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靈壁”置縣及縣名問題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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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設置靈壁縣，經歷了由鎮升縣、復鎮復縣、改零為靈的過程，事關置縣與縣名問題。靈壁置縣的表面原因，是在神宗朝大規模并廢州縣的政策慣性下，零壁鎮人戶為謀商賈之利而乞請朝廷改鎮為縣。但實際上，當時的零壁鎮因汴河而得漕運之利，已然具備由鎮升縣的經濟條件和制度基礎，遂于元祐七年復縣名“零壁”。至政和七年，或許是受到奇石文化、花石綱事件的影響，零壁所產之石為徽宗所喜，因石出名，改名靈壁。

關鍵詞：北宋；靈壁縣；零壁鎮；市鎮經濟；基層政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考訂政區沿革和解釋政區演變規律、動力、原因為主要內容的歷史政區地理研究已臻成熟，且逐漸走向“政治地理”的研究范式。其中，縣級政區廢置與縣下地域空間結構，是基層政區研究中最基礎的問題。學界對宋縣的研究，既有傳統的從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宋代縣政，也有采用沿革地理、政區地理的視角考訂《宋史·地理志》與宋縣沿革，討論宋代地方行政制度與縣級政區。宋代縣級政區改置有四種類型，一是由鄉、鎮、寨、巡、場等升格為縣；二是省并某縣入他縣，以成新縣；三是廢州、軍為縣；四是因縣降格為鎮、寨而調整縣屬等。北宋“靈壁”置縣大略可歸入第一種情形，不過其中亦涉及具體歷史場域，故有辨析研究之必要與價值。

《宋史·地理志》載：“元祐元年（1086），以虹之零壁鎮為縣；七月，復為鎮。七年（1092）二月，零壁復為縣。政和七年（1117），改零壁為靈壁。”由此可見者有二，一是北宋設置靈壁縣經歷了由鎮升縣、復鎮復縣的過程，此為置縣問題；二是縣名由“零壁”改為“靈壁”，此為縣名問題。前者涉及基層政區研究，學界鮮有專論北宋“靈壁縣”建置緣由的文章。后者涉及歷史地名研究，關于“靈壁”縣名問題，最新的研究成果即段偉《清代語訛政區名探析——從靈壁縣到靈璧縣》一文。段文詳細考證了“靈壁”自宋代立縣以來在歷代文獻中出現的語訛政區名現象，認為最終定名為“靈璧”是受到了地名雅化的影響。筆者無意于重新梳理北宋以降靈壁縣的語訛問題，也贊同段文認為的 “靈壁縣為宋代立縣名稱”。但是，北宋“靈壁”何以置縣、歷史過程及相關影響因素為何？學界討論尚不夠充分。基于此，本文試圖回歸到北宋設置“靈壁縣”的歷史場景，考察零壁鎮由鎮升縣、復降復升的歷史過程，討論由鎮升縣的歷史條件，以及在縣名問題上涉及的諸多因素，不當之處，尚祈正之。

一

北宋零壁鎮置縣經過

關于北宋零壁鎮的始置年份，難以稽考。南宋學者李燾所著《續資治通鑒長編》提供了線索。該書卷89“真宗天禧元年（1017）三月辛酉”條載：“宿州言靈璧鎮蝗蟲生。”李燾主要活動于南宋初期，那時“靈壁”縣名已經確定，而使用“靈璧鎮”的寫法，或許是受到語訛政區名的影響，也或許是傳寫錯訛所致。因此，可以將零壁鎮的設置年代判定在宋真宗天禧之前，并結合唐末五代軍鎮林立、宿州建置等歷史背景。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四月二十五日，已經歸籍零壁鎮的前婺州司戶參軍靳琮代表零壁鎮人戶向戶部呈遞狀文，以零壁鎮“屬符離、虹兩縣，又在符離、蘄、虹三縣[界]，盜賊轉徙，艱于掩捕，良民不得安業”為由，“欲乞將符離、（靳）[蘄]、虹三縣近零壁鎮鄉管割屬本鎮，仍改為縣”。并指出改鎮為縣的好處在于，“三縣遠鄉皆為近境，人戶輸二稅、請苗役順便”。狀文得到朝廷的許可，批準零壁鎮改鎮置縣。然而，僅僅過了三個月，時任淮南轉運副使的趙偁，“請復以宿州靈壁縣為鎮”，又得到了朝廷的許可。

