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忠｜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框架內的新思考

作者介紹

喬治忠，廊坊師范學院特聘教授、南開大學榮譽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曾長期擔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專業學術帶頭人，致力于本專業的學科建設。

文章來源

《史學理論研究》2025年第5期，第35-47頁。

馬克思、恩格斯以畢生的精力，經過多年的研究、反思和修訂，揭示了全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即五種社會形態有序演進的學說，此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核心內容。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學說，具備扎實、嚴密、系統、科學的理論框架，其系統性、科學性根植于一個客觀的、非意志可以改變的物質性前提，是唯物史觀建立和發展之根基。然而，近現代各個民族、各個區域的社會發展狀況豐富多樣，導致不少人目迷五色。因此，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內，對歷史發展具備客觀規律的根本前提，以及近現代社會演化的多樣態問題，予以特別的關注與思考。

一、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理論的前提和基礎

馬克思主義關于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學說，其最初的理念前提和理論基礎何在？換言之,這項極其重要的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揭示，最早是從何處起步？這是學習和研討唯物史觀最先要明晰認識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寫成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指出：

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

在這一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說明：

……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各種交往形式的相互聯系的序列，各種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于：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另一種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一個新的一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

同年,馬克思在一封書信中再次強調：

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后來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并當做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于這一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系，就形成人類的歷史，這個歷史隨著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系的愈益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的歷史。

之所以連續引錄以上三段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是因為其中蘊含極其深刻的理念和重要的創見。

第一，馬克思、恩格斯在從事理論研究的早期階段,就開始研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兩人在合作、商討的基礎上取得了一致認識。由此可見,研究和揭示歷史發展規律,是這兩位導師在理論上最重要的目標與建樹之一。正如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紀念演說指出的:“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

第二，馬克思、恩格斯探索的是“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而不是德國或西歐的歷史規律,這不僅因為馬克思、恩格斯的目光遠大,更是因為其研究符合歷史理論進展的邏輯。眾所周知,意大利史學家維科于1725年出版了通常被稱為是《新科學》(La Scienza Nuova)的著作,是在研究全人類具有的共同性發展規律;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認為“絕對精神”推動歷史發展具有必然性,也是針對整個世界而言。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對唯物主義原則的深入研究,當然不會將視野縮減到一個有限的區域。

第三，馬克思、恩格斯將社會的物質生產認定為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指出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一個偉大的理論突破,把對歷史發展的研討牢牢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與一切唯心主義歷史觀劃清了界限,有了這一界限,個人的意志就不能成為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這揭示了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確切起點。

第四，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生產力“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人類社會“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各種交往形式的相互聯系的序列”。這就將人類社會的“交往形式”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論證了“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而“交往形式”,后來表述為“生產關系”。不能把作為“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的生產力水平看成社會形態的單一依據,這表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觀是以唯物主義理念為基礎,同時也證明其具備辯證法的思維特征。因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才是社會內在的基本矛盾,才是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單一的生產力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更不能作為判斷社會性質的根據,此乃貫徹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之對立統一規律的學說。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總和構成的經濟基礎,是兩大社會基本矛盾的關鍵與核心,而社會形態的主要標志是衡量其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也就順理成章了。當然,生產力和上層建筑的狀況,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因素。事實上,五種社會形態應是原始公有制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其概念顯示了以生產關系為核心內涵的演進體系。

總之，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通力合作,就是以探索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為核心的工作,而且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創建了唯物史觀的理論體系。

二、繼續探討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中間進程

關于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已確立了基本的理路與觀點,還提出歷史發展應當經過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部落所有制”，相當于后來所說的原始社會晚期“父權制”的狀態。這里用“部落所有制”表述奴隸制社會之前的社會形態,是因為“在1847年,社會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幾乎還沒有人知道”。第二階段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其含義是從“公民僅僅共同擁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隸的權力”向私有制轉變,從而使“公民和奴隸之間的階級關系已經充分發展”。第三階段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對此做了詳細分析,隨后又探討了資本主義社會及未來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對五種社會形態演進規律的最初闡釋,很明顯,馬克思、恩格斯在這里表達的概念和解說的內容,都還需進一步精煉。

探討全人類歷史發展之規律,這是何等艱巨、何等復雜的研究課題!馬克思、恩格斯對這項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何況在19世紀50年代前,整個人類對世界歷史狀況的了解有較大的缺環,對上古史前的人類社會狀態,幾乎無人具備最起碼的知識,這些對了解歷史必要的知識,還在漸漸積累的過程中。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的探索也不能不是一個長期的進程,這中間難免遇到困難,難免反復思考,也不能沒有過渡性的認識與表述。以下簡要列述這項進程中的幾個要點。

