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脈 成語之都丨北宋大儒晁說之曾為武安知縣

（來源：邯鄲網絡廣播電視臺）

轉自：邯鄲網絡廣播電視臺

武安有地方志始于明嘉靖年間，在這第一部武安縣志中，其所列縣宰名字只上溯到了金代。隨著地方史研究的深入，《民國武安縣志》已然將武安最早的縣令上推至東漢的尹楷。

自東漢末年縣令尹楷，到宣統年間知縣何嘉澍，武安有史可考的縣宰共162人。仔細研究這162位武安行政長官的行狀，盡管他們在從政、恤民、城防、戰備等方面都或多或少有著各自的貢獻，但總體感覺，其中沒有一位人物，能像知天雄軍的寇準、知磁州的宗澤、涉縣邑令戚學標那樣，在中華歷史文化長河中有其鮮明的標識度，有其文化獨創與引領意義。

近日，閑翻《四庫全書》至北宋晁說之所著《景迂生集》，首卷中的一行字赫然入目：“元符三年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縣事兼兵馬監押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心中為之陡然一驚！這是一位武安歷代志書上都未曾記載過的北宋知縣。遂閱讀文集，全力搜尋有關資料，考證晁說之其人及其與武安的淵源。

一

晁說之，字以道、伯以，一說澶州（今濮陽清豐），一說山東巨野人，北宋元豐五年進士，因極為敬仰老師司馬光學問與人品，司馬光號迂叟，遂自號景迂生。

晁說之出生于北宋一個相當知名的文化世家——宋代昭德晁氏家族。這個著名的中原文化大家族，“四世繼直于書林，五葉踵登于辭級，殆無虛榜，并繼芳塵”。

晁說之高祖晁迥、曾祖晁宗愨、祖父晁仲衍、父親晁端彥、兄長晁詠之、族弟晁補之、晁載之等都是進士出身。在這個文化高門里，僅進士一項就有27人。特別是晁氏端字輩、之字輩中均有10人中舉，反映了晁氏家族人才濟濟的盛況。

其曾祖晁宗愨曾被宋仁宗御賜門聯，稱其家：“公侯開極品，仆射雄蕃，廿三尚書多中眷；解狀殿奇才，神童道學，七十進士半上卿。”

再來看看其家族的“朋友圈”：晁迥的女婿是呂夷簡；晁迥弟弟晁遘的孫女婿是曾鞏；晁補之外甥是大詞人葉夢得；晁沖之的外甥是陸游；晁迥的學生是晏殊；晁詠之、晁補之老師蘇軾也是晁端友、晁端彥的朋友；晁補之與黃庭堅、張耒、秦觀同列為“蘇門四學士”。難怪，連蘇軾都驚奇地稱其一門：“信乎其家多異材也！”

晁說之本人，直接師從司馬光，而且是大儒邵雍、大儒孫復的再傳弟子。他先從司馬光學《太玄》之學；又以邵雍弟子楊賢寶傳先天之學，以窮三《易》之旨；于泰山先生孫復之門，從姜至之學《洪范》；又在關中留心張載之學，不囿于一門。最后，創立了“景迂學派”，其主要弟子有朱弁、王安中等。

《清豐縣志》載：晁說之“少激昂，刻意經術，尊先儒，謹訓詁，未嘗德措一言。”在家庭濃郁學術氛圍的影響下，晁說之接受了良好而正統的儒家教育。晁說之師承于司馬光，無論政治思想，還是學術理念，都受其影響極大，是承托司馬光衣缽的后學，也是典型的反對王安石新法的人物。

全祖望的《宋元學案》中，專門為晁說之列有《景迂學案》。其中載：“涑水（司馬光號涑水先生）嘗令景迂續成《潛虛》，景迂謝不敢，然《易玄星紀》之譜，足以紹師門矣。景迂又私淑康節。”

又載：“（司馬光）《潛虛》未成而病，屬先生補之，先生遜謝不敢。然文正（司馬光）之門，傳其《太玄》之學者惟先生。又從康節弟子楊賢寶傳其先天之學，和劑斟酌，以窮三《易》之旨；其于泰山孫氏之門，從姜至之講《洪范》，不名一家。”

晁說之師從眾門，學不自拘，其發揮《五經》、理致超然的卓犖學術成就，令蘇東坡贊嘆不已，蘇軾曾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范祖禹以“博極群書”向朝廷推薦他，曾鞏也積極力薦。

二

出身書香世家，又綜采博學的晁說之，仕途生涯卻頗為坎坷。

元豐五年（1082），23歲的晁說之進士及第，但他一直以官學教師身份在各地從事教育活動，直至父親去世，丁憂除服的元符三年（1100年），已經42歲的他，這才走上仕途。