個中緣由，未見趙偁本人的言論。直到元祐七年（1092）九月，新任兵部尚書蘇軾在《乞罷宿州修城狀》中指出：“卻準轉運使趙偁狀稱，看詳得元只是本鎮官勢有力人戶意欲置縣，增添諸般營運，妄有陳狀。”零壁鎮改鎮置縣的倡議者靳琮曾任婺州司戶參軍，雖不知何故去職，歸籍零壁鎮，但顯然已被趙偁視為“官勢”人家，也被蘇軾視為“豪民”，且通曉獄訟，言論具有煽動性。至于趙偁所言“增添諸般運營”，當時也未見改鎮置縣后零壁鎮人戶獲利如何。

結合神宗朝并廢州縣的有關情況，可知人戶乞請改鎮為縣的例子并不止零壁鎮一例。在靳琮等人一紙狀文之前，即元祐元年（1086）二月九日，侍御史劉摯、監察御史王巖叟論及并廢州縣，提到相州永和縣為鎮之初的情形，“永和之民相與號訴于官曰：‘不知宮中歲所利者幾何？百姓愿計其數均認之，隨二稅以納，幸留吾邑不廢也！’”可見，確實存在人戶自愿乞請改鎮置縣的情況。

劉、王二人關于并廢州縣的言論值得審視，茲節錄如下：

竊惟天下涵濡太平之恩久，戴白之老不識兵革者，非一日矣。事方繁夥，民務增添，議者謂：益置郡縣，以分治之，乃其所也。而比者聚斂之吏，茍欲減役人、收役錢以附會。率爾之間，遂行并廢，不復問事體之如何，人情之樂否。蓋廢并之后，州縣遼遠，有山嶺重復、江河阻絕，遠者十數日，近者五七宿不能一往來于官者。以言爭訟，則百姓赴訴難；以言賦稅，則百姓輸納難；以言豪強，則官司彈治難；以言盜賊，則官司警□難；以言死亡，則官司檢視難；以言期會，則官司追呼難。乞自免役以來，并廢過州、縣、軍、監，凡可復者，皆復之以便民。

此番言論顯然是針對神宗朝王安石變法的相關內容，尤其是“乞自免役以來，并廢過州、縣、軍、監，凡可復者，皆復之以便民”一句，結合靳琮狀文所說的“仍改為縣”，不禁令人懷疑零壁鎮改鎮置縣的故事是否還應該往前推至神宗朝。

劉、王二人的議論顯然是有效的，得到哲宗支持，“詔廢并州縣，令諸路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司同共相度合與不合廢并以聞”。于是才有了淮南轉運副使趙偁復零壁鎮的言論。

至此，需要理解的一個問題是，改鎮置縣究竟有何好處。元祐元年（1086）的并廢州縣詔，經過近兩年的實行，得到了顯著成效，但同時也引發了爭議。群臣上書言道：

興復州縣，惟坊郭近上人戶便之，鄉村下戶乃其弊也。知其然者，州縣既復則井邑盛而商賈通利，皆歸于坊郭，此坊郭上戶所以為便也。復一小邑，添役人數百，役皆出于鄉村下戶，所以受其弊也。自元祐元年二月九日降敕，相度幾二年矣，其利害明白而不可以不復者，下詔之初皆已復矣。其可以復可以不復者，仍遷延至今。況自朝廷行差役法，中外莫不以為宜，而論者獨以地薄民貧之邑、鄉村應役之戶不多者難得番休為患也。今諸路方且攀緣前歲，一時指揮而復縣不已，增鄉戶之力役以利坊郭，臣竊以為非便也。臣欲望圣慈特賜指揮其元祐元年二月九日敕，更不施行。

