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與歷史｜野一點的中年還是比四平八穩更讓人羨慕不是嗎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小鳥與好奇心）

閻鶴祥是德云社的相聲演員，郭德綱的徒弟。有一天突然出現在脫口秀劇場，嚇人一跳。然后現在又出了一本書，寫他騎摩托縱貫美洲，一下子多了兩個新標簽。

在成為相聲演員之前，他是一個學理工的大學畢業生，在一個看起來是國家單位的機房里工作了十年，然后在德云社從掃地干起，相聲說得還不錯。

騎摩托環游世界，有中產的打法，也有波希米亞的打法。他偏前者，所以你要說這其中吃了有多少苦，旁觀者并不覺得，但怎么說還是需要勇氣——同樣是喜歡摩托，總好過在鬧市街頭炸街的哈雷中年男人……

而且無論如何，看到的、經歷到的東西永遠鮮活。他說：“2019 年我從燕山和太行的墻角里出發，走過陰山、祁連、天山、里海，一直跨過高加索，這一連串的山脈分隔著游牧文明和農耕文化。穿過歐亞大陸，沿著 400 毫米等降水線往西，走的就是這條分界線。這一條路永遠是一城一山，你在每座城里，永遠會看到一座山，你從呼市到包頭，從巴彥淖爾到哈密，烏魯木齊，阿拉木圖，它們永遠是山腳下的一座城。”——你看，你可能也會說 400 毫米等降水線，但你未必會了解那條線上還有“一城一山”的規律——它對不對，不那么重要，這是閻鶴祥自己跑出來的，這就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所以，即便聽起來像是中年危機，野性一點的危機總是比四平八穩的苦惱要更讓人羨慕一些。

經“世紀文景”授權，我們摘選了其中一章的部分內容分享給讀者。

從對跖點回望

在備忘錄上記下“對跖點”這個詞，是2024年1月5號。當時我正好在巴西南部，剛從圣保羅出來，很平常的一天。中午吃了烤牛肉，下午下大雨，我被困在一個加油站，一個巴西摩友和我有一輛一樣的摩托車，我們聊了半天，目送他遠去時我突然想到了“對跖點”這個概念。我想自己也許正駛向那個極點，一個屬于我個人的極地，到了那個點，我就離家最遠了，往前后左右走，都只是離家更近了。我迅速用軟件定位了一下，并做了標注。即使到了烏斯懷亞，到了世界盡頭，與那個點相比，離我家也是更近的，所以我能逃到的離家最遠的地方，就是對跖點。沒錯，我騎車穿過了南美，到過阿根廷，但我并沒有事實上到過那個點，因為根本沒有路，我在谷歌地圖上看了實景，真的沒有樹，真的沒法上吊，如果真逃到那個點又舍不得死怎么辦。“一切都是逃避”，連那個點，也被我“逃”過去了。

“對跖點”對我來說更像是一個心理事實，你的內心已經經歷這個事實，那個物理地點并不重要了，只是一個儀式感的載體。我的思想和心緒已經把這個東西落實了，對跖點已經實現，完全沒有必要真的站在那個點上。而且，那一點真的是準確的嗎？地球本身也并不是正圓，“對跖點”這個概念也并不真實存在；在變動不居的生命之流中，我該從哪里開始計算自己的對跖點呢？

直到現在，我每天都會收到各種私信，跟我講他們對對跖點的理解。我覺得特別好，因為這個說法，我跟很多人產生了聯結。你打開了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每個人都要去面對、都要去理解，這就有了一個空間，或者說一個房間，大家可以進去交談，去排遣一下自己的情緒。每個人都有一個自我，你是要反對這個自我，離開這個自我，或者強化這個自我，守衛這個自我。逃避還是面對，這是一個問題。我好想給每個發私信的人回復啊，仿佛是一個又一個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過那樣的心理，如果一件事有一個終極的結果，一個理想的狀態，當我們真的接近了那個結果或狀態，我們會退縮。萬一真到了那個點，實現了那個理想，接下來怎么辦？如果那是退無可退的一個點，而你真到了那個點上，還能去哪兒呢？有時候，這就是希望的秘密，也是逃避的秘密——只要我沒有真的走到那個點，就還有希望；而且其中有安慰——我并不是不敢去，只是沒有去。

那可能真是一個理想的對跖點，潘帕斯草原上一片荒無人煙的地方，也許誰往那兒一站都能有一種地老天荒的感覺，妥妥地體驗一把過來人的百感交集。但是我沒有去，我還是個有姓名、戶籍和大大小小的念頭的人。我的全部念頭，都是一個在北京二環路旁邊長大的俗人的念頭，兜兒里裝著手機，里面有成百上千人的聯系方式。

