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這幾天,NeurIPS,全球AI學術圈公認的頂級會議,在2026年征稿手冊里加了一條規(guī)定,直接把近九百家中國機構擋在了門外。理由四個字:遵守制裁。這一刀砍下去,華為、大疆、商湯、中芯國際、三大運營商全在名單上,連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沒能幸免。消息傳開那天,國內AI圈的情緒可以說是瞬間點燃。
NeurIPS Foundation在征稿指南里寫得明明白白:作為美國法律管轄下的實體,他們必須遵守制裁與貿易限制,不能向受制裁機構的個人提供同行評審、編輯和出版服務。
話說得很"禮貌",但做的事情很粗暴——你機構在名單上,你的論文我們不收,審稿資格也沒有。相關制裁名單條目已達873條。這個數(shù)字什么概念?中國AI領域叫得上名字的企業(yè)和機構,幾乎被一網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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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跳出來的是中國計算機學會。3月25日,CCF發(fā)布聲明,措辭相當硬氣:NeurIPS禁止特定機構投稿,將學術交流政治化,違背了學術基本原則。CCF干了兩件事,一是號召中國計算機領域所有研究者拒絕給NeurIPS投稿、拒絕當審稿人;二是放話,如果對方不糾正,將考慮把NeurIPS從CCF推薦的A類會議目錄里踢出去。
搞科研的人都知道A類會議意味著什么。博士畢業(yè)要看,評職稱要看,申請基金也要看。NeurIPS和ICML、ICLR并稱機器學習三大頂會,是CCF人工智能方向的A類會議。一旦被移出推薦目錄,在國內學術評價體系里,這個會議的論文就不值錢了。CCF這一手,不是打嘴炮,是動真格。
不只CCF一家。中國自動化學會也發(fā)了聲明,認為將學術交流與政治掛鉤嚴重背離學術基本原則,倡議自動化、信息與智能領域的科技工作者拒絕為NeurIPS提供學術服務。中國圖象圖形學學會也跟著表了態(tài)。兩三天之內,國內主要學術組織差不多站成了一排。
個人層面也有動作。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韓曉光教授公開拒絕了擔任NeurIPS AC的邀請,說自己"可能只能以這種方式盡點綿薄之力了"。清華大學劉知遠教授也公開支持。這些人在AI學術圈都有分量,他們站出來說不,傳遞的信號很清楚。
3月27日,中國科協(xié)正式介入。科協(xié)宣布即日起停止受理學者參加2026年NeurIPS會議的資助申請,相關申請全部轉至國內學術會議或尊重中國學者權益的國際會議。本屆NeurIPS收錄論文,作為代表作成果申請科協(xié)項目均不予認可。錢和成果認定,兩把刀同時亮出來。
同一天,NeurIPS通過社交平臺X發(fā)布聲明公開道歉,宣布撤銷相關政策變動。官方給出的解釋是"與法律團隊之間的溝通失誤"。NeurIPS 2026組委會甚至用了"深感痛心"的措辭。限制范圍也縮回去了,從寬泛的制裁機構名單恢復到僅針對SDN清單上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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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手冊是一個學術會議最正式的官方文件,制裁條款寫得詳詳細細,連OFAC查詢鏈接都貼上了。這叫失誤?2025年9月,就有學者在社交媒體披露,NeurIPS 2025已經因制裁原因拒收了俄羅斯機構的已錄用論文。從私下拒收到寫進征稿文件,這條路徑太清晰了,更像是一步步試探底線。
這讓人想到2019年的IEEE事件。當年美國對華為實施出口管制后,IEEE被曝禁止華為員工擔任旗下期刊的編輯和審稿人。當時國內學術界也是集體反彈,清華北大教授宣布退出,CCF中止與IEEE通信學會的合作,十大學會聯(lián)合聲明抵制。IEEE撐了沒幾天就撤回了禁令。七年過去了,同樣的劇本再演一遍,只不過這次的舞臺換成了AI頂會。
NeurIPS道了歉,故事沒有就此結束。3月31日,中國科協(xié)又發(fā)了第二份聲明。科協(xié)表態(tài):此前聲明的措施原則是清晰、適當?shù)模瑳]有發(fā)生變化。
第二份聲明寫得非常細,把資助、投稿、成果認定三件事拆開,分別給了說法。資助方面,2026年NeurIPS不納入科協(xié)資助范圍,但科協(xié)同時說了一句話:學者通過其他渠道獲得經費或者自費參會,科協(xié)不管。
"論文投稿及發(fā)表屬于學者正當學術權利,中國科協(xié)充分尊重學者自主選擇,不干涉學者投稿與發(fā)表行為。"這句話的分量很重,它在表明立場的同時,給學者個人留了自主空間。
成果認定這一塊處理得最細。2025年及以前的NeurIPS論文直接認可;2026年收錄的論文不直接采信,但作者可以自愿申請認定,由對應學科全國學會評定后給予認可;2027年以后的規(guī)則視情況另行明確。既有懲罰性質,又留了彈性。對已經投入大量精力準備投稿的學者來說,路沒有完全堵死。
科協(xié)這套操作有一個很明確的邊界:調整的是自身的資金分配和成果認定標準,不是禁止學者參會或投稿。杠桿用得精準,信號也夠明確——把美國單邊制裁塞進學術審查程序,中國學術界不會配合。
NeurIPS為什么這次翻車翻得這么徹底?2020年NeurIPS機構排名中,前七大機構全部來自美國,前二十占十三席。到2024年,清華、北大等中國高校的錄用論文作者數(shù)量增長了三到四倍。在NeurIPS 2024上,中國高校占據(jù)論文錄用前20名中的8個席位,浙江大學超過MIT成為錄用論文最多的機構。四年時間,格局完全翻轉。
一個會議,中國貢獻了最多的論文、最多的審稿人,你轉頭用美國政府的制裁名單來決定誰能參加誰不能參加?這在道理上講不通,在操作上也不現(xiàn)實。NeurIPS離開中國學者的參與,會議質量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這一點主辦方心里應該比誰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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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9年IEEE五天撤回禁令,到2026年NeurIPS當天道歉,響應速度確實快了。但速度快說明的是中國學術界組織化反擊的能力在增強,不代表問題的根子被拔掉了。NeurIPS面對的不是一個重新解釋法規(guī)就能化解的問題,而是根植于中美科技博弈大格局中的結構性矛盾。
這幾年,美國在芯片、AI、量子計算等領域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層層加碼,制裁名單越拉越長,覆蓋面從企業(yè)擴展到高校再到個人。學術出版和會議作為科技交流的基礎設施,遲早會被卷進來。NeurIPS這次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
這場風波給所有人提了一個醒:國際學術會議的規(guī)則從來不是真空中制定的,背后有地緣政治的影子。誰來定規(guī)則,規(guī)則服務于科學還是服務于某個國家的政策目標,這些問題在每一屆會議周期里都會以不同的面目再次出現(xiàn)。中國學界這一次的集體回應,與其說是一次抗議,不如說是劃了一條線——學術交流可以有門檻,但這個門檻不能由單邊制裁來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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