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石油收入大跌，社區建設抵抗美國施壓

任何在歷史上捍衛過能源主權的人，都無法忽視這一打擊的沉重分量。盡管如此，若不做出這一讓步，我們面臨的直接替代方案并非“維持主權”——全球北方的“左翼人士”常常以此為由，草率地宣告我們革命的終結——而是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爆發一場全面的血腥戰爭，并伴隨海上封鎖。在帝國主義的圍攻下，即便身處革命進程，也可能被迫進行周旋，以保全生命并確保革命的延續。

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同時也是長期經濟戰的結果，這場經濟戰的目的正是要徹底切斷我國進行物質再生產的所有途徑。

列寧深諳此類處境。在蘇維埃革命最艱難的歲月里，他捍衛“新經濟政策”，視其為保全基礎的必要戰術退卻。他堅持認為，革命政治要求我們做出區分：在特定時刻什么是可以保衛的，而什么又構成了歷史進程的戰略核心。

如今，這種區分再次變得至關重要。國家主權不能僅僅等同于對某一戰略資源的控制，無論該資源有多么重要。在委內瑞拉，還存在另一個同等重要的維度：有組織的人民主權。

這正是公社的陣地。

卡爾·馬克思分析1871年巴黎公社經驗時，寫下了一句至今仍擲地有聲的話：“公社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蹦嵌螝v史經驗的革命性質不在于政府的更迭，而在于新政治形式的出現：勞動人民開始實行自治的結構。

因此，公社不僅僅是地方機構或解決特定地域問題的機制。公社是能夠體現集體解放的政治形式。

這一理念在當代世界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也正因如此，查韋斯將公社構想為高級組織形式，旨在瓦解資產階級國家的根基，克服資本的代謝，并改造社會的生產關系。

馬克思早已預見資本主義具有集中與擴張的趨勢，如今資本主義已采取列寧所提出的概念，即帝國主義：服務于大資本、由金融、軍事以及日益增強的傳播勢力所支撐的全球統治與剝奪體系。

在此背景下，公社問題被賦予了戰略意義。

馬克思主義——以及查韋斯主義——的視角指向了另一個方向。公社絕非逃避該體系的地方避難所，而是更廣泛的權力與社會改造戰略的基本組成部分。

吉爾伯特進一步解釋道，當烏戈·查韋斯提出公社要成為委內瑞拉社會主義的“基本細胞”時，他是在明確的反帝視野下踐行這一構想的。其目標并非建立孤立的社區，而是對國家進行整體重組，并開辟一條有別于資本代謝的新型社會代謝之路。

查韋斯在2009年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說：“一個孤立的公社是反革命的?！?/p>

公社必須連結成公社城市、公社聯盟，并最終形成能夠逐步取代舊國家機器的公社邦聯。這絕非一個地方主義項目，而是一個國家級項目。

時至今日，這一歷史性押注具有了更加深遠的意義！

在帝國主義圍攻的條件下，一個社會是否有能力實行有尊嚴的生命的再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工人階級的組織化程度。公社生產、服務的集體管理以及集體決策，成為了具體的機制，既用于抵抗，也用于建立指向解放的新型社會關系。

最近在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舉行的全國民眾協商，恰恰體現了這種動力。

每當一個社區集體決定如何組織其物質生活時，便在行使一種具體形式的主權。我們在這里談論的，并非在演講中宣告的抽象主權，而是在實踐中被踐行的主權。

當一個國家面臨單邊強制措施與軍事侵略時，這種人民主權便獲得了戰略意義。此類攻擊的目的不僅在于向政府施壓，更在于打亂社會生活，撕裂讓一個社會得以有尊嚴地進行自我再生產的集體紐帶。

