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陽事件”再揭秘

信陽，這樣一個美麗富饒的地區，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期間（當時的信陽包含如今的駐馬店），竟造成了大量人口因饑餓患上浮腫病而去世，成為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

1958年秋征還未完成，信陽地區的遂平縣（現駐馬店市遂平縣）嵖岈山衛星公社就出現缺糧現象。1959年初，因春季旱災，信陽地區普遍發生糧荒。

面對全地區普遍缺糧的嚴峻情形，地委書記路憲文卻一方面大抓生鐵生產，另一方面催促糧食征購任務，批判右傾思想，繼續大放衛星，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認為缺糧是假象，是思想問題，是農民不愿把糧食賣給國家。

為了搞到糧食，地委決定在全區清查私藏糧食的小倉庫。截至1月22日，全區查出小倉庫的私藏糧食1億多斤。

地委認為這是兩條路線斗爭在糧食問題上的反映，光山縣“大搞思想運動，大搞群眾運動”解決糧食問題的方法被全區推廣。

1959年春，信陽糧荒加重。地委仍然認為是思想問題，不僅沒有采取措施，反而掀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到處挖糧，結果把農民僅存的一點點救命糧也給挖走了。于是，餓死人的事件不斷發生。

信陽地委、縣委對此不僅視而不見，而且還百般阻撓群眾向中央反映災情。

1959年初，商城縣越美公社觀廟團、汪橋團78個食堂有74個斷糧兩個多月，百余人患上浮腫病去世。

家住商城縣越美公社觀廟團林灣連的軍人、黨員許學富回鄉探親，看到家鄉的慘狀，曾三次向信陽專署劉副專員當面反映情況，遭到劉副專員和專署其他領導人的嚴厲批評和威脅。

3月5日和9日，許學富到縣郵政局兩次向周總理發加急電報，但電報卻被送到了商城縣委第一書記王漢卿的辦公室。

王漢卿大怒，說許學富是“右派思想，右派言論”，并指示“立即扣留，查清后臺，捉拿許學富”。

后王漢卿懼怕“扣壓給周總理電報”的事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讓縣郵政局將電報發出去。

總理辦公室收到電報后，周恩來親自批示：“請河南省人委查處回報”。

3月28日，接總理辦公室電話后，河南省人委（人民委員會，即當時的省政府）回復說：“省里邊對全省的糧食情況是知道的”，“已經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商城糧食問題，省里不了解，將立即告商城縣查處”。

3月31日，河南省人委辦公廳將信陽地區的反饋情況第二次復電總理辦公室：

“商城糧食問題已經解決，從去冬以來，因年老病死過幾個人，沒有餓死的。由于思想問題解決得不徹底，所以有部分人還有意見。專區已派人到該地進行了解處理”。

對于周總理的電話催促，省委、地委、縣委竭力隱瞞或淡化商城斷糧餓死人的嚴重情況，甚至認為向上級反映問題是因為思想問題解決得不徹底。

4月2日，即中央調查人員到達信陽前夕，信陽地委才寫了《關于商城越美公社觀廟團因生活安排不好發生死人事件的通報》。

通報里承認許學富所說基本屬實，并檢查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征了過頭糧，另一方面基層干部害怕戴右傾帽子不敢反映缺糧實情。

4月3日，中央調查人員到達信陽，指示地委、縣委“落實和解決糧食問題”、“保證公共食堂糧食供給，杜絕再發生死人現象”后，地委、縣委才認真調查此事，承認發生了死人事件，下撥糧食。

由于1959年秋季發生旱災，當年冬到1960年春，信陽的情況更加惡化，饑餓遍布全區，浮腫病人迅速增加，農民大量因此去世。

據時任信陽地區專員的張樹藩回憶：省紀委書記劉名榜是信陽地區新縣人。他回老家時，也在路上看到過死的人沒人埋和鄉親的饑餓情況。

但那時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出來為人民說句實話。

群眾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被開除了黨籍。

信陽縣委有一個紀委干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后，受到留黨察看處分。

路憲文在省委的支持下，為了不讓干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壓，后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000多封。

有一個黨支部，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信，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戴蘇理扣壓并查處。

地委對于反映災情的群眾進行打壓，對地級干部也不例外。

地區行署專員、地委副書記張樹藩，就是因為反映了他蹲點的西平、遂平縣的實際災情，并私自開倉放糧而被地委常委會作為批斗對象，秘書余德鴻也受牽連被撤職挨批斗。

張樹藩還曾向地委副書記王達夫反映淮濱縣餓死人的慘狀，請地委立即采取緊急措施挽救。

地委并沒有采取措施，也不承認是餓死的，全區統一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而死的。

張樹藩的妻子、地區婦聯主任李瑞英向路憲文寫報告，反映信陽縣雞公山公社缺糧的事情并要求調糧21萬斤。

路憲文不但沒給糧食，還給李瑞英扣上了右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前去調查，王秉林向路憲文說了實話。路憲文認為“王秉林也動搖了”。