第一,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合作寫成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以及本年的信件等,已經提出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前述已說明。

第二,1847年,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因為奴隸制是一個經濟范疇,所以它總是存在于各民族的制度中。”接著他論述了封建制度、封建主義和封建的生產,以及取而代之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在這里,馬克思已經使用“奴隸制”“封建制度”等比較標準地表述社會形態的用語,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特征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隨后,馬克思更展望了“勞動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抗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市民社會”,這里指出的是人類社會的共產主義方向。

第三,1848年,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指出:“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①在馬克思、恩格斯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時代,幾乎所有相關領域的學者皆承認人類古代經歷了奴隸制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古希臘羅馬的”等概念,是歐洲學術界普遍使用的與“奴隸制社會”完全等同的用語,甚至也可簡稱為“古代的”社會。馬克思在這里對人類歷史上階級社會形態演進的表述,在概念運用上已基本成熟,同時也有易使當時學界理解的靈活性。同樣在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合寫的《共產黨宣言》,就已將社會形態演進學說,特別是對未來社會必然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論斷,運用于論證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發生和必定勝利。

第四,1859年,馬克思發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作了值得注意的關于歷史發展規律方面的論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這里,馬克思先是精辟地論述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隨后卻在闡述“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中提出“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并將之列為社會形態演進的第一階段。這種使用區域概念作為社會發展階段的代稱,在馬克思所有著作中僅此一次,恩格斯也未使用這種概念形容生產方式。因此,“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只是臨時的過渡性表述,有特殊的背景。

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通過各種資料了解到印度等東方各國的農村公社跨越各個世代而長期存在,表面上似乎沒有出現家庭和個人的土地私有制。西歐也曾擁有“農村公社”這一社會構成模式,但隨著私有制產生而紛紛解體,而在東方居然長久地存在。這是一個新的知識,需要在社會形態演進的理論中進行研究。此項研究的最終解決,牽涉私有制怎樣產生、怎樣導致整個社會形態發生巨變等問題。但是,當時整個世界還不具備這樣的知識基礎。于是,馬克思暫且以“亞細亞的”生產方式表述這個歷史階段,此乃意存謹慎的過渡,留待以后進行深入研究;又由于農村公社在“亞細亞的”社會的構成模式內,是“原始共同體”,也可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長期保持,因而暫且將之放在第一階段。

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一節,已然提出了“原始所有制”的概念,又在對農村公社問題的研究中指出:“在大多數亞細亞的基本形式中,凌駕于所有這一切小的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一體表現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在這種財產形式下,單個的人從來不能成為所有者,而只不過是占有者,實質上他本身就是作為公社統一體的體現者的那個人的財產,即奴隸。”這其實已經論證東方的農村公社并不會繞過奴隸制社會階段。但是,由于繼續研究的空間仍然很大,馬克思沒有將手稿中的這些初步探討立即吸收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即沒有立刻把“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定性為奴隸制。這種認真、嚴謹的學術作風,值得我們學習,但萬不能誤會馬克思已對此前論述過的歷史發展規律有了什么動搖或放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在闡釋“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后,馬上就介紹他與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并特別提示讀者在《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有進一步“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表明仍要堅持此前對歷史規律問題的研究路線。

中國、蘇聯及日本學界曾經幾次熱烈地辯論“亞細亞生產方式”究竟是何指歸。但是,大多是對馬克思這個說法的隨意揣摩,甚屬無謂,甚至也多有曲解、誤解,而淪入泥淖。在一個臨時的過渡性的詞語上糾纏,體現的是很認真且煩瑣的教條主義。在關于人類歷史發展規律這樣宏大、深奧且需要長期探索的理論問題上,只應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最終定論為基準。

三、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規律探討的最終結論

1877年,美國人類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撰寫的《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正式出版,這是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發展史上的大事,該書也是唯物史觀發展過程中的關鍵著述之一。