上海在地理上的對跖點比北京好，那是阿根廷非常富饒的地方，人口稠密，空氣也很好。跟自己的對跖點一樣，北京也很荒蕪，我小時候對北京的感覺就是苦寒之地。2019年我從燕山和太行的墻角里出發，走過陰山、祁連、天山、里海，一直跨過高加索，這一連串的山脈分隔著游牧文明和農耕文化。穿過歐亞大陸，沿著400毫米等降水線往西，走的就是這條分界線。這一條路永遠是一城一山，你在每座城里，永遠會看到一座山，你從呼市到包頭，從巴彥淖爾到哈密，烏魯木齊，阿拉木圖，它們永遠是山腳下的一座城。我總在想，有時一座山是一個城的依靠。小時候抬頭就能看見的燕山，后來成了我輪下滾過的刀鋒。

坐標

我出生時的北京城比現在對稱，橫平豎直的，大家在清晰的地理象限里生活，兩三個詞就把自己家的坐標給說出來了。我剛出生的時候，北京正在修二環路，我家就在鐘樓后面的中絳胡同，與北二環平行，被中軸線劈開。中軸線申遺成功了，它是一種對稱美，導致這里長大的孩子有強迫癥似的追求對稱，我小時候理的板寸也要讓師傅反復確認是否很“正方”，這來源于一種對秩序和規矩的崇拜和尊重吧。

胡同是蒙語，我家這里清朝時是鑲黃旗的封地，作為“上三旗”學區的人，我估計比正紅旗下的老舍都更靠近北京。這就是北京，既有著文化的融合，又始終帶著對“正統”的仰視。插一句，我也一直討厭“京味”這個詞，就剩味了，菜呢？中絳胡同往西是西絳胡同，往東是東絳胡同，加起來其實就是一條胡同，只是作為胡同，顯得太長了，但又稱不上“路”。我喜歡路，因為路上有汽車，1980年代初，我每天就纏著家里人要坐在二環路邊上看汽車，想它們從哪兒來又開到哪兒，能不能帶上我。

那時候汽車沒有現在那么多，我能認出所有路過的汽車品牌，就是上海、伏爾加，卡車就是北京的130。我還聽大人說什么人坐什么車：部長才能坐上海，局長基本是伏爾加，其實伏爾加是進口車，是俄羅斯的，比上海好，但是部長就是要上海。我那時還天真地以為部長都在上海，而局長要都去伏爾加。喜歡車，有的小孩有玩具汽車，就是那種鐵皮玩具，我就沒有，因為家里經濟條件不行，纏著買會挨巴掌，這多多少少算是我的一個童年陰影了，前年環球影城開業的時候，我在那里過了生日，給自己買了一個擎天柱，還要躲在一個角落里偷偷地變形，配得感就那么低。

再大一點兒，我家有一陣搬到了北京南站附近，當時還叫永定門火車站。那時候進出南站的，是通往各地的老車、慢車，幾十年中，一直讓人感覺南站是窮人的車站，因為有很多乞丐，還會有賣藝的，現在想起來覺得特有意思。從北京站出來的很多快車都從南站經過，從我家的后窗戶每天都能看見。小區后面還有個鐵門，外面就是火車道。90年代初的時候，我上小學，天天就坐在鐵門里邊，看那些從北京站出來去各地的列車，通過那些車的速度，我就能分辨哪個是直快，哪個是特快，哪個是普快。

車身上寫著很多地名，“北京—上海”“北京—廣州”“北京—太原”；看著這些去往全國各地的火車，我就想象那些我沒有去過的城市，也想象著車上坐的都是什么人，那個地方是什么樣子。我有一個挑戰，就是看最快的列車，我會瞪著眼睛去看那飛馳而過的車牌，太快了就看不清，覺得快得會飛起來吧，去個沒有名字的地方。后來，當我在貫口里甩出一大串地名時，我覺得自己就在當年那輛看不清終點的車上。

騎行路上，在迎面而來的路牌上看到一個又一個地名，我感覺到的是另一種激動。是每個城市的到達，也是每天一個新旅程的起點，不同的文字讓我知道了分界，不同的警示也讓我時時珍惜。我竟然到了這里，這里竟是這個樣子，應接不暇的謎底成了一個新謎語，仿佛能聽見不停開鎖的聲音，無窮無盡的門在打開。從門到門，是迷宮；這時，我想要一個“盡頭”。

圣人戰戰兢兢，因為他們總在承受自己承受不了的無限；俗人現世安穩，因為他們構成了無限。圣人渴望盡頭，俗人自己就是盡頭，隨便標出一些盡頭，有時去看一看，大家又可以安心地生活了。

題圖來自電影《棕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