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墨之外：《中國草書史》的文化啟示

一部以中華草書發展為脈絡的藝術史著，要同時吸引書法學界與普通讀者的關注，并非易事。常言道“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有些書，只有心懷熱愛、善于思考的內行才能寫就。方淩波教授自幼習練書法，多年來臨池不輟，對書法的思考亦日益鞭辟入里。在近日出版的《中國草書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25年），她不僅幫助讀者逐一梳理書法史上的每一位名家，而且對諸多代表性作品從哲學思想、時代風貌乃至宗教傳承的歷史背景進行多角度解讀。徜徉于這樣一部草書史中，讀者能遇見“仙風道骨、筆底波瀾的張旭”與“妙悟真如、狂草暢志的懷素”，會邂逅“尊儒崇佛、草書古雅的梁武帝”，也不妨傾慕“書道筆陣、精微奧妙的衛夫人”。而有心之人，更可從書法技巧的角度切入，拆解書中內容，獲得更深體悟。對讀者來說，閱讀本書，不只是欣賞書法藝術之美，更能在審美共鳴中確認這門藝術所承載的文化身份。

《中國草書史》，方淩波/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閱讀這部《中國草書史》，無論是初獲啟蒙的書法愛好者，還是能體味其審美意趣的行家里手，想來都會嘆服于作者點評名帖的精準與中肯。這不禁讓筆者想起張愛玲的《紅樓夢魘》，學者常常視之為考據類著作，但說到底，這其實是一位作家從自身創作視角出發，對《紅樓夢》不同版本間的先后真偽下的甄別工夫。張愛玲憑借獨有的細膩、敏銳和扎實的文學功底，為《紅樓夢》這樣的經典去偽存真，重要性自不待言。在“二詳《紅樓夢》”中論及黛玉看寶玉佩玉的細節時，她寫道：“顯然夜談原有黛玉看玉的事，與后文寶釵看玉犯重，刪去改為現在這樣，既空靈活潑，又一筆寫出黛玉體諒人，不讓人費事，與一向淡淡的一種氣派。”似此洞見，恰如古語所說，“非精于此道者，不能言也”。

與此同理，不懂書法、不諳草書之人，倘若要撰寫草書史、點評名家名帖，也難免隔膜，而書中的點評，正是當行本色。正因作者經歷了長年累月的運筆苦練，才能真正領會透著書法生命力的“骨、勁、肉、血”（宗白華先生語）。且看作者點評《冠軍貼》：

《冠軍帖》（圖1-2-4），用筆淋漓酣暢，使轉法度嚴謹，點畫起止分明，收放有度，有很強的控筆能力。點畫處的“實”與牽絲的“虛”相得益彰。帖中牽絲的虛實對比也值得稱道。“知汝”（圖1-2-5）字間牽絲，虛連處也一直保持用筆的圓勁；同樣實連處也很精彩，如“可恨”兩字間的連線，線條細而圓潤，字勢奇崛，振人心神；結字奇崛險絕，如“見”字內斂蓄勢，“散”字險中求穩，“粗”字將“米”旁右上點嵌入“且”部左上角，皆顯布局之妙。（第24頁）

圖1-2-4 《冠軍帖》

圖1-2-5 《冠軍帖》局部

在品評王羲之《遠宦帖》時，作者已然將書法家與書法史家的雙重身份融為一體。對用筆意趣和審美目標，她有著切身的體悟；同時，對書法作品的傳承流轉，她也了然于心。一些書法界流傳的逸事，經由她的文字娓娓道來，別有一番韻味。這些素材與主題在書中相互生發，不僅讓內行人讀來賞心悅目、頷首稱是，即便對書法鮮有涉獵的普通讀者，也能借助書中圖片，直觀感受到書法藝術的細節之美。

王羲之《遠宦貼》

當然，這本《中國草書史》并不止步于從書法實踐或草法史的角度羅列與品評歷代名家名品。從藝術與權力的關系而言，藝術的核心審美標準從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各方權力博弈與歷史遞嬗的結果，書法自不例外，而草書更是集中體現出傳統中國社會權力博弈與遞嬗的軌跡。為了揭示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與權力之間的互為因果，作者在本書開篇便提出了草書藝術與權力形態之間存在微妙關系的命題。整部書的論述，也驗證了這一學術觀察：

