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大臺礦40多人被困井下，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急得一夜白頭

1961年2月3日凌晨兩點，京西門頭溝山谷里呼嘯的寒風壓不住井口上涌的熱氣，亂石伴著塵霧滾落，嘈雜的求救聲從大臺煤礦795米水平巷道深處傳出。幾分鐘后，電話線路噼啪作響，求援信號一路傳至距此數十公里外的市委值班室。僅僅十來秒，劉仁的身影就出現在話筒前。他壓低聲音：“我是劉仁，情況說。”短短一句，嗓音干澀，卻擲地有聲。

電話那頭，搶險隊員報告：頂板突然垮塌，支架變形，多處透水，四十余名礦工被困，生死未卜。災情之重、時間之緊，讓在場的人都暗暗攥緊了拳頭。劉仁沒有坐進柔軟的椅子，他索性卷起衣袖站在壁圖前，指尖在巷道示意圖上快速劃動。接連三個命令迅速發出：封閉不必要井口、防止二次坍塌；緊急調集駐京部隊工兵進山；搭建野戰電話網，十分鐘一匯報。

正是這個夜晚，45歲的劉仁通宵未合眼。有人記得，清晨五點隙光透入窗欞，他的鬢角像是被霜打過一樣，失去了往日的烏黑。兩天后，礦井終于打通最后一道阻隔，四十六名礦工被逐一升井，無一人失聯。傳來平安消息那刻，他扶著桌角，眼前一黑，當場暈倒。醒來時，警衛員遞來鏡子：“劉書記，您看看，頭發白了。”這便是“劉仁一夜白頭”的來歷。

外界后來談起這件事，總愛渲染奇跡與動人情節，卻少有人追問：劉仁的那股子拚命勁兒從哪兒來？答案，要從更早的歲月找。

1924年的北平城，寒風透骨。15歲的段永鷸第一次跨進華北中學的大門。那年冬天，孫中山抵京，街頭巷尾旌旗飄揚，他跟著同學去車站歡迎，血氣方剛，眼里只有一個詞——“改天換地”。三年后，他在校內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改名劉仁。

上海、天津、北平，地下交通站、兵工廠、紗廠車間——劉仁在白色恐怖里一次次與死神擦肩。1930年春，他在天津布置紡織工人罷工，半途被閻錫山的憲兵逮捕。獄中，他與彭真并肩絕食。十二天后，獲釋的劉仁拄著棍子走出牢門，胃病從此伴隨終身，卻換來更頑強的意志。

1937年冬，他輾轉回到延安。那年臘月，抗日動員大會上，毛澤東疾聲號召“槍口一致對外”。臺下的劉仁聽得熱血沸騰。他主動請纓北上，成為“北方分局”首批200名干部之一。此后在晉察冀，他與聶榮臻、林楓協同，架設電臺、開辟交通線、護送傷病員；一頂破草帽、一張驢車票，就是全部“裝備”。艱險歲月煉就了他的從容和果斷。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劉仁奔走于燕京、清華、輔仁、燕大，只為說服教授學者留下。周恩來在招待會上拉著他的手笑道：“他是‘留人’的劉仁，把咱們的先生全守住了。”那番話傳開，劉仁的名聲在知識界迅速攀升，可他自己總說：“搶救人才和搶救礦工，一樣重要。”

進入五十年代，北京需要重建工業骨架。劉仁先是南下大興，蹚出“紅星農莊”模式；隨后又扎進石景山廠區，為工人爭取宿舍、醫療和子弟教育。一次深夜，他撥通工業負責人電話，聲音含怒：“工人住土坯房，你們能睡得著？明天把圖紙、材料和預算帶來，我們一起算帳！”

緊接著就是大臺礦的故事。1958年投產的這座新井，設備不全、巷道支護簡陋，工人常自嘲“老六礦”。他們曾以“不當老六”為誓，硬是在1960年奪得北京“紅旗單位”。可突如其來的冒頂，把“紅旗”撕得粉碎。劉仁明白，如果此役失敗，不只是死亡數字，更關乎數十個家庭的生計與首都能源供應。于是，連軸三晝夜，他把自己釘在了電話旁。

救援過程驚心動魄。涉水排險、人工掘進、壓風送氧、分段定位呼叫……每跨前十米，都要冒著塌方的風險。井下，被困礦工用鋼釬敲擊管道回應：“我們還活著！”這短促的五個字，像一聲號角催逼地面指揮部加速。最終，斷裂的巷道貫通，最后一名工人被抬出時，井口響起稀稀拉拉的鞭炮聲，氣浪卷著冰渣，眾人卻熱淚橫流。

劫后余生的礦工們說：“劉書記，您救了咱一家子。”劉仁擺手：“我是代國家給大家回信，命令我也要聽啊。”幾天后，他拄著拐杖出現在井口，面對礦工的“白酒難買”抱怨，他沉吟片刻：“王府井柜臺可以少賣幾瓶，先把配額調到礦上，關節炎耽誤生產不行。”一句看似樸素的交代，很快兌現——白酒、風油精、羊肉湯接連送到礦區，工友們笑稱“劉書記開了另一條救命巷道”。

1965年春天，北京街頭已能見到掛著“紅星”標牌的無軌電車。那是劉仁堅持“最好的線路給工人”的結果。當年合成胰島素的消息傳來，他拄杖走進北大實驗樓，拍著玻璃門激動地說：“外國人以為我們不行？這不，咱爭口氣！”同年冬天，他在天壇體育場看國青隊訓練，手里攥著一小本筆記，偶爾抬頭，眼角的銀絲在朝陽下閃光。

1973年10月26日，劉仁病逝。追悼會上，人們談到他時，總會回到那個冬夜——電話聲急促、巷道漆黑、白霜染鬢。四十六條命，從那以后又拉響了無數次礦井的警報，也讓人記住一個信念：救人，就是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