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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李青蓮序》傳為唐代"草圣"張旭所書的狂草作品,內容抄錄李白的兩篇詩文——《冬夜于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與《悲清秋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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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 / 草書《李青蓮序》釋文:
李太白冬夜于隋州紫陽先生飡霞樓上送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不可奪。歷考天下,周求名交,殊身同心,誓(旋)老云海。山入神農之故鄉,訪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冶霞之孤樓,煉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淡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乃大夸其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度綠(淥)水以先去。吾不凝滯于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煙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款)然,銘契潭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詩)以寵別,賦而贈之。
又悲清秋賦曰: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歸海,云橫秋而蔽天。余以鳥道計于故鄉兮,不知去荊、吳之幾千。于時西陽半規,映島欲沒。澄湖練明,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蕩,渺懷燕而望越。荷花落兮江色秋,風裊(嫋)兮夜悠悠。臨窮溟以有羨,思釣鰲于滄洲。無修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托些,吾將采藥于蓬丘。余喜二詩之清艷,秋夜對酒錄之。吳郡張旭。
張旭 / 草書《李青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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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白冬夜于隋州紫陽先生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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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樓上送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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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奪。歷考天下,周求名交,殊身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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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旋)老云海。山入神農之故鄉,訪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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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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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冶霞之孤樓,煉吸景之精氣。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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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子,高淡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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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及形勝,紫陽乃大夸其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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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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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度綠(淥)水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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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吾不凝滯于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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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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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恨不得同棲煙林,對坐松月。有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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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然,銘契潭石。乘春當來,且抱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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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花,高枕相待。(詩)以寵別,賦而贈之。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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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秋賦曰: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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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潺湲。水流寒以歸海,云橫秋而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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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余以鳥道計于故鄉兮,不知去荊、吳之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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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于時西陽半規,映島欲沒。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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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明,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蕩,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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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燕而望越。荷花落兮江色秋,風裊(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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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夜悠悠。臨窮溟以有羨,思釣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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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洲。無修竿以一舉,撫洪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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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托些,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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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采藥于蓬丘。余喜二詩之清艷,秋夜對酒錄之。吳郡張旭。
作品內容由李白的兩篇文字綴合而成。
前半《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是李白為道友元演寫的贈別序。核心是“氣激道合,結神仙交”。他們一同尋訪隨州紫陽先生,在餐霞樓上“高談混元”,得授“金書玉訣”。
李白寫道:“吾不凝滯于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 這是他典型的人生哲學:用世時,可與王侯平起平坐;隱退時,能俯視巢父、許由那樣的古之隱者。最后以“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作結,滿是超然物外的仙家期許與名士風流。
后半《悲清秋賦》,情緒一轉,是羈旅懷鄉的憂思。“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余以鳥道計于故鄉兮,不知去荊、吳之幾千。” 秋色蒼茫,歸路渺渺,雖有“釣鰲滄洲”的壯思,卻終感“無修竿以一舉”的無奈,最后歸于“人間不可以托些,吾將采藥于蓬丘”的出世之想。
兩文合觀,恰是李白精神的一體兩面: 一面是昂揚的、與道友“誓老云海”的求仙熱忱,充滿行動力與浪漫幻想; 一面是低徊的、見清秋而悲的羈旅孤獨,流露出現實中的漂泊與無力。
張旭選擇抄錄這兩篇,或許正是感知到了李白這種既想飛升、又陷塵網的復雜生命情調。
此作在書法史上別稱《草書勢》,這個別名點明了它的核心價值。
草書,尤其是狂草,其靈魂在于“勢”。勢是點畫間無形的氣脈連接,是筆鋒在紙面上運動時留下的“軌跡的軌跡”。張旭將此推向了極致。
1. 從“法”到“意”的飛躍。在張旭之前,草書(如王羲之、孫過庭)雖也流暢,但法度謹嚴,字字分明。張旭的狂草,則打破了單字界限,以意為法,因勢生形。筆畫常連綿不斷,一組數字宛如一筆書就,氣韻貫通,如江河奔涌,不可端倪。
2. “忽然”的性情書寫。張旭作書,常于酒酣興發之際,脫帽露頂,揮毫大叫,甚至以頭濡墨。這種狀態,與李白“忽然高詠涕泗漣”同出一轍,是生命能量不加修飾的瞬間爆發。筆下線條的疾徐、輕重、枯潤,完全隨情緒流動,書跡即心跡。觀此卷,仿佛能看見他書寫時那種不可抑制的激昂情態。
3. “草書勢”的美學確立。此作可視為狂草作為一種獨立美學范式的成熟標志。它不再僅僅是快速書寫的實用字體,而成為一種純粹表現性情、氣勢與宇宙韻律的抽象藝術。后世懷素、黃庭堅的狂草,皆受其沾溉。
李白與張旭,一詩一書,恰是盛唐氣象在文藝領域最耀眼的雙子星。其氣象,首先在于“人”的極度飽滿與解放。
李白是“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是“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他們都不受世俗禮法羈絆,敢于充分展現自我的真性情、真生命力。這種個體的張揚與自信,是盛唐獨有的精神底色。
其次,在于藝術形式與生命情感的完美同構。李白的詩,是“黃河之水天上來”的不可阻擋,是“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磅礴直瀉。他的句法、意象、節奏,都服務于那股充塞天地的豪氣。
張旭的草書亦然。他的線條,就是筆墨的“黃河之水”。絞轉奔騰,無首無尾,將空間轉化為時間,將視覺轉化為節奏。看他的字,不是看靜態的造型,而是感受一場正在發生的、由筆墨演繹的暴風驟雨。
他們共同詮釋了何為“盛唐氣象”:那不是簡單的國力強盛,而是一種內在生命力的極度充盈,并敢于在任何領域將其毫無保留地對象化、形式化的創造精神。在詩中,它化為李白的豪句;在書中,它化為張旭的狂草;在人的行為上,它化為那種“笑入胡姬酒肆中”的灑脫與不羈。
詩與書,在此達到了深層的默契。李白文字中“仙游”的飄忽、“清秋”的寥廓,正好為張旭的筆墨提供了馳騁的疆場。而張旭筆下風云開闔的線條運動,又將李白文字中的情感張力,以另一種感官形式加倍地釋放出來。
好,到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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