幸運的是，武安成為了這位大儒的從仕起點。

這年的4月14日，他帶領眾官員到武安紫山禱雨，回來便得到消息，他所擁戴的韓忠彥入閣拜相，喜不自勝，欣然題詩《君莫惡行》：

寂寂山城已過春，黃鸝紫椹意相親。

天公奈何不肯雨，小麥含秀安得吐。

聞道天公大仁圣，風伯何能回雨令。

恐是風伯老兒兇，長涂未許騁群龍。

前年流草有馀胔，誰言今朝尚憂此。

內降白麻出上閣，新相為霖君莫惡。

晁說之的欣喜之情，躍然紙上。

《宋元學案·景迂學案》載：（晁說之）“元符三年，知無極縣，應詔上書言十事。”此前，因《宋史》無載，《景迂學案》是有關晁說之生平的唯一可資信典籍。

如果不是《景迂生集》中他君子自道：“元符三年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縣事兼兵馬監押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歷史將一直錯誤地以為，元符三年，晁說之是在無極知縣的任上，應詔上皇帝書言十事。

元符三年，在北宋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節點，這年正月宋哲宗趙煦病逝，宋徽宗登基，新皇新氣象，大赦天下，王安石的新法遭到摒棄，舊黨人士紛紛獲得升遷，在這個時節，擁護舊法的晁說之志滿意得，打算大顯身手一番。

列在《景迂生集》卷首的，就是這個“言十事”。是年4月19日，在武安任上的他應詔上書，談了祗德、法祖、辨國疑、歸利于民、復民之職、不用兵、士得自致于學、廣言路、貴多士、無欲速無好高名等十事，洋洋萬言，對王安石變法大加指責。

天有不測，短短兩年后，他所支持的守舊派失勢，維新變法派重掌朝綱，他入籍元祐黨人，為他以后的坎坷仕途埋下了伏筆。

1100年5月，他在武安建了一座高樓，以東漢時臺佟的字“孝威”名其軒；以隋朝馬光的字“榮伯”名其樓，5月，樓既成，他寫了一篇《榮伯樓記》。原文不長，十分寶貴，故抄錄如下：

“武安，鼓山藩其前，太醫山殿其后，紫山岌其左，百尖山峘其右，厜 崷崒，絡繹連屬，若斷而續，薄于太行，其中大川四五，小川七八，達于漳，入于河，凡趙國之建郡縣，皆在桑棗平墅，未有武安比宜。夫人物擅山川之秀，多聞人乃自古寂寞，無傳至于今，何邪？或曰武安之水多伏流，非若淮、濟之類，中伏而卒，大發其伏，遂絕不出矣。得非其故歟？或曰非也，有人焉，象其山隱水伏，不自表襮，世人未之知爾。

“予求之于古德高行一人，曰臺佟孝威；得大儒一人，曰馬光榮伯。榮伯隋開皇中六儒之冠也，其五人者或死或逐，獨榮伯顯。文帝幸國子學，榮伯以博士升坐，講禮甚洪，瞻論者莫測淺深。當時以次論難者十余輩，皆一時碩學之士也。山東三禮學自熊安生后唯宗榮伯一人，榮伯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后多負笈從榮伯長安。榮伯在國子學數年，丁母憂，歸武安故里，以疾卒此，非其人也邪！

“予既以孝威名軒，自致予之志，又以榮伯名其樓，勸邑子知務學也，邑子固將曰馬榮伯死且數百歲矣，縣令賢其人，想其風采如在，以其人名樓而式之，我輩茍自進與榮伯比，豈不美哉！往時雖有一二人華吾邑而來者，烝然秀出矣，若夫客至，登樓四望，如與榮伯游，而覺山川意象，徘徊相高者，其樂又曷可道也。元符三年五月嵩陽晁說之序。”

三

讓人奇怪的是，在《榮伯樓記》落款中，晁說之為何自署為“嵩陽晁說之”？

而且，在晁說之的詩作中屢屢出現“嵩陽”地名。其《靜夜》詩中有“似說歸期近，嵩陽學自耕”；其《且據告行求題其父所作夢記之后》詩中有“前身嵩陽老道士，今日京東蔡秀才”；其《送杜通直乞罷無極南歸》詩中也有“嗟予投幘亦不晚，君好訪我嵩山阿”；而且《景迂生集》也同時叫做《嵩山文集》。

正是這篇《榮伯樓記》揭開了晁說之的地望之謎。既然是作者自署，晁說之為嵩陽人無疑。

之前，宋史研究者都認為，晁說之祖籍澶州（今濮陽清豐），為山東巨野人，實是受了《宋史·晁補之傳》的影響。

晁說之在《宋史》中無傳，于是根據晁補之出生地做了推測。但晁補之與晁說之只是同高祖，晁補之一支為晁氏東眷，在山東巨野一帶繁衍；而晁說之一支為中眷，在河南登封一帶繁衍。如此，晁說之自署嵩陽人，就有了地望印證。

榮伯樓建于今天的武安何處，自是迷茫難求了。但作為一代碩儒，他當初建此樓的目的卻十分明顯：一在勸進，使武安學子登樓思賢，從而知學；一在化人，外客登樓，如與先賢同游，能追古想今，與古人徘徊相高。

