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共運史視角下“全球南方”的主體性重構（下） | 社會科學報

中國與全球南方的合作應傳承“萬隆精神”，堅持平等互信、共同發展的原則，推動建設開放包容、公平正義的全球治理體系。唯有如此，“全球南方”才能真正從一個地緣政治概念轉化為改變世界的能動力量。中國與全球南方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也將使國際共運的普遍性愿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煥生機。

原文 ：《國際共運史視角下“全球南方”的主體性重構》

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馬嘉鴻

圖片 |網絡

[前文詳見2026年4月4日頭條推送]

將“全球南方”置于世界革命的核心位置

共產國際的貢獻在于，它切實將“全球南方”置于世界革命的核心位置。在列寧的論述以及共產國際的實踐里，被殖民地區的民族解放斗爭，并非僅僅關乎主權獨立問題。這些地區作為帝國主義體系的薄弱環節，更有望成為突破這一結構性壓迫的關鍵契機。 因此，世界革命的主體不再只是發達國家的工業無產階級，而是由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交織而成的多重主體。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后，列寧起初仍寄望于帝國主義中心的革命。然而，當歐洲革命受挫后，他的視線開始轉移。1920年的巴庫大會成了一個象征性時刻：來自亞洲、非洲與中東的民族主義者、反殖民者與共產主義者，作為帝國主義結構中的國際無產階級，集聚一堂討論共同的行動策略。自此，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重心也從歐洲轉向了殖民地的地區和人民。隨后建立的遠東局、南美局、中東局，使有關世界革命的知識、經驗與組織資源得以跨國流動。更重要的是，各國共產黨并非簡單接受蘇俄經驗，而是將自身實踐融入普遍解放的框架，如中國革命的“農村包圍城市”和“人民戰爭”都反過來推動了革命理論的再創造，豐富并修正了俄共（布）的經驗樣板。“全球南方”第一次以能動的主體身份參與到世界歷史的普遍敘事之中。普遍性不再只是由“中心”強加，而是在“邊緣”的實踐中被重新定義。

在此背景下，1955年萬隆會議的召開具有里程碑意義。在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格局下，由南斯拉夫的鐵托開啟的不結盟運動，在印度的尼赫魯、印尼的蘇加諾、埃及的納賽爾等領導人的共同推動下，再次標志著“全球南方”以獨立自主的姿態重新登上國際舞臺。中國在會議期間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豐富了“萬隆精神”的核心內涵，也為“全球南方”國家處理相互關系奠定了重要準則。這些國家拒絕選邊站隊，超越集團對抗，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建立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新型國際關系。不結盟運動不僅在兩極對峙下開辟出獨立自主的政治空間，更彰顯了“全球南方”作為歷史主體的能動性——它們不依附于任何現有發展模式，而是在自主探索與團結協作中，共同書寫新的普遍主義的敘事。

不斷追求自主發展道路的文明共同體

回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歷程，我們所見的不是單一、線性的解放敘事，而是一段普遍性從邊緣萌發，又在歷史事件中不斷被重塑的曲折進程。這段充滿辯證法的歷史，對我們今天思考中國與全球南方的關系具有重要啟示。在當今世界格局深刻演變的背景下，中國與全球南方之間究竟應當建立怎樣的關系？對這一問題不能僅從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的邏輯予以作答，國際共運史的視角亦貢獻了不容忽視的經驗教訓：“全球南方”從來不是任何國家的從屬和附庸，也不是任何發展模式的試驗場，更不是外部意識形態的投射和工具，而是一系列立足自身歷史條件，不斷追求自主發展道路的文明共同體。

作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員，中國在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交往中不僅以多種方式、一定規模提供了對外援助，而且充分尊重各國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支持他國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路徑，推動各國成為世界秩序變革的平等參與者和共同建設者，避免形成新的“中心－邊緣”結構或再次陷入“兩極對抗”的敘事困境。只有在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追求的人類普遍解放的理想才能在新時代得以延續。

展望未來，“全球南方”不是需要被代表的同質化整體，而是在鮮活多樣的實踐中不斷成長壯大的主體力量。中國與全球南方的合作應傳承“萬隆精神”，堅持平等互信、共同發展的原則，推動建設開放包容、公平正義的全球治理體系。唯有如此，“全球南方”才能真正從一個地緣政治概念轉化為改變世界的能動力量。中國與全球南方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也將使國際共運的普遍性愿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煥生機。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5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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