顯而易見，零壁鎮改鎮置縣問題即群臣所謂“可以復可以不復者，仍遷延至今”，故而才有元祐七年（1092）復置零壁縣的故事。從群臣的言論中，也可以看出靳琮作為零壁鎮人戶，在改鎮為縣后，必會以“坊郭近上人戶”的身份而深受商賈之利，故而大力推動改鎮為縣的進程。

最終的結果是元祐七年（1092）二月批準零壁鎮復為縣，此為《宋史·地理志》的記載，即蘇軾在《乞罷宿州修城狀》所言：“后來有轉運使張修等及知州周秩別行奏請，卻欲置縣，仍取得本鎮人戶狀稱，所有置縣費用，情愿自備錢物。致朝廷信憑，許令置縣。”

吊詭的是，零壁鎮至當年九月還在籌備建城一事，“元料置縣用錢四千五十余貫，至今年八月終，已納二千八百五十余貫，其余未納錢數，認是催納不行，縱使盡行催納，亦恐使用不足”。施工泰半，深為不易，朝廷似乎有意無意任由零壁鎮人戶自行置縣，以至于蘇軾雖然并不認可靳琮等人的置縣理由，但鑒于置縣一事“系已行之命，兼構筑廨宇，略已見功，恐難中輟”，只好乞請罷宿州展城一事，挪部分展城經費用于置縣。

二

因河而興：零壁鎮置縣條件

結合哲宗朝群臣對王安石變法的討論，分析零壁鎮改鎮置縣的過程，可知零壁鎮改鎮置縣僅是變法利益之爭的一個部分。就朝廷而言，置縣會增加財政開支，產生所謂“冗官”與“冗費”，哲宗元祐元年（1086）夏四月乙巳，甚至下詔戶部裁減冗費；就民間而言，宋代的五等版籍制度導致市鎮附郭上等人戶在置縣中有機可乘。然而，無論出于何種利益糾紛，零壁鎮在當時已經滿足置縣條件，當是無可置疑的，下面將從經濟基礎、制度基礎兩個方面予以分析。

（一）經濟基礎

譚其驤認為：“一地方至于創建縣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該地開發已臻成熟；而其設縣以前所隸屬之縣，又大致即為開發此縣動力所來。”前文已經指出，零壁鎮未置縣前，屬于虹縣，虹縣屬于宿州。據成書于元豐三年（1080）的《元豐九域志》所載，宿州下轄四縣九鎮，即符離縣，蘄縣靜安鎮、荊山鎮、西故鎮、桐墟鎮，臨渙縣柳子鎮、蘄澤鎮，虹縣新馬鎮、通海鎮、零壁鎮。唐宋時期，宿州得以崛起的原因，多賴于汴河漕運之利，以及軍事戰略地位，學界已多有論述。毫無疑問，零壁鎮能夠得以發展，也多賴于汴河所帶來的市鎮發展。李孝聰于《唐宋運河城市城址選擇與城市形態的研究》一文中，已大體介紹了包括零壁鎮升縣之后受汴河影響而形成的城址布局情況。如下圖1所示，可以看到淮南東路汴河沿線市鎮的分布情況。

上圖年限斷在政和元年（1111），可見淮南東路汴河沿線，計有縣城六，即亳州永城縣、宿州符離縣、零壁縣、虹縣、泗州臨淮縣、盱眙縣，計有鎮六，即酂縣酂陽鎮、臨渙縣柳子鎮、蘄縣靜安鎮、蘄澤鎮、虹縣通海鎮、臨淮縣青陽鎮。

汴河漕運帶動了沿線市鎮的經濟發展，經濟活動的表現首先反映在商稅征收上，商稅額成為衡量市鎮經濟發展水平的基本指標之一。據《宋會要輯稿·商稅歲額二》的記載，可以看到熙寧十年（1077）淮南東路汴河沿線市鎮的商稅額，如表1所示。

