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善磊
魯東南大地平邑縣有個仲村鎮,相傳為仲由故里。以仲村鎮為中心,向西北5公里是林放的故里放城,向東南1公里,則是原憲的家鄉原憲屯。仲村、放城、原憲屯,三點一線,是孔子七十二賢中三位高足仲由、林放、原憲的“線下聚會點”。
仲由,字子路,是孔子弟子中性格最鮮明、最具俠義精神的一位。他比孔子小9歲,一生追隨孔子,以政事見長,以勇敢聞名。
子路出身貧寒,早年常以野菜充饑。為了奉養雙親,他常去山中砍柴、捕獵,賣錢買米后,背著沉重的米袋長途跋涉百里回家。無論風霜雨雪,從未間斷。父母去世后,他在楚國做官,坐擁百里之地的俸祿,吃著山珍海味,卻對著滿桌佳肴痛哭:“我想再為父母背米,卻再也沒有機會了。”孔子聞之感嘆:“仲由侍奉雙親,可謂生時盡力,死后盡思。”這一故事被列為二十四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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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0年,衛國發生政變。子路當時任衛國大夫孔悝的家臣,本可置身事外,但他堅守“食其食者不避其難”的信條,冒死入城平亂。在混戰中,他的帽纓被斬斷,卻在臨死前大喊“君子死而冠不免”,從容系好帽纓,最終被亂刀砍死,享年63歲。
子路不僅勇武,更以“聞過則喜”著稱。有人告訴他:“你有過錯。”他不但不怒,反而大喜。孟子曾贊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這種坦蕩的胸懷,讓他成為孔子最信任的侍衛和政事助手。
原憲比孔子小36歲,是孔子做司寇時的家臣。老師給他九百斛俸祿,他不要。孔子去世后,他跑到衛國的陋巷里隱居:屋頂是茅草,門是蓬蒿編的,窗戶是破甕做的,上漏下濕。若是旁人,早愁得吃不下飯了,原憲卻在那兒彈琴唱歌,自得其樂。
最精彩的一幕發生在子貢來訪時。這位昔日同學此時已是衛國上大夫,高車駟馬,前呼后擁。因為巷子太窄,子貢只能下車步行。看到原憲衣衫襤褸,子貢關切地問:“老兄,你是不是病了?”
原憲的回答,成了士大夫精神的千古名言:“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沒錢只是窮,學了道理卻不能踐行才是病。我只是窮,但我沒病!
子貢聽罷,深為感慨,匆匆離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原憲則拄著拐杖,站在門口大聲朗誦《商頌》,聲音如金石裂帛,穿透了歷史的塵埃。
原憲主張言必信,行必果,諾必成。他關于貧與病的辨析,影響深遠。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原憲為“原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追封他為“任城侯”。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稱他為先賢原子。
林放,字子丘,他之所以能位列孔門七十二賢,并非因為他做了多大的官,而是因為他敢于向孔子提出一個直擊靈魂的問題:“禮的本質究竟是什么?”
在那個時代,人們往往看重禮儀的排場。比如祭祀要用最貴的牛羊,喪禮要擺最大的排場,朝聘要有最繁復的儀節。林放對此產生了深深的懷疑,他在杏壇之下,向孔子發出了振聾發聵的一問:“夫子,禮之本究竟為何?若只重器物之盛,而無誠意,這還是禮嗎?”
孔子聞言,撫掌大笑,給出了關于禮最精辟的論斷:“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告訴林放:就一般禮儀而言,與其鋪張奢侈,不如樸素儉約;就喪禮而言,與其儀式周到完備,不如內心真正悲哀。
林放的這一問,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形式主義。他讓后人明白:禮不是給別人看的表演,而是發自內心的敬畏與和諧。
林放與原憲一樣也選擇了隱居,但他不是在陋巷中安貧,而是隱居泰山,只做傳禮一事。他向進山的香客宣講孔子的學說。他一生清貧,卻精神富足。唐玄宗時,追封他為“清河伯”;宋真宗時,加封“長山侯”,并將他的牌位請進孔廟。
仲村、原憲屯、放城,這三座村莊是地理上的鄰居,是精神上的知音。想象兩千多年前,仲子的剛直、原憲的清貧、林放的知禮,三位賢人在仲村周邊的田野間切磋學問,那是何等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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