面對這一戰略，公社組織發揮了社會韌性的作用。

那些生產糧食、組織經濟循環、管理服務、或對資源實施集體優先排序的社區，構建了任何封鎖都無法徹底摧毀的抵抗能力。

正因如此，公社不僅是一場民主實驗，同樣是一種國家防御形式。

在此意義上，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是：就在1月3日襲擊發生僅僅兩個月后，以代總統德爾茜·羅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為首的國家政權選擇將民眾協商置于核心地位。在帝國主義施壓要求瓦解人民權力的時刻，這一決定卻反其道而行之：將公社民主確立為革命進程的支柱。這反映了一種戰略共識：在重重圍攻之中，玻利瓦爾革命的主要力量并不僅僅存在于國家機構中，而在于工人階級的地域組織中。在帝國主義侵略時期，鞏固人民權力絕非政治上的奢侈品——而是歷史的必然。

正如吉爾伯特提醒我們的，馬克思指出，公社關系構成了以商品交換為基礎的體系的根本對立面。資本主義將社會關系轉化為物物的關系——由金錢、市場和資本作為中介的關系——而公社生產則意味著由集體控制生產活動。

這種集體控制，歸根結底，就是一種主權形式。

在委內瑞拉，主權正在數千個公社中構建——有些已經穩固強有力，有些處于起步階段——在那里，政治不再是遙遠的事，而是變成了日常實踐。

當然，公社的建設充滿矛盾。公社國家的建設，與歷史遺留的官僚結構、巨大的經濟困難，以及任何歷史轉型進程中固有的緊張關系共存。

即使在這些緊張關系中，公社依然是戰略視野所在。在權力日益向企業和金融中心集中的世界里，社區能夠直接治理其集體生活關鍵領域的理念，蘊含著極其深刻的顛覆潛力。

捍衛委內瑞拉抗擊帝國主義侵害，不僅意味著譴責外部侵略，同樣意味著捍衛并深化能夠使有尊嚴的日常生活得以維持的人民組織形式。

如果說，在某些時候，國家主權為了抵御圍攻而必須在特定領域進行周旋或退讓，那么在委內瑞拉，有一個領域是絕無退路的：那就是其領土上的人民主權。

我們這一歷史進程的最深層根基便在于此。

石油或許可以作為戰術談判的籌碼。地緣政治的相互關系可能會發生轉變。經濟條件可能會迫使我們做出艱難決定。但只要還存在一個有組織、有能力治理其領土的人民（pueblo），建設不同的社會的可能性就依然鮮活。

在委內瑞拉，這種可能性有一個名字：公社。

在帝國主義圍攻的時代，將捍衛公社作為全國的項目，意味著捍衛最深層的主權形式：通過集體生產和共享的有組織的人民的主權。但這防御不能僅僅停留在被動抵抗上。公社同樣是人民主動出擊的戰略押注：既反叛又守紀律，既富有創造力又有組織性——公社有能力將對生命的捍衛轉化為對新社會的自覺建設。

但這樣的主動出擊要求我們在行動中摒棄天真與虛假的幻想。正如拉蒙·格羅斯福格爾（Ramón Grosfoguel）最近所主張的那樣，當前的時刻要求我們將戰術上的靈活性與戰略上的堅定性相結合；以現實主義的態度不斷評估力量對比；努力收復失地；并為未來的攻擊做好準備。如果帝國主義的歷史教會了我們什么，那就是帝國主義的最終目標絕不僅僅是顛覆、施壓或規訓，而是要徹底擊敗并埋葬我們。

就委內瑞拉而言，他們要擊敗玻利瓦爾革命，意味著從各個維度加以摧毀和打擊，包括抹除或模糊公社建設所體現的歷史視野及其變革潛力。正因如此，對公社的捍衛不能局限于對日常生活的局部管理或對圍攻的地域性抵抗。捍衛公社必須被構想為全國集體解放努力的一部分，要有能力維系、深化有組織的人民權力，并推進邁向社會主義的未來。

歸根結底，面臨考驗的不僅僅是政府的生存——盡管這一點必須得到保障——更是工人階級實現自我治理的歷史可能性。

這正是人民主權之所在。

正如馬克思曾提醒我們的那樣，這種可能性擁有一種具體的政治形式：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