從上表可以看出，零壁鎮的商稅額不僅遠遠高于酂陽、柳子、蘄澤、靜安、青陽等同級別的市鎮，甚至高于虹縣的稅額。宿州各務于熙寧十年的稅額還有臨渙縣1539貫454文、蘄縣606貫862文、荊山鎮1191貫324文、新馬鎮795貫323文、西故鎮599貫928文，加上在城、虹縣、柳子鎮、蘄澤鎮、靜安鎮、零壁鎮的稅額，共計商稅歲額26061貫65文，零壁鎮占全州稅額的8.28％，僅次于在城稅額，居各縣鎮之首。

（二）制度基礎

蘇軾在《乞罷宿州修城狀》中提及零壁鎮未置縣之前的官員配置，為守把兵士八十人、京朝官一員、監務官一員、虹縣尉一員、弓手六十人。零壁鎮的官員成分，根據來源可分為兩類：一是京朝官，由中央派遣，專領煙火盜賊；二是縣尉，為縣級建制，專責一縣治安。從職能上看，京朝官與縣尉的職能存在重合。此外是監務官，管理稅收事宜。蘇軾鑒于零壁鎮的防御力量，認為足以彈壓本鎮盜賊。

一般情況下，一縣縣尉至多兩名，且非有盜賊不得下鄉，縣尉配有弓手，弓手屬縣級職役，且一縣之內配額相對固定。如此，移虹縣縣尉與六十名弓手常駐零壁鎮，無疑削弱了縣城的守備力量，足見零壁鎮的重要性。不僅如此，朝廷仍然派遣京朝官一員，專領煙火盜賊，說明零壁鎮不僅僅是靳琮等人所言的本鎮居民曾被劫掠，也不僅僅如蘇軾所言“足以彈壓”。零壁鎮的弓手數額尤其能夠說明這一問題。北宋立國之初，國家立根未穩，鄉閭盜賊橫行，太祖因此于建隆三年（962）十二月下詔，規定“萬戶以上縣差弓手五十人，七千戶以上四十人，五千戶以上三十人，三千戶以上二十五人，二千戶以上二十人，千戶以上十五人，不滿千戶十人”。乾德六年（968）十一月，鑒于賊盜漸息，裁撤各縣弓手，規定“萬戶縣三十人，七千戶二十五人，五千戶二十人，三千戶十八人，二千戶十五人，千戶及不滿千戶并一十人”。此時乃立國之初，萬戶大縣尚且只需弓手至多五十人，少則三十人，而零壁一鎮竟達六十人之多，殊為驚異。弓手數額的增加并非一蹴而就，早在仁宗康定二年（1041）八月五日，中書門下就提及淮南等路添差弓手一事，慶歷二年（1042）四月，鑒于“京東西盜賊充斥”，下詔令各縣“增置弓手”，至神宗熙寧三年（1070），京西路轉運司以新添弓手“別無捕盜日限，止是歲集縣尉司教一月放散”為由，乞請放罷新添弓手，得到朝廷許可。那么，北宋中期盜賊橫行的原因何在，便成了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因素。可以從元祐年間淮南路受災情況看到盜賊橫行、亟需彈壓的一個側面。

元祐元年（1086）兩淮地區水、旱災害頻仍，旱災起初因“轉運等司并無奏報”而未引起朝廷重視，直至四月初二日，左司諫王巖叟察訪淮南等地，指責“淮南旱甚，物價踴貴，本路監司殊不留意”，淮南等地的旱災才廣為關注。兩日后，右諫議大夫孫覺針對旱災情形，上奏諫言：“淮、浙災傷，米谷踴貴，慮盜賊因緣而起，乞差官體量，廣行賑濟。遍下諸路轉運、提刑司，災傷各以實言。不實者坐之。災傷雖小，而言涉過當者，不問。如此，則諸路不敢不言。朝廷隨災傷之大小，賑濟而防虞之，則四海之內無倉猝之憂矣。”當時，“淮南米價斗直（值）一百七十”，右司諫蘇轍聲稱：“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不意今來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外，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饑民。”可見此次旱災的嚴重程度，朝廷官員因此擔心盜賊因災而起，應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屋漏偏逢連夜雨，同年十一月壬午，權發遣淮南路轉運副使趙偁報奏淮南水災，以楚、海、泗、宿、亳五州最為嚴重。

