格曼 《新實在論》中國世界語出版社2991年4月第51頁。）這段不起眼的論述，揭示了幾個深邃的事理邏輯和哲理話題：其一，所謂“世界觀”及其相關的精神產品（包括各種理論），都是由“經驗加工”得來的；其二，人靠“經驗加工”得來的理論，支配或指導自己的生活實踐；基三，能否正確對待經驗、科學加工經驗，決定人的生命價值，也決定人類發展的未來走向和前途命運。

人們之所以把“世界觀”及其相關的精神產品，當成支配和指導人類行為的依據和工具，是因為它是從自己實踐經驗中提煉、加工出來的，照此行事，確有顯而易見的成效。問題在于，許多思想家將這些精神產品逐步固化起來，甚至當成了“本源體”。這樣，麻煩也就跟著到來了：這種人造的“本源體”，經過“固化”就是相對不變的；可在實際生活中，卻沒有任何東西是永恒不變的（辯證法的第一個原則就是：“萬事萬物都在不斷地運動變化”）。這樣，“以不變應萬變”，就難免會出現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于是，天賦人類的智慧和能力就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人們依靠主觀能動性創造出無數的人間奇跡；另一方面，又同時因主觀片面不斷犯下許多慘重的歷史錯誤。

長期來，我們一直困擾在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種哲學思想的分裂之中：唯心主義哲學把來自經驗的抽象物當成絕對真理，甚至成了教條；而機械唯物主義者宣稱物質是唯一“本源體”，但卻又無法解釋精神如何來源于物質。這樣堅守本位、各持一端，是非、對錯，因失去判斷標準而莫衷一是。“內因”和“外因”到底誰是決定因素？是“精神決定物質”，還是“物質決定精神”？“理論源于實踐”與“實踐須有理論指導”這一“雞生蛋”“蛋生雞”的悖論，成為無法解釋的永久難題。

波普爾認為，要解釋這個難題需要有第三個因素，這第三個因素就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先天反映”，即生物所具有的期待“相似性”或“規律性”的天生傾向。沒有這種天生傾向，也就沒有動、植物乃至更為低級的生物的節律性和同期性的活動。波普爾把生物這種期待“相似性”的天生傾向，看成是廣義的“天生知識”。支配生物反映的這種尋求外部環境類似性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傾向或企圖，在采取反應之前就已經預先設定。也就是說，世界萬物運動變化的原始動因，就是這種“預先設定”的期待“相似性”的傾向。值得注意到是：這種傾向是一切事物共有的，是雙向或多向相互聯系的。而且既是“傾向”，那么由“不似”到“相似”之間，勢必有一個逐步“試錯”磨合的過程。如果這一假說可以成立，那我們也就有理由相信：“相似與互構”，是可以貫通辯證法五大原則（即“事物都是運動變化的原則、相互聯系原則、相互轉化原則、對立統一和在偶然和必然相關性作用下進化的原則”）的，具有“本源性”意義的基本法則和規律。

波普爾認為，“宇宙的發展按照由世界1經過世界2再到世界3的連貫直向方向前行，三個世界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世界1和世界2、世界2和世界3之間，存在著直接的相互作用，世界1和世界3之間的相互作用，需要以世界2為中介。”（趙敦華《趙敦華講波普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第114頁。）

我們這里有必要重新剖析一下波普爾所劃分的“三個世界”：

世界1，客觀存在的自然物質世界，它是萬物及其運動變化之本、之根。它遵循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我們應當承認，在它面前，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渺小的。它對于我們人類來說，有著太多的可見、不可見，可知、不可知，可控、不可控的因素。我們必須自覺遵從“天道”——自然規律，與它和諧共處。

世界2，是天賜于人的主觀意識世界。它具有天賦的智慧和能力，可以獨立思考，并“指使”人按照思考的結果去有目的地行事。它遵從的是人自己的的價值規律，具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善待它，就必須嚴格遵循“人道”——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規律。要節制人欲，回饋自然；修己善群，繁榮社會。真正做到“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這個“一處”，應指人類所共同企盼的幸福樂園。

