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之下，人文和科技皆為娼優

正義和社會群體

自由主義的社會契約論往往把人們看成是一些原子型個體，個體的人們自由而理性地選擇并締結一種對大家都有好處的契約關系。對這種契約觀批評最激烈的是社群論者，他們是自由主義內部的批評者。社群論者強調，個人并不降生于人際關系的真空狀態中，并不能“自由地”締結契約關系。每個人從一出生就已經是某個實在群體的一員，這個群體早就有它自己的制度、規范和價值。群體環境是在歷史和傳統中形成和發展出來的。不同的群體環境使人們成為不同種類的個體，自由主義型的個體只是其中一種而已。正義原則往往表現為國家制度特征，但正義原則卻更與群體生活方式有關。例如，美國國家制度固然以其憲法為標志，但是美國社會的許多結構特征卻是在它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時期(前革命時期)就已經形成的。早期來美洲的殖民者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歐洲的傳統、語言和對“新大陸”生活的理想。美國憲法建立了一種政府的形式，但并沒有建立一個社會。早在美國制定“按被統治者的意愿統治”的原則之前，許多社群就早已在按這個原則運作了。換句話說，早在美國憲法將此原則確立為政治正義的內容之前，它已經是社會正義的內容了。在另外一些國家中，情況可能正好相反。雖然國家憲法中確立了民主的原則，但在政治實踐中卻仍然沿襲傳統的專制獨權、等級區分和家長權威原則。

強調群體，也就是強調社會不等于國家。國家正當性必須建立在廣大公民的支持上，但社會的正當性卻并不必須如此。例如,國家和政府的正當性可以通過選舉程序來顯示，但社會的正當性卻不然。社會中的正當性，亦即“正義”，比在國家中更體現為一種自愿服從的義務感。社會契約作為一種自愿服從模式，其意義正在于此。雖然社會契約是理性個體間達成的關于某種公正秩序的默契，但它的意義卻大于所有個人利益的總和。早在蘇格拉底那里，正義就被設想為一種無須在其自身之外尋找合理性的、自我完足的“善”，盡管這種善對行善者最終還有其他益處,就像通俗佛教的善為真果，但畢竟善有善報。

作為社會之善，正義不是一種抽象的善，而是體現為社會不同生活領域中關于不同物品的正當分配原則。這種群體論正義觀在沃爾澤的《正義諸領域》中得到了系統的闡述。沃爾澤認為，正義并不是外在于實在社會的單一抽象原則，如“平等待遇”“各得其所”或者“權利”。正義始終與特定歷史時期特定政治群體中已經存在的種種價值觀聯系在一起。正義是多元的，每個社會領域都有它自己的特定分配物品，這個物品往往包含了關于它自身的分配標準，這個分配標準就是正義。例如，醫療保健領域中的分配標準是需要，金錢和商品領域中的是自由交換，教育領域中初中等教育的是平等，高等教育中的是(受惠)能力，等等。他提出，每個具體領域中的分配都不可能做到按它自己標準所設置的絕對公正，總有一些人會比其他一些人更受惠于現有的分配標準。但是，由于每個人都不只活動于單一領域，都必然涉及多種不同領域，所以只要嚴格保持不同領域之間的界限，不讓一個領域中的優勢轉化為其他領域中的優勢，那么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領域中受損，而在另一些領域中受惠，以形成一種有得有失、在不平等中最終取得“復合平等’的結果。因此，正義的關鍵在于維護社會不同領域之間的區分和各領域的獨立，以防止一些領域對另一些領域的“宰制”。在這一點上,民主而且自身獨立的國家權力起著重要的作用。

社會之好并不等于個人利益的總和，社會之好必須是一種集體考量。社會不是自顧自的個人所拼合的沙盤，社會是一個由具有集體意識的公民成員所構成的有機整體。沃爾澤認為，社會整體應當擁有一個共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基礎結構，如道路、橋梁、公共交通、國家公園、通訊系統、學校、博物館等,這些基礎結構既擴大個人生活的范圍，也塑造個人生活的樣式。共同的生活資源幫助廣大公民參與必要的和有價值的社會活動。這些公共資源的衰敗和私有化必然會使得有些公民被排斥在那個由這些資源所形成的共同生活方式之外。

