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這個幾年前還被標榜為“有史以來最成功”的軍事組織,正面臨重大生存危機。無論歐洲曾經對北約的命運作出過怎樣悲觀的預測,當白宮宣稱“正嚴肅考慮美國退出北約的問題”時,它帶給歐洲的沖擊仍然是前所未有的。 這番表態至少傳遞出兩個信息:一是華盛頓此前在談論“退出北約”時并不認真,不過是對北約不滿的情緒表達;二是白宮對北約的態度正從輕視到無視再到厭惡一路惡化,在將伊朗戰局不順歸咎于盟友失職后已達到臨界點。北約秘書長呂特此前急匆匆出現在華盛頓,也意在安撫白宮,讓其對北約的不滿控制在發泄情緒層面,而不至“言出必行”,在歐洲最需要它的時候掏空北約。 在美歐的關稅紛爭和政治分歧尖銳化、公開化后,事關切身安全的北約成為維系跨大西洋關系的“最后一根紐帶”。但從烏克蘭危機到格陵蘭島爭端再到伊朗局勢,歐洲從美國的戰略盟友迅速淪為安全負擔,歐美之間在戰略安全領域的分歧再也無法掩蓋。華盛頓繞過歐洲盟友、撇開北約框架,在歐洲周邊另開戰場,在局勢失控并陷入困局后又將矛頭指向北約及北約盟友。這和歐洲想象中的歐美“安全共同體”有云壤之別。美國的“散伙論”導致北約出現嚴重的“失魂癥”癥狀。因此呂特能做的也只是聽聽華盛頓的牢騷、說說歐洲的苦衷,然后就“必要時配合美國行動”做些不痛不癢的表態。 美歐雙方仍然有將北約作為維系盟友體系乃至“西方陣營”象征的需要。除了國會可能產生的阻礙作用和民主黨的反對外,共和黨內部也有對白宮威脅要“退出北約”的激烈批評;盡管不堪脅迫,歐洲也很現實地意識到在俄烏問題以及戰略安全問題上,即便是作為一個空殼的北約仍然“難以替代”。在美國仍控制北約40%的核心軍事資源,歐洲還無力在核保護傘、信息情報以及系統整合等方面實現替代的情況下,在烏克蘭危機持續、歐洲還無力建立起對俄羅斯的可信威懾、歐洲內部在戰略自主上還無法觀念統一步調一致之前,對美羈縻、留住北約依然是歐洲的主要訴求,盡管它深知北約已經開始徒有其表。呂特秘書長的主要工作也不再是協調盟友一致對外,而更像是隨時需要應付內院起火的“消防員”和兩頭不討好的“出氣筒”。 歐洲倒是也需要開始認真考慮如何在美國退出北約之前,讓戰略自主加速落地生效,并妥善處理與美國在北約框架內的現實關系。歐洲不得不需要耗費時間和精力,去揣測華盛頓每一次言語威脅的真實性,并盡量避免它成為猝不及防的現實。為落實其安全戰略,美國實際上已經開始通過將歐洲推上俄烏沖突前沿、在歐洲以外地區采取軍事行動時完全撇開北約等做法,下一步或將是帶有懲罰性質的逐步減少駐歐美軍。但美國對北約和歐洲角色的重新分配并不意味著放棄對歐洲的控制,白宮在安全問題上對歐洲的一次次脅迫,不過是一系列“服從性測試”,目的是將北約作為束縛歐洲的一道枷鎖,徹底確立起美歐之間在戰略安全上的“主從關系”。 從歐洲的角度出發,由于安全依賴過大、心態糾纏過深,讓北約實現“歐洲化”轉型而不是與美國一拍兩散,被認為是比較符合歐洲現狀的未來出路。因此,提升自身軍事能力還得以“加強北約的歐洲支柱”的名義,在承受大西洋彼岸的怒火之后,做出一些必要的應付姿態。北約正在從體現西方軍事協作和安全協調的同盟機制,變成一個歐美在戰略安全領域漸行漸遠,但在進退交接之間又要不斷保持平衡、持續博弈的外交平臺。 在經受住“失魂”階段的陣痛后,歐洲才可能不再仰人鼻息,從而獲得獨立的政治人格,擴大自身的戰略和外交空間,才能夠擺脫枷鎖、真正自主,確立起歐美關系的正常化狀態,并作為“可信的一極”融入世界多極化的浪潮中。(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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