世界3，是“人造的”象征性中介符號世界，其中語言和言語作品，是它的典型代表。語言是社會公器，既為人類所公用，又反制于人，形成種種限制人類行為的框框。它遵從的是“三個世界”互構轉換的規律。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語意具有多義性：語言學有“能指”“所指”（還有“特指”“多指”乃至“誤指”）之分。善待語言，就得謹慎遵循“言道”——言語生成及其運用規律，即“立誠”“守信”的約定規律。語言是用來描述事物、表情達意的，人對事物的認識以及由此產生的情意都是有局限的，絕對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所以，言語的“可信度”，取決于它的“逼真度”，這個“逼真度”就是它與客觀事實、主觀心意的本質“相似度”。它就是我們要求人恪守的“言品”。所謂“誠信”，實際就是對言語“逼真度”的認定。“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一言九鼎、一諾千金”……負責任的言說必有誠信。

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人道、言道，歸根結底，最終統歸于自然之道，三道“相似互構”，和諧發展。據此我們似乎可以梳理出以下幾條要點：

1.言說，是人類存在的物證；言語作品，是人類文化發展、文明進步的物證；語文教育，應讓人“達成言語上的自我實現”；

2.言語作品、精神產品（包括世界觀及各種理論），都是由“經驗加工”得來的；人靠“經驗加工”得來的理論，支配或指導自己的生活實踐；

3.人的生命價值、人類未來的發展走向和前途命運，其實都取決于能否正確對待經驗、科學加工經驗；

4.正確對待、加工“經驗”，就是運用辯證法處理好“三個世界”的聯結互動關系；“三個世界”的聯結互動，共同遵循“相似與互構”的法則或規律。

人是理性的動物，解釋世界是他的天性。自打智慧人類出現之后，“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那里去？”這種古老而又永恒的哲學話題一直糾纏和困擾著人類。運用天賦智慧，觀察、解釋世界，再依靠認識成果適應、改造世界；人類從未停止過這種以人為本的“三個世界”互動互構的辛苦勞作。無論東方和西方，從主客混沌不分的洪荒遠古時代起，人們首先感受到的是自然（世界1）的超然威力（比如洪水）的威脅，為了解釋這種“感受”（世界2），稀奇古怪的古老的神話傳說（世界3）便應運而生了。西方的“諾亞方舟”，華夏的“大禹治水”，關于洪水的神話傳說，不正是三個世界互動轉換的最初結果嗎？

從神話到宗教，有神論到無神論，唯心主義哲學到唯物主義哲學，直至現今的各種意識形態，說白了，都是人對自己的經驗或認識世界成果的解釋，也是處理“三個世界”聯結互動關系的產物。它們雖有粗淺、荒誕，幼稚、天真，精辟、奧妙乃至荒謬無稽之分，但它們都真實地印證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迄今為止，為什么大多數人都信奉唯物辯證法？歸根結底，是因為它最貼近“三個世界”聯結互動的本原狀態，即具有最大的“逼真度”——本質“相似性”。

語言的運用，既是一個倫理的問題，也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倫理的道德基礎是“真、善、美”，科學的準則是“實事求是”。按《相似論》的觀點，所謂“實事求是”，就是我們思維中的事實，必須與客觀世界中的真實存在保持本質相似；我們的所說，必須與所想、所做保持本質相似。即所謂“心口如一”，“言行一致”。這正是“相似與互構”所追求和奉行的準則。萬變不離其宗。堅持“實事求是”的準則，認真處理好“三個世界”之間的相似互構關系，就是人類生存發展的行為之“宗”。

《國語·鄭語》“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唯一無果，物一無講”，“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孔子說：“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論語》）。 世界是七彩的，一花獨放不算春，萬紫千紅春滿園；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意味著并立和包容。斗則兩敗，和則雙贏；話語權要爭取但不可壟斷。總想一方吃掉一方，一方打倒一方，是行不通的。

“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故智者有余而愚者不足。”（《黃帝內經》）“形有萬殊，道以一貫。”“相似與互構”與唯物辯證法是相通的，它們共同遵循“實事求是”的準則。“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道。我們鼓勵競爭，但不能排斥合作。要建立世界命運共同體，就必須求同存異，兼收并蓄。費孝通先生說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這才是人生價值的最佳、最終體現。進步人類理當為此美好目標的實現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