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為何陷入集體懷舊？

歐洲大陸上近來蔓延著一種集體性的懷舊情緒。無論是在法國的咖啡館里，還是德國的酒吧中，人們都在談論著“十年前的日子”。BBC報道稱，“2016年”在2026年席卷了社交媒體。“2016 nostalgia”（懷念2016）也成為短視頻平臺上的熱門標簽。有人曬出賬單、分享十年前的故事，以此回憶那個似乎還沒有物價飛漲、能源危機、戰爭陰云的歐洲。顯然，那個“美好年代”已然幻滅，當下的歐洲確實正處在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 人們的懷舊情緒有其原因。報告顯示，歐洲占全球GDP份額已從21世紀初的25%萎縮至現在的15%。更令人擔憂的是其“去工業化”的不可逆趨勢。以德國為例，2015年至2025年間政府支出增長了26.4%，私人投資卻僅增長0.5%。這意味著企業對歐洲經濟喪失了信心，資本正在用腳投票。物價上漲則成為壓垮普通民眾的最后一根稻草。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數據顯示，歐洲的食品價格通脹在2023年2月達到頂峰，而工人的收入卻遠慢于通脹的步伐。2026年，中東局勢升級進一步沖擊能源市場，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風險轉化為能源價格波動。僅沖突爆發后的前十天內，歐洲就因進口化石燃料額外支出了約30億歐元。歐洲人在面對快速變化的國際局勢以及歐洲所處的國際地位時，形成了一種普遍焦慮，科技創新加速、社會極化、經濟萎靡等因素讓人們通過社交媒體“重溫”來自10年前的穩定感。 普通民眾的感受或許有滯后性，其實歐洲真正的問題從2008年就已明顯暴露。金融和債務危機后，歐洲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中產階級體量不斷縮水，原有的“紡錘型”社會結構逐漸成為“金字塔型”，各階層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同時，廣泛的移民問題又成為撕裂社會的強大力量，那些本來屬于福利、就業和治安的一般性問題快速上升到民族宗教矛盾的層面，甚至引發了恐襲和社會動蕩。此后，新冠疫情及俄烏沖突接踵而至，徹底撕裂了歐洲經濟的韌性，經濟困境帶來社會的進一步分化。事實上，無論是默克爾、薩科齊還是卡梅倫，很早就公開承認所謂“多元文化”已然在歐洲失敗。 更深一層看，歐洲自身的原有政治體系也正在經歷新一輪打破、重塑。當前，德國選擇黨、法國國民聯盟、意大利兄弟黨等極右翼政黨在各自國家的支持率均在首位或位居前列。相比之下，傳統政黨已然式微，幾乎沒有哪個國家的政黨能夠單獨組閣，更何況連任，黨爭政爭已然超越了國家和民眾利益。當社會矛盾激化時，民眾的不滿必然會反映到選舉投票上。經濟危機從社會層面進一步轉向政治層面，導致政治的碎片化、民粹化加劇。最后的結果就是政府的穩定性、持續性越來越堪憂，忙于應付眼前，無力顧及長遠的發展謀劃。或許歐洲人對10年前的懷念，也帶有對當時政治極化還未凸顯、政黨間共識大于分歧的穩定性的懷念。 很多人說，已經進入了21世紀的歐洲，思維還停留在20世紀。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闡述西方霸權衰落時曾提到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美國的領導不力；其二，是一些新興經濟體以非西方的模式成功發展起來。有趣的是，這兩者都沒有提到歐洲自身可能存在的問題。這樣的思維在歐洲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很多歐洲人仍然沉浸在所謂“歐洲中心主義”的幻覺中，面對世界的快速變化，選擇的不是與時俱進，而是更愿意停留在自己的“理想國”里不出來，甚至壘起圍墻對外界大搞保護主義。這種“沒落貴族”的心態也容易讓人懷念舊事。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描繪了這樣的歐洲：一個沒有護照、自由流動的開放大陸，知識分子可以在維也納、巴黎、柏林之間自由穿梭，思想可以跨越國界傳播。然而，當下的歐洲人正在喪失這種開放心態。或許歐洲人懷念的從來不是真實的過去，而是經過濾鏡美化的“昨日”，就像茨威格筆下那個和平繁榮的歐洲，其實早就隱藏著民族主義的暗流和文明衰落的悲愴。要知道，和平與幸福從來都不是與生俱來的，亦非僅靠回憶可得，更多是展示勇氣走出自己的“繭房”，直面挑戰、擁抱機遇，而不是繼續沉浸在“昨日的世界”中。（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