由此可見，盜賊因天災而起者，無疑給零壁鎮這樣的經濟市鎮以一定的打擊，不得不尋求防御力量的提高。應當注意到，京朝官在一定程度上有轉化為縣官的可能性。故而，零壁鎮在基本建制上有升級為縣的制度條件。

零壁鎮置縣后的管轄區域，大體可依據部分史料進行推斷。傳為明初學者劉基所著的《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一書，其編纂人員、編纂過程、體例與資料來源，以及歷史地理學方面的史料價值已為韓道英所討論。該書卷22《宋分野》“宿州靈壁縣”條載“宋元祐七年（1092）析符離所屬朝城、彭城兩鄉置靈璧縣于宿州東一百二十里”，《三朝北盟會編》卷244“地里驛程”載“虹縣至靈璧縣六十里，靈璧縣至靜安鎮六十里，靜安至宿州六十里”，《金史》卷25《地理》記載西固鎮屬“靈壁縣”。至此，可大致推知零壁鎮置縣后應當轄有原虹縣零壁鎮、符離縣朝城鄉、彭城鄉，以及金代新設的西固鎮（即后來的固鎮）。然而，朝城鄉、彭城鄉的轄境皆已無考，零壁鎮置縣后的縣境區域直至明嘉靖年間才得以確定，即《明史》卷40《地理志》載靈璧縣“西南有齊眉山，北有磬石山，黃河在東北，南有汴河，北有睢河，又南有固鎮巡檢司”其中，固鎮于1965年置縣，轄宿縣的湖溝區、任橋區、靈璧縣的固鎮區、五河縣的西劉集區、王莊區王莊公社、陳渡公社、懷遠縣的曹老集區等。可以想見，北宋靈壁縣的幅員應當包括今靈璧縣、固鎮縣及埇橋區、五河縣、懷遠縣部分地區，在當時北抵黃河，南至淮水之濱，相當廣袤。

三

因石成名：政和七年改“零”為“靈”蠡測

自北宋元祐年間零壁鎮改鎮置縣以來，前賢 時彥多討論改“壁”為“璧”是否與磬石相關。持無 關論者居多，同時認為從“靈壁”到“靈璧”乃地名 雅化的結果。筆者考諸史籍，認為改“零”為“靈”才是個中關鍵。

清乾隆時，靈璧縣知縣貢震在《靈璧縣志略》中對“靈璧名義”的討論，頗具代表性。他鑒于靈璧“命名之義自來未有所據”，結合自己多年治水考察地情的經驗，提出三點意見：一是認為舊志因縣有山產磬石而改“零”為“靈”，是附會《宋史》導致的；二是指出磬為樂器、璧為禮器，不可混為一談，史志所載石磬山屬下邳而非靈璧，因山為縣名無所據；三是從“壁”的字義來看，應當遵從《史記》《漢書》的寫法，以“靈壁”為正字，北宋政和年間改“零”字未改“壁”字，導致后世傳寫之誤“以靈為零，以壁為璧”。在貢震看來，“靈璧”二字的命名與磬石無關。這種看法有失偏頗，一是忽略了靈璧縣自古及今確實產石的事實，也因此會忽視靈壁石對縣名的影響；二是在縣名命名上犯了先入為主的毛病，單純地認為磬為樂器、璧為禮器，不可混為一談，顯然是將靈壁石的功能單一化了。而以是否有石磬山作為縣名的依據，著實不當。我們不能用“磬石”一定要有同名的山來類比一定有同名的縣，更不用說北宋靈壁所產之石不稱為“磬石”，而稱為“靈壁石”，與“太湖石”相提并論。何況，靈壁縣也確實有山。《明史》卷40《地理志》載縣“西南有齊眉山，北有磬石山”；《嘉慶重修一統志》卷125《山川》進一步指出“磬石山在靈壁縣北七十里”。因此，筆者認為應當盡可能地回到歷史場景中去考察北宋政和以降“靈壁石”給縣名所帶來的的影響。尤其是從靈壁石的開采與制作工藝、功能與價值、文化影響力等方面討論靈壁縣何以“因石成名”。

