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武俠小說與常識

常識，西文common sense，本是流行于歐洲18世紀的一個術語，指普通人憑借自己的正常認知能力都能夠獲取的基本知識。當時的經驗派和唯理派在哲學上爭論得一塌糊涂，各執一端，但也有些人認為不必如此較勁，雙方都有一些道理是普通人都能夠接受的，只要這些道理能夠應付日常生活就夠了，過于鉆牛角尖反而有害無益。兩派中大部分人也的確都承認某些共同認可的東西，就是那些最淺顯的道理。后來的哲學家也時常有主張返回到常識的，如蘇格蘭常識學派、美國的實用主義。但常識最主要的批判鋒芒是針對當時的宗教教條和迷信的，因為它們一方面與人們已經掌握的科學知識不合，另一方面不能在每一個正常人的經驗中得到驗證。因此，常識雖然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識，但卻是一切非理性的狂熱（宗教狂熱、道德狂熱、戰爭狂熱、復仇狂熱、偶像狂熱等等）的有效的解毒劑。

但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常識極不發達的民族。我們要相信一個東西，往往就要走極端。比如儒家講孝道，就非要走到“二十四孝”里面的“郭巨埋兒”、“割肉療親”的地步；道家講養生，就要追求長生不老，哄得那些皇帝一個個都早早地進了棺材，仍不知反省。文革中，對偉大領袖的信仰也一定要用把像章別在肉上這種方式來表達，否則好像就不夠虔誠。我們不相信彼岸的神，但相信此岸的預兆、禁忌、神功、氣數、卦象、祥瑞、符咒、靈怪、魔障、風水、命相，以及各種無法解釋的“奇技淫巧”。近代以來，西方的船堅炮利打破了中國的國門，國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探討和掌握船堅炮利的科學技術原理，而是尋找能夠破解西方奇技淫巧的“神功妙法”，諸如羊血穢物和氣功咒語等等，接著就是義和拳的“刀槍不入”。即使已經知道了這些東西其實抵擋不了西方的戰爭機器，我們能夠想到的也頂多不過是把這套機器買過來，然后雇幾個洋教頭教習一下操作方法，由此建立起了當時位居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甲午戰爭的慘敗和繼之而來的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終于讓國人有了一點初步的常識，廢科舉，辦新學，聲光化電不再只是奇技淫巧，而是重新理解的“格致”（格物致知）之學。清政府的倒臺使中國不再存在拒斥西學的人為障礙，大批知識人放眼世界，留學東洋或西洋，才發現我們原來五千年來一直生活在愚昧和幻想之中。這時才有可能形成對現代生活的常識：國家的事要大家協商著辦———這就是民主；做任何事要根據客觀規律來做———這就是科學。

但這兩句看起來毫無新意的大白話，在中國實行起來竟是如此之艱難。國人以前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什么“為民作主”、“民意即天意”，什么“實事求是”、“參驗質測”，但那些都是說著好聽的，說說而已。五四以來我們把這就當成民主和科學的意思，最激進的那批人則把民主發展成了“民主集中制”，繼而把科學落實成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中國人始終沒有真正脫離對“怪力亂神”的興趣和對迷信的需要。民主集中制演變成了半個世紀的造神運動，而科學技術即使成了第一生產力，也還是變相的奇技淫巧，沒有多少人對其中的科學原理真正感興趣。然而，20 世紀70 年代以后，造神已經失敗，科技更是硬碰硬的勾當，真正能夠滿足中國人的想象力的，就只有武俠小說了。

20 世紀80-90 年代，中國讀書界幾乎都是剛剛引進的港臺武俠小說的天下。市民階層的瘋魔不必說了，我的幾位學者朋友竟也成了金庸、古龍的粉絲，有的還購齊了全套的金庸。記得當年讀研究生時，偶爾在雜志上讀到梁羽生的一篇小說連載，一拿到就放不了手，耽誤了不少大好時光，從此下決心戒掉此癮。后來聽說金庸受聘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和博士生導師，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按照中國的人文現狀來看，他不當院長誰當？他是一大批專家教授們的偶像。他的最終辭職不過說明，當今的官僚體制本質上是反人文的。不過，本文要說的倒不是這個，而是中國人文精神的一大特點，就是不顧常識而追求傳奇。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現象，就是武俠小說的流行。