歷代有個耐人尋味的現象：草書作為一種書體，盡管歷代始終沒有進入官體文本的選擇視野，事實上卻成為朝野上下競相追摹效法的實用工具，就連不少帝王都熱衷草書。這里有多種因素，但書寫技巧的高難度，創作過程的自由度，以及自身所具備的豐富藝術內涵，是它能夠生存并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第25頁）

在中國書法歷史長河中，草書作為一門獨特的藝術形態，能夠長期居于中國審美標準的中心，并非實踐之偶然，而是各方權力博弈的結果。全書將審美與權力之間的張力作為研究脈絡之一，串聯起中國書法史的發展經緯，繼而由此延展開去，將中華文明的諸多特質經由草書這一載體充分呈現在讀者眼前。就此而言，讀者甚至無需具備艱深的書法知識，便能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因果關系。

以東漢書法理論研究為例，作者將三部著名理論作品置于三個不同的學術維度加以評判：“趙壹、蔡邕、崔瑗分別從儒學政教、道家哲學、審美本體三重視角奠基書論。”（第29頁）其目的正在于為讀者確立一個權力博弈的框架，厘清中國文化身份塑造過程中，哪些哲學、宗教、思想與審美參與了博弈，它們又分別貢獻了哪些內容與特質：

崔瑗《草書勢》首開書論先河，以“獸跂鳥跱，志在飛移”喻草書動態之美，確立書法審美獨立價值；蔡邕《筆論》更溯及宇宙本體，提出“書者散也”的創作心性論；趙壹《非草書》則從儒學經世觀切入，批判“專用為務，鉆堅仰高”的習草狂熱。三論互為經緯，共筑中國書學理論基石。（第30頁）

須知，書法與文化是一種共生關系，二者相互促進。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也是符合歷史的文化結論。經由作者的梳理，讀者可以窺見一條較為清晰的路徑：今草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魏晉南北朝“‘共天下’士族的書法自覺”，這一論斷不失為合理的學術觀照與學理解讀；狂草的鼎盛，則可在隋唐“盛世氣象與東亞文化圈的形成”這一歷史語境中加以闡釋；至宋遼金時代，文人草書步入成熟期，作者便從更高層面兼顧了漢族士大夫的意趣追求與多民族書寫對話；元朝一代，書法作為漢文化的獨特載體，成就并促進了民族交融中的權力符號重構——其間，書法是重要而又有效的工具；進入漢人掌權的明朝，書法自然穩居文化權力核心，隨著草書各大流派紛呈，呈現出百家爭鳴、宛若復調藝術的繁榮景象；清代草書的困境則折射出那個時代特有的文化困境，書法家們轉而聚焦碑帖，力圖在新的融合中找出一條文化突圍與藝術重構的路徑。

正如宗白華先生早年所言，自殷商以來，書法“風格的變遷很顯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術史中的地位，憑借它來窺探各個時代藝術風格的特征”。方淩波教授歷經多年懸腕凝神、敗筆成丘的磨礪，不僅對用筆、結構、章法等書法要義熟稔于心，更對書法所涉文化與美學的廣度與深度條分縷析、娓娓道來。字里行間，既傳遞著中華書法史的文化信息，也涵養著新一代中國式審美的核心精神。

而此書的價值還遠不止于此。更進一步，它揭示了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與人類文明演變之間的深層互動，將目光投向了一個更具根本性的問題：面對百年來中國知識界反復求索的命題——中國應以何種方式融入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曾嘗試拒絕融入，結果失敗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流于表面；“師夷長技以制夷”亦未竟其功；全面西化更不合國情。人們不禁捫心自問：一個失去自我身份的人，如何融入新環境？“我是誰？”這不僅是古希臘哲人的靈魂之問，也是近現代文化中國始終在探尋的命題。

倘若要為這一命題尋找一個答案，在中華文明發展歷程中找出一種獨有的、足以定義文明的藝術形式，則非書法莫屬。它既對士人文化有著深刻影響，又對蕓蕓眾生有著教化之功，進而塑造了今天人們所習稱的“中國式審美”。而在書法藝術中，草書最能體現這種審美的高度與深度——若論超越書寫與符號的基本功用，且占據民族精神象征性核心地位的，無出草書之右者。

方淩波教授正是以這部關于草書的厚重史著，真切地回答了文化中國“我是誰”的命題。而每一位新讀者的每一次閱讀，都將讓這份文化共識在新一代中得以傳承。華夏文化的墨香從這部新作中沁出，匯入世界文明的繁花錦繡，更添一段風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