（一）靈壁石的開采與制作工藝

成書于南宋紹興三年（1133）的《云林石譜》，是我國第一部論石專著。作者杜綰，是北宋宰相杜衍之孫，平生好石，“能紹其家風”。該書的成書背景就在于宋代重文輕武，迷石者眾。且距宣和未遠，可信度較高。四庫館臣將其納入《四庫全書》時，也稱周履靖刻本所附《宣和石譜》《漁陽公石譜》系竄入，“惟錄綰書以資考證，而所附二譜悉削而不載”，可見該書之重要性。該書卷上《靈璧石》載：

宿州靈璧縣地名磬山，石產土中。歲久穴深數丈，其質為赤泥漬滿。土人多以鐵刀遍刮，凡三兩次，既露石色。即以黃蓓箒或竹箒兼磁末刷治清潤，扣之鏗然有聲。石底多有漬土，不能盡去者，度其頓放，即為向背。石在土中，隨其大小具體而生。或成霧狀，或成峰巒。巉巖透空，其眼少有宛轉之勢。或多空塞，或質匾樸。或成云氣、日月、佛像，或狀四時之景。須藉斧鑿修治磨礲，以全其美。或一面，或三四面。若三四面全者，即是從土中生起。凡數百之中，無一二有得四面者。多是磇者石尖，擇其奇巧處鐫治，取其底平。頃歲，靈璧張氏蘭皋亭列巧石頗多，各高一二丈許，峰巒嵓竇，嵌空具美，大抵亦三兩面，背亦著土。又有一種石理蹸踆，若胡桃殻紋，其色稍黑。大者高二三尺，小者尺余。或如拳大，坡陁拽腳。如大山勢鮮，高峰巖竇。又有一種產新坑黃泥溝，峰巒嵌空。奇巧亦須刮治，扣之稍稍有聲。但石色清淡，稍燥軟，易于人為，不若磬山清潤而堅。此石宜避風日，若露處日久，即色轉白，聲亦隨減。《書》所謂“泗濱浮磬”是也。

這一記載除了能夠明晰靈壁石的制作工藝和形態質地，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三條關鍵信息，一是宋代靈壁縣有磬石山，二是石產于土中，須刮刷方見秀峰，三是靈壁石主要用于園林假山，部分奇巧者扣之有聲。該書還記載有與靈壁石齊名的產自平江府洞庭水中的太湖石、產自英州含光與真陽縣之間溪水中的英石、產自全州湘江一帶兩岸狹處間土石山中的全州石、產自湖州西門外十五里卞山中的卞山石，以及湖州武康石。其中，卞山石“色類靈璧而清潤”，全州石“色若靈璧，青翠可喜”。《云林石譜》的記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對靈壁石的觀感，這一記載也為明末造園家計成所采納，見于《園冶》一書。

（二）靈壁石的功能與價值

《云林石譜》在對靈壁石敘述的最后，提及《尚書》所謂“泗濱浮磬”的古典。這一記載或許說明早在周朝，淮水之濱的人們便已向周天子進貢奇石了。宋人賞玩之風盛行。元代儒學大家鄭元祐在《松石軒記》一文中指出：“自唐宋始，以石為玩好，然后石之品益繁，宋宣和間于物無不品定。”宋徽宗喜好花石，《宋史紀事本末》卷11載有《花石綱之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地方便有了向徽宗進獻奇石的行為。時人張知甫在其筆記《張氏可書》中記載：“宣和初，宿州靈璧縣進巧石，中有一洞，皆天成，以巨艦漕至京師，費數百萬緡，賜名槃谷，侯置于禁苑。”可見花石綱花費巨萬、勞民傷財。數十年后，地方向徽宗進獻奇石的故事仍在坊間流傳，成為南宋士大夫茶余飯后的清談之資。生活于南宋前中期的汝陰人王明清，在其筆記《揮麈錄》中記載了時人李平仲的一次談論：