1959年10月中旬至12月底，這正是信陽地區浮腫病患者去世最多的時候，省委、地委及各縣縣委對此是知情的，但沒有采取救濟措施，仍然是掩蓋災情。

1959年12月2日，省委財貿書記宋致和在省委電話會議和12月26日地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些都是個別地方，不需要大驚小怪的去驚慌。”

而在路憲文的講話中，更是看不到災情，一方面“形勢一片大好”，另一方面催促糧棉油征購任務。

1959年11月5日，路憲文在地委電話會議上大講全地區的糧棉油征購情況，表揚先進，批評落后。

征購任務完成差的縣，路憲文認為“是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區，也是資本主義思想最嚴重的地區，敵人活動最多的地區”。

11月19日，路憲文在九縣縣委書記碰頭會上說：“目前我區革命形勢整體不錯”，“主要問題是部分地區糧棉油征購任務完成得不好”。

路憲文認為，這是農村兩條道路斗爭在糧、棉、油征購工作上的表現。他表示，一定要扭轉在糧、棉、油征購中的被動局面，要求各縣11月份結束征購工作。

1959年12月，信陽地區已經是餓殍遍野，而路憲文在9日的地委電話會議上依然催促征購任務，并認為“信陽專區絕大多數地區收成很好，是豐收或大豐收”。

各縣縣委更是想方設法防止民眾向外透露災情。為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委常委分片包干，分頭布置，嚴防死守。

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各公社按縣里要求，派民兵在村頭設卡。

信陽靠近鐵路，南北有兩個火車站。鐵路公安局兩個局長，分別把車站看住了，農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還有官職更高的人反映信陽災情，但也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尤太忠少將是光山縣人，他老家餓死人很多。他回家探親后回部隊說了真話，挨了批評。

湖北省長張體學是光山縣八里畈人，他家有親戚餓死了，他回家看過，回去反映過情況沒起作用。

不過，仍有不少人冒死上書中央，信件不能從信陽地區寄出，群眾就趁黑夜走野地到鄰近專區郵寄信件。

1960年4月8日，河南紀委書記劉銘榜不得不向中央監委報告了信陽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將情況匯報給了中央書記處。

4月12日，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派由李堅、李振海等人組成的調查組到河南信陽調查了三個月。調查的結果是因浮腫病去世的人數為70多萬人。

這一情況匯報給中央監委和中央組織部，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立即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感到事情嚴重，向毛澤東談了信陽的情況。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成立了以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為組長、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為副組長的中央工作組，深入信陽作進一步調查。

面對中央的調查，吳芝圃仍想穩住路憲文，對他說：“你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

7月20日，省委派副書記楊蔚屏、李立和紀委書記劉名榜等在雞公山召開縣委書記以上的地委擴大會議，貫徹省委“捂蓋子的精神"。

楊蔚屏說：“信陽地委這幾年來工作做得不錯，各項工作都走在前面，對全省貢獻很大。近幾個月來，作風上犯了一些錯誤，造成了一些工作問題，這次會議主要是總結經驗教訓，檢討好了，組織上不會處理。”

會議決定“丟車保帥”：三個縣委書記(商城縣委書記王漢卿、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被點名批判。

9月，省委全會上，路憲文作了檢查。吳芝圃卻說：“憲文同志主要是對信陽死人問題的說明，思想認識不夠，省委決定讓你留在原崗位上堅持工作，在什么地方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要直起腰干工作。”

9月底，省委派楊蔚屏、劉銘榜再次來到信陽，向地委常委傳達吳芝圃的指示：“信陽地區在歷史上工作是很好的，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成績不小。發生這個問題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10月，中央監委的李堅帶領中組部的陶陌生等三人到信陽第二次調查。這次調查得出結論：信陽地區患浮腫病去世人數是110萬。

10月21日，他們寫了《四名干部關于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干部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到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富春處，李富春又轉給了毛澤東和周恩來。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從1960年11月起，中央從各部委抽調700人到信陽地區幫助整社救災，省委也組織了千余人到信陽搞整風整社，派出的干部分別到各縣社任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等。

1961年1月30日至2月12日，在中南局書記陶鑄和副書記王任重的參與下，河南省委召開擴大會議，檢查省委在執行中央路線的過程中犯了嚴重的“左”傾冒險的錯誤。

吳芝圃作了幾次檢討后，調離河南，后到中南局任書記處書記，并沒有受到什么懲罰。

而地委、縣委干部大都受到處理：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被判刑三年，9個地委常委僅留下兩個。

逮捕的縣級干部有12名，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被判死刑，后毛澤東說，我還沒殺過縣委書記，改為死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