武俠小說在中國源遠而流長。最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就有《游俠傳》、《刺客列傳》；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搜神記》、《世說新語》，唐代的傳奇，宋元話本和明初的《水滸傳》，直到清代的公案小說，綿綿不絕。上個世紀50 年代王少堂講《武松》的話本上下兩冊5.9 元，如今舊書攤上單獨一本下冊就標價1000 元。如果說，早期的志怪只不過是文人士大夫好奇心理和遺世獨立心態的反映的話，那么自從話本以來的武俠則深入到了民眾，成為了廣大百姓超越現實的某種理想寄托。民間到處都有因官府壓迫和思想禁錮而積累的怨氣和戾氣，人們向往一個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世界；但由于個人力量的渺小，氣不得出，便寄希望于某種特異功能和強大人格。那些俠客和義士個個身懷絕技，敢作敢當，扶危救困，義薄云天，在江湖之上來去自由，恩仇必報。但唯一的缺點就是：不現實。武俠小說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武俠影視，憑借夸張、渲染、編造和特技，創造出來的是一個似幻似真的神話世界。中國古代神話不發達，且大都失傳；而武俠小說就代替了神話的位置，成為了成人的童話。

之所以說是成人的童話，是因為武俠小說反映出來的讀者心態多半是不成熟的兒童心態，它的一個最突出的作用就是鼓動讀者進入一種“快意恩仇”、似真似幻的白日夢狀態，卻不需要任何常識。它往往是借用古代某個時期的一段傳聞添油加醋，繪聲繪色，插入某些民間公認的正義觀念，隨意引伸，讓人起一種模仿的沖動（金庸的小說基本上都是這種模式，所以他被浙江大學授以歷史和文學兩個方向的博士生導師資格）。現代西方與這種體裁大致相當的，一個是偵探小說，一個是科幻小說。但偵探小說完全是一種常識推導和邏輯的訓練（如《尼羅河上的慘案》），科幻小說（或電影）則是基于當前科技水平對未來人類命運的思考，包括道德倫理的思考（如《阿凡達》）。比較之下，中國武俠小說或武俠電影中的倫理思想基本上是既定的，其中的倫理沖突頂多不過是傳統倫理的內部沖突（復仇等），極少倫理思想的探索；而對常識的扼殺則是全方位的。在武俠小說中，最常見到的就是各路武林高手共同去搶一部武林秘籍，什么《九陰真經》、《辟邪劍譜》、《紫霞秘笈》、《易筋經》……似乎全部功夫都在一本書中藏著，只要得了這本書，立刻就能功力大長。甚至還有令狐沖觀看巖洞壁上的刻圖現學現練，戰勝了武功強過自己多倍的田伯光的荒唐描寫（《笑傲江湖》）。也有人曾將中國武俠小說與西方中世紀騎士小說相提并論，但騎士小說雖然也充滿俠義精神，卻從來不過分渲染騎士英雄的武功如何超凡，“內力”如何了得，要突出的只是人物的愛情觀和榮譽感，以及個人主義的冒險精神，有種理想主義的幼稚性。而武俠小說發展到顛峰時期，則是極盡細致入微繪聲繪色之能事，著意刻畫的是主人公如何憑借長久練就的功力、用什么名目的招式制服了敵手，一瞬間的過招動作，可以寫上洋洋數千言。單就這種描寫來看，其中沒有任何道德元素，純粹是一種虛擬的技術分解；但這種貌似專業的技術分析所使用的卻又是一整套玄而又玄的文學、哲學術語，其實全無可操作性，只有一種超越常識的、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性。西方15、16 世紀盛極一時的騎士小說在偉大的塞萬提斯手中遭到了毀滅性的顛覆，標志著西方人性邁過了一道坎，西方人的人格開始脫離了少年期的青澀幼稚而進入到了成人階段，從空幻的理想主義落實到了常識。在《堂·吉訶德》之后，西方騎士小說就衰落了。但中國武俠小說目前還看不出衰落的跡象，它現在以更為洶涌之勢進入了電腦游戲里，使上億的青少年沉迷其中，欲罷不能。