政和建艮岳，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壁縣貢一巨石，高二十余丈，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啟于上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祐陵親灑宸翰云：“慶云萬態奇峰。”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石即遂可移。省夫之半，頃刻至苑中。

徽宗好石、臣下諂媚、勞師動眾的場面躍然紙上。宋元之交，學者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卷22《土貢考》中記載，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置提舉御前人船所，命內侍鄧文浩提舉淮、浙人船所，管理東南土貢，其中就有“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

作為貢品的靈壁石，由水運送往開封。《宋稗類鈔》卷32《古玩第五十五》載：“崇寧中，朝廷定雅樂，下靈壁縣造石磬，磬成，每泝汴進納。”可見汴河承擔了主要運輸能力。該書還強調靈壁縣“別有小河，取都下稍徑，或有此河載磬以入，則磬聲率不協律，此理殆不可曉”。這些記載指出了靈壁石的另一個功用——做樂器“磬”。取靈壁石制磬，這一傳統為元明清三代所繼承。《元史》卷68《禮樂志》載：“補鑄編鐘百九十有二，靈壁石磬如其數······元初，磬亦用宋、金舊器，至元中始采泗濱靈壁石為之。”鄭元祐則說：“以靈壁所產石用以為磬，然非秀絕者，不能有聲音之純。”《續資治通鑒》卷220記載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辛丑，“吳王命于泗州靈壁取石制磬”，亦見于《明史》卷61《樂志》。《明會要》卷21《樂》甚至記載了弘治十五年（1502）的一次樂禮之爭，“禮官言近聞皇上命官于內府造大祀樂，以純金為鐘，西玉為磬。夫自堯舜以來，造樂制器，鐘必用青銅，磬必用靈壁石。若更以純金西玉，恐未可以諧眾音神感格”。《清史稿》卷101《樂志》載：“編磬，以靈壁石或碧玉為之，十六磬同虡，應十二正律、四倍律，與編鐘同，陰陽各八。”

此外，作為園林假山石、樂器磬石的靈壁石，在戰爭年代，甚至可以充當炮彈使用，據《續資治通鑒》卷166記載，南宋紹定五年（1232）三月癸卯，蒙古攻金，“金炮石取艮岳、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圓如燈球”。

（三）靈壁石的文化影響力

隨著徽宗逝去、北宋滅亡，南宋偏居一隅，淮北之地盡失，靈壁石把玩于文人士大夫手中的盛況似乎只能通過遺跡來展示。南宋乾道五年即金大定九年（1169），明州鄞縣人樓鑰以書狀官的身份隨從時任禮部尚書的舅父汪大猷出使金國。出使期間，樓鑰留心觀察，著有旅行日記——《北行日錄》，記載了當時靈壁汴河兩岸的情形，節錄如下：

（十二月）二日癸未······宿靈壁。行數里，汴水斷流。人家獨處者，皆燒拆去。聞北人新法，路旁居民盡令移就鄰保，恐藏奸盜。偽者，焚其居。有一鹿起草間，截馬前西區。兩岸皆奇石，近靈壁東岸尤多，皆宣政花石綱所遺也。虞姬墓在西岸荒草中，橫安二石板，相去尺余。隆興間，我得泗、虹，以此墓為界。外山上有叢祠，漢高帝廟也。淮北荒涼特甚，靈壁兩岸人家皆瓦屋，亦有小城，始成縣道。

