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他任浙江省委書記，雨雪天家人為他取物，沒有專車只能擠公交

你敢信嗎？四十年前的浙江大領導，最冷的“爛冬”天里，攥著五分錢車票在公交站凍得搓手，全杭州沒人認出這就是剛上任的省委第一書記。這事不是編的，主人公叫鐵瑛，1979年剛接了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的班，按規矩配了锃亮的吉姆轎車，出門往哪兒一停都風光。那天偏趕巧司機家里有急事請假，秘書也下基層調研去了，值班室的同志說馬上調車過來，鐵瑛一擺手就揣著五分錢出了門。

等車的人都縮著脖子跺腳，沒人留意這個戴舊棉帽穿舊大衣的老頭。車來之后他跟著大伙往上擠，找了個靠后的地方站著，大衣上沾的雪沫子半天都沒化。擠著擠著他瞅見不對，一個婦女抱著的小孩臉蛋通紅，哼哼唧唧沒精神。

他伸手一摸小孩額頭，燙得嚇人，趕緊把自己的位置讓給婦女，還把手上的棉手套摘下來套在小孩小手上。他說浙醫二院下站就到，我陪你過去，到了醫院又幫著掛號找醫生，還掏出五塊錢塞給急得掉眼淚的婦女。

他跟婦女說先給孩子看病，不夠再說，婦女問他姓名單位，他只說我姓鐵，在省機關上班。等幫完忙天已經擦黑，他才想起自己出門是給家里買醬油的，醬油沒買著，還倒貼了五塊醫藥費。

回家跟妻子李巖說這事，李巖非但沒埋怨，還笑著說醬油明天再買，孩子沒事就好。后來省委辦公廳知道了，想著給書記家調輛小車備用，鐵瑛想都沒想就拒了。他說小車是公家的，家人辦私事，坐公交就很好。

那時候不少干部家里都有“方便車”能用，他這股軸勁，身邊人都說佩服，可也有點無奈。他不光對自己摳，對公家的錢摳得更厲害，張嘴就是一分錢要掰成兩半花，聽著土，他是真這么干。

1979年春天西湖斷橋要重修，工程隊報上來的方案挺洋氣，橋欄全換成漢白玉，橋頭還要加兩個琉璃瓦亭子。鐵瑛拿著圖紙在斷橋邊站了半天，問工程隊原來的斷橋啥樣，人家說就是木頭欄桿青石板路。

他直接把方案放一邊，說就得修舊如舊，漢白玉好看不假，老百姓要的是自己記憶里的斷橋。省下來的錢，全部拿去給浙南山區修四座小型水庫。當時不少人背后說他管得太細，小題大做。

那年夏天麗水發大水，剛修好的四座水庫死死頂住洪峰，下游三個公社的農田房子一點事都沒有。老鄉們拎著雞蛋上門感謝，鐵瑛擺擺手說，要謝就謝黨，這錢本來就是老百姓的。他這摳，根本不是小氣，是把每一分錢都花在了刀刃上。

年底溫州地委打報告，說鄉鎮企業剛起步，出去考察需要，想買輛稀罕的日產面包車撐撐場面。那時候進口車多金貴啊，多少地方擠破頭都想配一輛，誰都覺得這申請沒啥問題。

鐵瑛看完報告，直接批了一行字，腳底板下出調研，小車里長不出改革。溫州的干部沒轍，揣著饅頭就徒步走，走遍了沿海七個公社。回來寫的《關于農村集市貿易的十條建議》，后來成了“溫州模式”的官方藍本。

那時候機關食堂常有人議論說書記太摳，連輛面包車都舍不得給買。這話傳到鐵瑛耳朵里，他吃午飯的時候就跟大伙聊，我當排長那會，師長跟我們一起啃地瓜干，誰搞特殊？現在我讓家人坐公家小車出門買醬油，我怎么面對江東父老？

從那之后食堂里再也沒人說這話，見了他都悄悄豎大拇指。鐵瑛在浙江待了五年，1982年要調去上海當市委第二書記。臨走前一晚他誰也沒告訴，自己揣著煙去了城站火車站的老站臺。

那是他當年剛到杭州下火車的地方，他站了很久，煙抽了一根又一根。本來想跟老同事告別，后來想想也沒必要，老百姓心里有桿秤，比啥都實在。第二天走的時候，他坐的是普通硬臥，也沒搞什么送行儀式。

可老百姓不知道從哪得到的消息，自發跑到車站，舉著紙牌寫著鐵書記，公交卡還留著，等你回來看斷橋。到了上海，組織給配了紅旗轎車，他不用，說小車坐著腰疼，天天擠公交上下班。

1985年離休，組織要給他安排老洋房，他擺擺手不去，搬進了普陀區一套不起眼的兩居室。每天早上提個菜籃子擠公交去菜市場，排隊買豆腐，有人要給他插隊，他說規矩破了，人心就散了。

2009年鐵瑛去世，享年一百零一歲。杭州兩百多位白發老人專門坐火車去上海，在醫院門口站著，手里舉著1979年那張泛黃的公交月票。這里頭有當年公交上被他幫助的母子，有重修斷橋的工人，還有只是記得這個總擠公交的“鐵老頭”的普通人。

他遺囑里寫，公交卡里剩下的九塊八毛錢，捐給浙江山區小學，給孩子們買雨靴。現在雨天走在山區小學的路上，好像還能聽見孩子們喊鐵爺爺的聲音，混著雨聲，踏實又清亮。

如今杭州城站廣場還跑著印著“斷橋殘雪”廣告的電車，有時候能看到頭發白了的老人，用手帕擦著車窗，望向當年鐵瑛等公交的那個站臺。這場景，早就成了這座城市最踏實的一段記憶。

鐵瑛這一輩子，沒給自己謀過半分好處，坐公交、修舊橋、拒豪車，心里裝的全是老百姓。他用五分錢的車票，九塊八毛的公交卡余額，給所有后來人講明白了，啥叫共產黨人的公仆本色。現在杭州人說起廉潔，總會想起1979年那個沒買到醬油的省委書記，他沒給家里帶回醬油，卻給整座城市留下了清白和踏實。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鐵瑛：共產黨人的公仆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