那么，為什么在中國武俠對常識的干擾如此嚴重？從文化心理上來看，這要歸責于中國天人合一的傳統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與常識是格格不入的。所謂常識又稱“健全理智”。何謂“健全”？首先是主客觀要分得清楚，不要一廂情愿地把主觀想象混同于客觀事物。相反，天人合一的思維則處處想用主觀感受代替客觀事物，這種思維方式，在著名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那里被稱之為“互滲律”（law of mutual infiltration），即主客互相滲透，甚至萬物都互相滲透，屬于一種比較原始和幼稚的思維模式。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當然與原始人和兒童不能完全等同，而是有數千年高度發達的文明作基礎；然而，作為一個“早熟”的民族，中國人雖然在思維的內容上已經建立了等級森嚴的禮義規范和層次繁多的形上范疇，卻在思維方式（形式）上仍然保留了原始的互滲思維習慣，這就是我們時常引以為自豪的中國天人合一的文化形態。但正因為如此，不論我們在精神文化上曾經取得過多么輝煌燦爛的成就，我們在文化心理和思維模式上仍然是發育不良的，也就是未能將人所固有的理性思維能力充分發揚起來。這就為我們今天在這個客觀上變化了的國內外環境中的極端不適應、沉醉于主觀夢幻而不自知埋下了隱患。

從這一角度反觀武俠小說，可以看出它不過是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互滲律的一種體現。那些江湖英雄們之所以能夠在廣大的客觀世界中來去自由、橫行無忌，無非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內心與天道是直接相通的。這種相通不僅體現在對于自己本心的原始正義感自然就能夠“代天立言”、“替天行道”的自信上，而且更體現在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冥冥中與自然法則暗合的內在體驗上。前者在武俠小說中只是一個旗號，一種大原則；后者才是作者所津津樂道的看點，這就是人的內在之“神”與萬物之“精”或自然之“氣”的合一。中國的武功其實主要是氣功，它不像西方的騎士交戰，憑借蠻力一合即決出勝負，而是比內力，比意念，比功法，比門派，比套路，比絕招，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東西可寫。這些東西拍成電影（特別是慢動作）雖然好看，就連好萊塢現在為了票房都大量吸收了這種元素，但其實并無實戰效果。講實效的西方人骨子里是不相信這一套的，只是他們對于怪力亂神有種天然的好奇心，作為他們已經常識化了的枯燥乏味的規訓體制的補充和調劑，他們也愿意接受這樣一些調味品，卻決不把它們帶入到日常生活中來。然而，對于法制尚未健全的中國來說，老百姓在受到欺壓時與其相信正義的制度規范，還不如相信高人和神技，或者希望自己能夠練就一身真功夫，御敵防身。但這種心態反過來又阻止了他們去努力追求一種公平合理的制度設計，而助長了他們盼望一位義士俠客為他們打抱不平的幻想。即算像包公那樣的青天大老爺，也被他們想像為有一大群奇俠圍繞在側隨時待命，否則似乎就失去了可操作性。

綜上所述，武俠小說所透露出來的文化信息，在于中國人傳統思維方式偏重于直觀感性和切身利害，而疏于對超越個人行為之上的普遍規范的探索，也缺乏對這種規范的信念和追求這些規范的動力。這種偏向表現在社會政治方面，就是沒有對一種建立在普遍理性基礎上的制度的精心設計，而只有一種得過且過、憑借目前手中的權力和武力來維持一種暫時的平衡和穩定的權且之計。表現在認識論和自然規律方面，則是缺乏與客觀事物打交道的穩定的媒介（邏輯和實驗），而總想跨過媒介直接與客觀世界達到同一（天人合一）。這就使得我們的認識中缺少普遍公認的規范，每個人都時刻想著靠“腦筋急轉彎”而出奇制勝、一步跳過人家的頭頂。正是這種傳統思維方式，在今天成了我們走向民主法制和科學發展的絆腳石。什么時候中國人不再迷戀于武俠了，中國文化的出路才會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