沃爾澤強調，社會有責任維持和增加投入，以保障群體所有成員的生活品質環境。只要社會在進行這種投入，就應當讓所有的公民，而不是某一些人，從中同等地得益。否則，那些被排斥在外者就會遭受雙重的非正義對待，受損害的不僅是本應受群體重視的需要，而且還有作為群體成員的尊嚴。沃爾澤就美國醫療領域中的非正義現象寫道：“看醫生或上醫院與社會階級相關，但與病患程度或事故卻無甚關系。沒有什么比這樣的統計更能說明當今美國醫療(非正義)了。如果醫療是一種奢侈，那么這種病與醫的脫節便不重要；但是如果社會把醫療認定是一種需要，如果群體為提供醫療下了本錢，那么這種脫節就是很嚴重的事了。得不到醫療者遭受的是雙重損失——他自己的健康，還有他的社會身份。……只要群體在醫學研究、建醫院、醫生工資等方面花了(共同的)錢,由這些支出所提供的服務就必須同等提供給所有的公民。”"

沃爾澤在批評美國醫療領域中的非正義時，并不是以某種永恒的、抽象的正義原則為標準(如羅爾斯的“原初狀態”)，而是訴諸于美國的本土價值傳統和美國社會現已具有的正義共識。例如，在美國社會中，人體器官是不準買賣的，當一個人得了重病絕癥而又無錢求醫時，往往會激起很大的社會同情，這些都說明美國社會群體在健康是人的基本“需要”(即醫療領域中的特殊“物品”)而不是一種商品這一點上是有共識的。這種情況也普遍存在于許多別的社會領域中。例如，人們把“娼妓”、“賄賂”“買賣圣職”等當作很壞的詞眼，這是因為他們在“家庭”、“公職”和“宗教”領域中的正義共識反對這些領域受金錢主宰。金錢主宰使得那些本不該由金錢收買的特殊領域物品(“性關系”“權力”和“神恩”)往往變成了商品。沃爾澤說：“一切分配，是正義還是不正義，都是視(特殊領域)物品的社會意義而言的。””一個社會群體對于具體領域中分配物品性質所達成的共識(是否可以買賣，是否可以隨意為權力所霸占，是否準許通過裙帶關系獲得，等等)決定了這個群體關于以什么原則分配這物品的共識,這種原則共識代表著這個群體的正義觀。

有什么樣的群體，就有什么樣的共識。或者說，有什么樣的共識，也就有什么樣的群體。從國家制度來看是如此。人們常說，專制之下，人文和科技皆為娼優，指的就是政治權力對其他社會領域的侵犯、暴力和宰制。從社會群體關系來看也是如此。如果一個群體的廣大成員對弱勢成員的基本生存需要麻木不仁、漠不關心，只講一些人花天酒地、肆意揮霍的權利，卻無視另一些人免遭困苦的權利；如果一個群體總是特別獎勵一些“才能”(拍馬奉迎、謊言假話)，而冷落另一些才能(獨立思想、理性批判)，那么他們就是在用一種現行的正義觀(沃爾澤并不否認這也是一種正義觀)向世界宣告他們是怎樣一個群體。這可能是一個很有本土或民族特色的群體，但卻未必是一個受其他群體尊敬的群體。

一個群體，它的成員之間互相做些什么和互相不做些什么，遠比他們空洞的理想口號更能說明這個群體的現狀。正如沃爾澤所說，正義涉及的乃是“在實在的群體中，公民們應當彼此做些什么”。”如果群體成員真的互相關愛，真誠和誠信，尊重和自由交流，那么他們就會避免互相傷害、欺騙、欺壓、告密和爾虞我詐。這些行為固然與個人道德有關，但從根本上說，它們還決定于社會和政治制度的秩序，因此也更與“正義”有關。社會領域會因為受外力宰制而蛻化為滋生不道德行為的場所。例如，商品市場領域中的許多不道德行為其實都是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集團勾結的結果，政治權力的宰制破壞了商品市場的公平自由買賣的正義原則，使之淪變為一個權貴利益場所，它的“正義”原則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一般商品經濟領域的正義原則。

伸張社會正義可以從識別現實社會中各種因外力宰制而惡性變質的領域開始。正如商品經濟領域可以蛻變為權貴利益場所一樣，公職領域可以蛻變為“官場”，司法領域可以蛻變為“衙門”，教育領域可以蛻變為“學店”,新聞領域可以蛻變為“造假故事”，公共輿論領域可以蛻變為“一言堂”或者“假話秀場”，等等。在這些惡性變質的領域中存在的是制度問題，而不只是道德問題。惡性變質的領域能使大部分人變成不道德的個體。個人道德固然有助于實現好社會，但是好社會的實現卻并不需要等到人人都先成為道德者之后。社會之善不一定是全體社會成員之善的總和。以重在制度的正義來期待和要求一個社會，也就是相信，好的制度可以改變缺乏道德的個體。即使在一個未必人人都是道德君子的社會中，也可以建立自由、理性和公正的秩序，這種秩序本身就是一種社會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