摩爾根是美國紐約州人,青年時代他就對研究印第安人社會產生了濃厚興趣,在家鄉的青年中組織了一個研究印第安人的學會,稱“大易洛魁社”,調查和搜集了許多資料。隨后,摩爾根結識了印第安易洛魁一個部落首領的兒子艾利·帕克(Ely Parker),此人成為他深入調查易洛魁部族社會的得力助手。1846年深秋,摩爾根深入易洛魁人駐地,請求首領收養其為義子,允許自己加入該族,目的就是深入系統地調查和掌握印第安人的社會結構、社會生活,明確其源流和發展。1851年,摩爾根出版《易洛魁聯盟》(League of the Iroquois)一書,大獲成功,聲譽鵲起,于是信心倍增,擴大了他的調查研究范圍,收集了世界上近二百種親屬制度的資料。摩爾根創用了一種特別調查方法,精心設計調查表格寄往世界各地,通過美國駐世界各地的使館、傳教士等,對當地的族群進行調查。這個范圍廣闊的調查歷時十年之久。最終,摩爾根結合古希臘、古羅馬等各種歷史文獻,以獨得的調查資料精研極思,勤奮創作,在1877年出版了名著《古代社會》。

《古代社會》揭示了原始社會時期人類的生活、生產和社會結構等狀況,指出人類從蒙昧階段、野蠻階段向文明階段發展的詳細進程,是一部生動具體而又有宏觀概括的原始社會發展史巨著,并以大量無可爭議的事實論證了促成社會發展的四大機制。一是“生存技術”的不斷提高,火的使用、陶器制造、弓箭的發明、金屬工具特別是鐵器的產生,在原始社會發展中起到重大作用,這與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生產力的論述相吻合。二是男女之間的婚姻狀況及其演變,促使氏族、家庭、部落等社會結構的形成。三是原始部族之間的戰爭,對較大的社會組織與管理機構產生了催化作用。四是財產積累和個人占有促使私有制產生,并導致階級分化。后來,恩格斯評論說:“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這個評價之高,僅次于他對馬克思的贊揚。

馬克思于1881年5月開始仔細研讀《古代社會》,對之極為重視和贊賞,不顧身體多病,甚至暫時放下需要趕寫的《資本論》,撰成《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篇幅大致相當于摩爾根原書的一半。馬克思寫了大量批語,表示應以參考、研究《古代社會》一書為契機,全面完成對五種社會形態演進之歷史發展規律的論述。然而,馬克思于1883年3月逝世,

沒有來得及進行這項工作。

恩格斯按照馬克思的遺愿,承接馬克思提供的歷史觀念和筆記資料,在摩爾根著作的基礎上深入研討,于1884年撰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全面梳理世界各地、各族群從原始社會到階級社會的過程和實況。他概括性地指出:“奴隸制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恩格斯后來又強調:“在亞細亞古代和古典古代,階級壓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隸制,也就是說,群眾不僅被剝奪了土地,甚至連他們的人身也被占有。”這里的論斷十分明確,即無論東方、西方,歷史發展規律在實質和原則上是一致的,在階級剝削社會“三大奴役形式”是依次更迭的。不言而喻,此前的原始公有制社會,正是該書詳細考察的內容,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則是馬克思、恩格斯畢生為之奮斗的社會發展方向。總體上五種社會形態的順序演進,即為馬克思主義揭示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最終定論。該書最后引錄摩爾根對未來社會的描述作為結尾,展示了歷史唯物主義者雖未會面和交流,但仍對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實現具有共同信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指出:“以下各章,在某種程度上是實現遺愿。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人的——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因此,這部經典著作的最終論斷,實際上是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成果,如果學習與闡述馬克思主義關于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歷史規律,應當以此為基準,用任何方式引用此前馬克思、恩格斯說的個別針對性語句或過渡性表述,來干擾、沖擊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整體性定論,都是極其錯誤的做法,甚或包含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惡意。

四、近現代世界社會形態演變的多樣化

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由于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的迅速發展，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的世界發生巨大變化。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加大了資本輸出的規模，使整個世界的經濟、政治發生重大變動。

資本主義生產的本性是謀求更多利潤，因而資本輸出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資本家將資金直接投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一切可以介入的地區，在當地建廠生產、役使廉價勞動力,以及經營運輸和銷售。這比在本國生產后推銷商品出國合算得多,也便捷得多。因此，在資本輸出的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對國外各個地區的控制和占領欲望空前強烈，其相互激烈爭奪,甚至發生戰爭。世界上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地區,在成為資本輸出對象后,自身原有的發展進程也不可避免地被打斷,經濟、政治、文化均發生了顯著變化。一方面,這些地區受到嚴酷的控制、掠奪與壓榨,直至激起民族解放運動;另一方面,資本輸出給世界各個地區注入新的生產力,加之政治觀念和文化理念的輸入,也使許多地區和民族的社會發生實質性變化。這里,我們著重探討生產力變化引發的問題。

資本輸出國在其控制或占領的地區建廠生產,為獲得高額利潤不惜采用先進的生產力,使原先以手工業為主的地區一躍進入大機器生產,甚至實現電氣化。就局部來看,這是生產力的跨越性發展,可能刺激當地一些民眾起而效之,形成民族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當然,民族資本主義能否興起,能夠發展到多大程度,不僅受本地本國社會基礎和社會意識的限制,也受外來資本的壓制和排擠,但無論如何,生產力整體上的跨越,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這種情況同樣會擴展至農業,如外來資本投入開辦種植園和農場,可以使原來處于刀耕火種的農業生產一躍實現機械化和電氣化。這些被資本推動的生產力跨越,可視為生產力的被動選擇。那么,有沒有本國、本民族主動的生產力選擇呢?

