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吃相難看的新聞，每一行都寫滿了諷刺

hi，我是胖胖。

公共廣場，顧名思義，是公共的，但這兩天有些事情，讓這個自明之理變得格外需要被重申。

像下面這條：

一家叫嘉恒攝影的商業機構，通過招投標拿下了星海廣場海邊某片區域的經營權，隨后派員工穿著綠色馬甲上陣驅趕其他攝影師。

被問及依據何在，對方說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不用管誰規定，我跟你說不著?！?/p>

嘉恒攝影老板的陳述是，他變賣家產，花費135萬元，通過招投標取得大連星海廣場某區域為期一年的經營權，合同今年10月到期。

變賣家產，孤注一擲，押在一片海邊廣場的獨家經營權上。

從人的處境來說，這個老板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說是個在現有規則下按規則出牌的人。

他做了市場允許他做的事：競標、簽合同、付錢、入場。

問題在于，那場招投標究竟賣的是什么？

賣的不是攤位，不是設備，不是服務——賣的是一片公共海濱廣場的排他性使用權，用商業語言說，就是：

你花了錢，別人就不能在這里做生意，別人要來，就是侵犯你的經營范圍！

這邏輯可以自洽，你租了一間門店，當然不允許別人在你店里攬客。

但問題是，星海廣場不是一間門店，它是一片面向所有人開放的公共廣場，是城市的公共空間，是納稅人出錢建設和維護的公共資源。

把這片空間的使用權打包出售給一家私人機構，并賦予其驅趕其他使用者的權利，這一步，又是誰的錯？

星海灣開發建設集團將這片區域承包給嘉恒攝影，收取了使用費。

這是一次標準的商業操作，合同合法，程序合規。但合法與合理之間，有時候存在一道無形的裂縫。

公共廣場的經營權可以被出租，這本身并不罕見。

城市里的公園攤位、景區小鋪、廣場邊的停車場，都在這套邏輯下運轉。

但有一個關鍵的分野往往被忽視：

出租的是在此經營的權利？還是排斥他人的權利？

公園里租給你一個攤位，你賣冰淇淋，這沒問題。

但如果有人走進公園，從自己包里掏出一塊冰淇淋準備吃，你不能上前驅趕，說這是我的地盤吧？

因為他走進公園不是為了和你競爭，而是在行使自己作為公眾成員的使用權利。

攝影師們的情況與此類似，他們在公共廣場上接單拍攝，向來如此。

這是他們的謀生手段，是勞動者依托公共空間的一種自我組織方式，他們沒有門店，沒有資本，只有一臺相機和對光線與海風的熟悉。

廣場是他們的工作場所，且不是因為任何人授權，而是因為這里本來就是公共的。

當嘉恒攝影以經營權為由驅趕他們時，發生的不僅是商業競爭，而是一種更深層的置換：

公共空間的使用權被悄悄從所有公眾轉移到了持有合同的一方。

這種置換如此平滑，以至于當事人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它的性質。

嘉恒攝影的工作人員說這是我們承包的區域，聽起來理所當然，攝影師感到委屈，卻不知道該找誰講理，相關工作人員說正在協調處理，但這不是普通的經營糾紛。這是一個關于公共空間性質的問題。

嘉恒攝影的老板說，他是通過招投標取得經營權的。

招投標是一種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機制，設計初衷是為了公平競爭、防止暗箱操作，但招投標本身并不能為任何內容背書——如果招投標的標的物本身存在問題，程序再合規，結論也未必正當。

如是之，幾個問題：

這片區域的經營權究竟是什么性質的權利？是在此設點經營的權利，還是排他性控制此區域的權利？合同里是怎么寫的？按合同辦事。

二是，星海灣開發建設集團是否有權將這片公共廣場的區域承包出去，并賦予承包方對其他使用者的排斥權？

這一權利的法律依據是什么？

三，這場招投標是否面向社會公開？

那100名左右的野生攝影師是否知道有這樣一個招投標的存在？

他們有沒有機會以其他方式表達意見？

這些問題，在目前的報道中都沒有答案。

但它們至關重要。

因為如果招投標的設計本身就將野生攝影師排除在外，無論是信息不對稱、門檻過高還是資格限制，那么這場合法的招投標，不過是用程序正義的外殼，完成了一次利益的定向輸送。

4月15日，文旅局發布通報，成立工作專班，要求立即整改，并表示將嚴厲打擊損害游客權益、擾亂公共秩序的不法行為。

但這個表述不太對，公共廣場的使用權究竟歸屬于誰，被悄悄替換成了一個更容易處理的旅游市場糾紛。

處理后者，可以調解、可以劃區、可以約談，處理前者，則需要追問整個安排的合理性，乃至追究承包費的去向和合同的合法性。

顯然，后者要麻煩得多。

誰設計了這個游戲？誰批準了這場招投標？誰賦予了承包方排他性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誰從這筆135萬里分得了收益？

盧梭說，地球上的果實是所有人的，但土地不屬于任何人。

公共空間的公共性，被一紙商業合同悄悄稀釋了。

那片海，那段海岸線，那片讓一百名攝影師得以謀生的廣場，在完成了一次看不見硝煙的產權轉移之后，變成了某個機構的經營范圍。

雙方各退一步，表面平息，但真正的問題不會因此消失，只要公共空間可以被出售，只要經營權可以被賦予排他性，只要招投標的門檻將勞動者系統性地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