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變亂交織的世界，國際法是判斷是非的準繩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這是高瞻遠矚的中國早已有之的判斷。而近年來國際格局的失衡、國際沖突的激化、個別大國的失范令人目不暇接，震驚不已。

美國直接派兵至委內瑞拉首都強擄其國家元首至紐約接受美國地方法院的審判。美國國際法學會公開表態其違反國際法。

巴以沖突由來已久，已經配成人間悲劇。美國、以色列又悍然在談判期間對伊朗使用武力，接連不斷地對伊朗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實施斬首行動。空襲造成嚴重平民包括婦女兒童的死傷，全球市場和經濟前景承受巨大壓力。中東整個地區受到直接波及，導彈、無人機滿天飛，軍事力量大量集結，沖突仍在升級……

美國對盟友也不手軟，公然宣稱要吞并丹麥領土格陵蘭島，要將加拿大作為其新的一個州。光天化日之下，正在上演強權者“無所不能”的戲碼。

歷史如此不堪嗎？人類文明發展是否不可逆？作為反思兩次世界大戰的產物，聯合國存在了80年，世界整體上經歷了長時間、大范圍的和平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科學技術進步，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生機。但是當利益格局變化，國際關系還要滑向以戰爭和武力沖突為政策工具的時代，還要重蹈覆轍嗎？

近來的時事為什么讓我們屢屢感到震驚，一個重要原因是二戰以后，整體上各國、包括大國是講道理、講規則、講國際法的。人類歷史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絕不罕見，只是進入現代社會，人們在享受當代人類文明的紅利，享受二戰以來穩定的國際秩序帶來的線性發展的預期。承平已久，大家基本上適應了理性、和平、安寧的環境，對于國際關系的正常和健康發展有習有為常的期許，國際社會以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人權保障為目標更寄予諸多美好的合作愿景和期許。

講國際法，明斷是非，極端重要

人的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任何地域的人類發展，都會產生國家和法律。國際關系的出現、在歷史進程中日益緊密，社會連帶關系的不斷加強，國際法也應運而生。上個世紀的前20多年里，不斷有有識之士奔走努力，最終1928年《非戰公約》誕生。印度文學家、哲學家泰戈爾在一戰之后曾痛心思考，極力呼吁吸取戰爭教訓，文明之間必須互相尊重，避免世界再度走向戰爭。可惜他的呼吁沒有阻擋二戰的戰車。

聯合國的成立揭開了集體保障安全、促進發展并力促人權的新篇章。伴隨非殖民化運動的展開，國際法的普遍性、民主性、體系化和機制化有了質的提高。雖然法無明文的現象仍然突出，即使還有不少問題需要不斷改革和完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已經成型。這是戰后80余年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基礎。

法律的內核是什么？就是中國儒家所講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世界不同文明所強調的黃金規則。比如，在基督文明中的表達是“向他人做你希望別人為你做的事”；猶太文明中說“你所厭惡的，不要施加于你的同伴。這是全部的法，所有其他法都是補充性的”。

國際法同樣如此，現代社會的發展個人與集體，家與國，整個人類社會愈來愈成為一個整體，至少有整體性的利益和需求。一般國際法是公開、平衡、確保國際關系正常運作和健康發展所必須的規則，是人類戰爭與和平時期經驗的總結和延伸。以多邊主義、國際合作為基礎，國際法得以成為國際秩序的根據，維護國家利益的工具。值得強調的是，現行有效、公認的一般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憲章這樣的基礎性國際條約，是各國判斷是非的評判標準。

當委內瑞拉的國家元首被另一國武力綁架，國家豁免的規則蕩然無存。新加坡資政李顯龍表示，美國軍事干預委內瑞拉的行為，相當清楚地違反了國際法，它對國際體系造成的長期后果，是小國必須要擔憂的。

伊美交惡由來已久，但是上世紀70年代末的人質危機至今時間間隔甚久，自衛的說辭沒有時間上的合理性、實時反應的即時性以及武力強度的相稱性。阻止伊朗擁核和武力威脅更因為缺乏證據、沒有國際權威機構授權等使得借口不能成立。顛覆伊朗政權、新的伊朗領導人人選要由美國同意、刺殺伊朗官員等說法和作法更是無法無天，將侵犯主權、干涉內政等違反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問題不當回事。

中國第一時間表達的立場是，未經安理會授權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違反國際法，表明中國堅定不移地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更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有沒有堅持是非、主持正義呢？不少國家雙重標準，閃爍其辭，甚至有的國家一邊自身受到美國的利益威脅，一邊又在助紂為虐——明明是美以武力侵犯伊朗，卻首先譴責伊朗。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當下美以對伊朗動武，已經是攪動中東，影響整個世界了。歷史地來看，它會不會打開潘多拉的魔盒？值得警惕。

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也是國際社會整體利益所在。國際法應該成為正常國際秩序的根基，國家間關系的準繩，是與非的標準。

來源：柳華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