其實，早在70年前，年僅二十歲的葉夢得因春闈落第，染病回家的途中，路過靈壁縣，也留下了一段對當時靈壁汴河兩岸情形的描述，載于《石林山堂記三首》，可資對比，如下：

余紹圣間春官下第，歸道靈壁縣，世以為出奇石。余時臥病舟中，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乏，貴人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所有，僅七百金，假之同舍，而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予之好石，不特其言。自行此壑，刳剔巖洞與藏于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余處，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晚年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較。嘗戲謂兒童輩云：“此不特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從中可見靈璧石的名氣大振當在徽宗之前，而紹圣初落第的葉夢得上距元祐七年（1082）復置靈壁縣，不過兩年，下距徽宗政和七年（1117），不過二十余年，諸多史料顯示，不得忽視靈壁石對縣名的影響。

這樣的記載不僅見于作為使者的樓鑰、作為考生的葉夢得，甚至已經擴大到宋人的筆記小說，周密《齊東野語》卷5記載了一則《趙氏靈璧石》的故事，如下：

趙邦永，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改姓趙氏。入洛之師，實為統軍。嘗過靈璧縣，道旁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崷崪秀潤。南仲立馬旁睨，扶玩久之。后數年家居，偶有以片石為獻者，南仲因詫諸客以昔年符離所見者。邦永時適在旁，聞語即退。才食頃，數百兵舁一石而來，植之庭間，儼然馬上所見也。南仲駭以為神，扣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注視之際，意謂愛此，隨命部下五百卒輦歸，而未敢獻。適聞所言，始敢以進。”南仲為之一笑。

與葉夢得的經歷頗為類似，似乎反映了當時靈壁石風靡的情景。其實，如今行走在靈璧縣西北一隅的鄉村道路上，譬如洛澗村、付寨村，仍然能夠看到“道旁奇石林立”的場景，運送奇石的卡車不時呼嘯而過。

宋人雅好之風，為明人所繼承，靈壁石名聲再噪，或許與晚明士人浮靡之風有關，晚明文人文震亨所著《長物志》一書，將靈壁石列為上品，英石次之，有所謂“靈璧無峰”“英石無坡”之說，與之相類的太湖石“第聲不清響”，文震亨還在《器具》“筆格”所用研山、《位置》“臥室”所用假山等方面提及靈壁石的妙用。段偉通過大量的數據處理，指出明代典籍文獻中多用“璧”字，或許就與靈壁石所附會的美好之義相關。同樣的道理，在其他文獻中出現“壁”“璧”不同用法，或多或少說明存在因附會美好之義而傳寫錯訛的情況。因此，改“壁”為“璧”不是討論縣名命名的關鍵，改“零”為“靈”才能更好地體現出靈壁石對縣名命名的影響。

結語

北宋設置靈壁縣，經歷了由鎮升縣、復鎮復縣的過程。這一過程大抵受到了哲宗朝新舊兩黨對王安石變法中免役法、州縣廢置等問題爭論的影響，同時也是朝廷面對“三冗”問題的一個縮影。靈壁置縣的表面原因，是在神宗朝大規模并廢州縣的政策慣性下，零壁鎮人戶為謀商賈之利而乞請朝廷改鎮為縣。但實際上，當時的零壁鎮受汴河漕運的影響，市鎮經濟繁榮，商稅稅額遠較同級市鎮為高；加之災害頻仍、盜賊侵擾，朝廷派遣京朝官、縣尉與超額弓手，以備匪患。因而在經濟基礎和制度基礎上，零壁鎮已然具備由鎮升縣的條件。迨至政和七年（1117），或許是受到奇石文化、花石綱事件的影響，零壁所產之石為徽宗所喜，因石成名，改名“靈壁”。故而，改“零”為“靈”才是靈壁縣名之關鍵，后世或附庸風雅、或傳寫錯訛導致改“壁”為“璧”，當另作他論。

作者：孫小昌

來源：《淮北師范大學學報》2024年第2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汪鴻琴

校對：鄭雨晴

審訂：宋柄燃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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