馬克思說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就整個世界而言,但具體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否可能主動選擇生產力當另作別論。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就有俄國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維新的實例,他們在選擇先進生產力的同時,也選擇了資本主義的一些社會制度。中國的洋務運動,也可視為不太成功的主動性選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展和世界連為一體的進程中,特別是列強瓜分世界和資本輸出的背景下,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社會狀況出現了復雜多樣的演變。在全球各地、各民族的生產力和社會形態發展極不平衡的狀態下,處于發展滯后的地區和民族也難再“按部就班”地獨立發展,而出現了突破社會形態原本順序的跨越性事例。不同國家、民族間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的碰撞,造成了社會發展的顯著變動,而這種社會變動在各個國家和民族中并不完全一致,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復雜多樣。尤其在生產力被動跨越和生產力主動性選擇不力的地區,各種新舊勢力博弈斗爭格外激烈,還有外部勢力的干預和策動等,均影響當地民眾的選擇,使社會發展的多樣態更加明顯。

因此,許多民族、國家的社會發展呈現跨越性與多樣態,不免在表面上看起來不大符合五種社會形態順序發展的規律。但是,這只是外部現象,本質上不能否定馬克思主義歷史規律學說的基本框架。馬克思、恩格斯在解釋日耳曼民族未經歷奴隸制社會階段,而由原始社會軍事民主制直接進入封建社會時指出:“封建制度決不是現成地從德國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進行征服時軍隊的戰時組織,而且這種組織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國家內遇到的生產力的影響才發展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馬克思、恩格斯把日耳曼民族及其與羅馬帝國的碰撞交融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而不是將之分割來看待。

今天,對于不同民族、國家社會形態的跨越性和多樣化現象,應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在日耳曼問題上的辯證分析,在整個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視野下作整體性考察,不能分割看待而使之彼此孤立。這樣,就不能也不會否定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歷史規律。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規律學說本來就是對人類世界的整體性發展立論的;另一方面,20世紀形成的新的民族獨立國家,社會形態雖然多樣,但皆沒有超出五種社會形態的范圍。

對于歷史發展規律這樣宏大、復雜的問題,應以辯證法的思維方式看待研究。列寧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乃是囊括整個世界范圍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社會形態的演變,不能將之當作教條套用在一切具體民族與地區的研究,也不應搜尋個別民族與地區的差異來詰難和否定普遍規律。雖然有些事物的發展規律可能發生變異,但也不足以否定客觀規律。正如無論有多少數量的個體發生夭折,也不應否認人類生命是經過嬰兒、幼年、青年、壯年、老年、逝世幾個階段的普遍規律。因此,比生命歷程更為宏大的、復雜的歷史發展,更不能以進程中的“未完成態”事例否定普遍規律性。人類社會在按照客觀規律運行時,會有若干不確定因素產生,社會環境、自然條件等均會發生變動,會出現諸多“雜質”,因而才表現出發展上的搖擺、偏移和近似性。正因如此,唯物史觀的歷史規律學說才與天命論、命定論等區別開來,而不具有神秘色彩。

不否定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歷史規律框架,但也不能不有所發展。在世界上有了先進生產力的示范,有了先進社會制度的樣板,具體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內外因素的作用下,就有可能作出自己的選擇,這在理論上是一個重要的認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和其他一些亞洲、東歐、拉丁美洲國家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還有一些亞非拉國家則趨向于資本主義體制,但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主導下,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體制仍摻雜了多種前資本主義舊因素。這是被動發展先進生產力,不能以較大力度克服舊體制、舊觀念的結果。剛剛選擇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也不應過早追求社會主義制度上的完全純粹性,在生產力還不十分發達的地區,不能一股腦摒棄資本主義生產的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機能。因此,在所有以上的問題中,必須貫徹辯證思維的方法,發揚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

信息采集：邵淦

文字編輯：郭梨鑫

媒體編輯：李陳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