在文章中，他從武安“山隱水伏”的山水形勝說起，得出武安人物“不自表襮”的超然清高品格，此說可謂深得武安人文地理之精神。這雖然總結的是武安的人文精神，但更相信這是晁說之對自我人格的標榜與追求。

1101年6月，晁說之在武安任上，寫下了著名的《易規》，文后標有：“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六月十二日磁州武安縣咸池軒。”

1102年，他因元符末應詔封事落“邪中等”。

徽宗崇寧二年，1103年，晁說之離開了武安，改承意郎，徙知定州無極縣，旋即被劾罷，領嵩山中岳廟祠祿，遂隱居嵩山。

四

離開武安后，晁說之歷任無極知縣、領閑官居嵩山、監陜州集津倉、監明州船場、通判廊州、提舉南京鴻慶宮、知成州。靖康初，被召至京，任秘書少監兼諭德、尋以中書舍人兼詹事。力言三鎮不可割，諫止欽宗不可棄汴京出狩。

1125年，針對北宋朝廷的錯誤戰略，使金國戰火直指北宋，他力主抗金，保衛家園。晁說之痛心疾首地上書：“平昔仆役高麗，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監，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士瀝血，孰甚于斯時耶！”

他的一生經歷了仁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六朝，是難得的一位身入南宋的“元祐名士”。

崇寧初，元祐黨人受到沉重打擊，他們不得在京城為官，晁說之被罷官，只好遣妻兒歸鄉里故廬，自己獨留在中牟驛累日，以待分配。

北宋文人士大夫，無不受到佛教的影響，晁說之也不例外，他一生之中與眾多高僧密切聯系，經常詩詞唱和，創作書畫，還有佛法上的切磋學習。晁說之52歲時，出為監明州船場任，這個時期，他對佛學研究尤為傾心，常往南湖訪明智，聞三千境觀之說，欣然愿學通其旨。晚年日誦法華，自號天臺教僧，《佛祖統紀》中列晁說之為明智中立禪師法嗣。

政和四年甲午（1114），晁說之通判鄜州。罷歸后，于政和七年居新鄭東里時，與葉夢得等人結詩社，遙相唱和。宣和四年，64歲的晁說之，以朝請大夫身份知成州軍事。宣和六年，66歲的他致仕東歸。

欽宗靖康元年，欽宗以著作郎召68歲的晁說之，很快除秘書少監兼太子左諭德，又除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他走上了仕途的頂峰。又因議論不合、制詞失當坐請補外落職。

宋高宗即位后，馳驛召晁說之赴行在，未至，即授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至此，他避兵于高郵、海陵、建康一帶，一直處于流離喪亂之中。建炎三年，他病死于船上，時年71歲。

他用他一生的行狀，踐行了他所主張的“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論也。志于功名，富貴不足論也。志于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晁氏客語》）

五

晁說之一生學有大成，著述宏富，但晚年經靖康之后的兵難，大多散軼，后來由其孫子晁子健多方訪求搜羅，才有了20卷本《景迂生集》誕生。

其著作主要有《易商瞿大傳》《易商瞿小傳》《商瞿易傳》《商瞿外傳》《京氏易式》《易規》《易玄星紀譜》《晁氏詩傳》《晁氏春秋傳》《詩論》《晁氏書傳》《書論》《春秋辯文》《春秋年表》《中庸傳》《古論大傳》《論語講義》《壬寅孝經》及《五經小傅歷譜》，凡十九種，皆經學。

除了是一位名揚四海的大儒，他還是宋代的制墨名家，山水畫家，有畫作《鷹逐野禽圖》至今留世，現藏于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他還是一位古詩文作家，與蘇軾、黃庭堅等蘇門文人、江西詩派作家有著廣泛的師友關系。

難能可貴的是，他還善于發現人才，積極舉薦。富直柔、朱弁就是他慧眼識珠，向朝廷力薦的結果。

據《宋史》記載：“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孫也。以父任補官。少敏悟，有才名。靖康初，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

讓人扼腕的是，被他舉薦的后進，名列于《宋史》之中，而他卻籍籍無名。

他的兄弟們因好詩文，而與蘇東坡、黃山谷經常唱和，故也名顯《宋史》，而晁說之卻因深于儒家經典而被遺漏。

為此，全祖望大為感嘆：“昭德晁氏兄弟，大率以文詞游坡、谷間，如補之、詠之、沖之皆有盛名，獨景迂湛深經術，親得司馬公之傳，又為康節私淑弟子。其攻《新經》之學，尤不遺余力。世但知推龜山、了翁，而不知景迂，更過之。《宋史》乃為補之、詠之作傳，而景迂失焉，陋矣！”

晁說之的《景迂生集》全書20卷，按時間和地域記載，其中應該還有與武安所涉者詩作，但因未有確切證據，姑且不錄。

如此一位碩學大儒，曾經在武安任過知縣，這就足以讓后世的武安人為此驕傲，讓邯鄲人為此自豪！

張華民（摘自《趙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