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在釣魚臺11號樓當秘書的那些日子

人人都覺得進釣魚臺、拿高薪、做機要工作，是天大的福氣。

可對當年的人大哲學系畢業生閻長貴來說，這份旁人艷羨的工作，卻成了扎在心頭一輩子的刺。

那句冰冷的“我用不起你這個大知識分子”，短短一句話，讓他記了一生、痛了一生。

我每次讀到這段往事，都忍不住替他心酸。看似光鮮的崗位背后，是無盡的壓抑、無處訴說的委屈，還有知識分子最看重的、被狠狠碾碎的尊嚴。

1967年1月，剛過而立之年的閻長貴，走進了釣魚臺11號樓，成為這里的首任機要秘書。

在那個年代，他的履歷足夠亮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正兒八經的名牌大學高材生，是整棟樓里學歷最高的人。

這份工作的待遇，放在當時更是頂尖。

他每月工資70塊，再加上各類補助，折算到如今購買力，足足相當于三萬塊；薪資在樓里排第二，僅次于月薪150塊的主廚，放在當時足以過上十分寬裕的生活。

任誰看，這都是一份可遇不可求的好工作，體面、安穩、待遇優厚，是無數人擠破頭都想爭取的機會。

可只有閻長貴自己知道，這份活兒有多難干，有多熬人，甚至稱得上是身心俱疲的煎熬。

他的核心工作，就是負責文件收發與篩選。

每天經手的文件少則幾十份，多的時候上百份，堆起來厚厚一尺半，字數足足十幾萬。

這些文件里，有核心中央文件、各級領導傳閱件，有各部門的請示匯報，還有大量往來信函，每一份都事關重大，容不得半點差錯。

領導無暇逐一細看，所有文件都要他先篩選分類，可這份工作，沒有明確的標準，更沒有人手把手教學，分寸感全靠自己摸索，稍有不慎就是大錯。

篩選不到位，該送的沒送，要挨嚴厲批評；送少了，領導從別處得知遺漏文件，就會被扣上“扣壓文件”的大帽子，罪責深重；送得過多過雜，領導看不過來，依舊是他的失職。

在無數次批評與摸索中，閻長貴硬生生總結出了一套文件分類法，用三本卷宗仔細劃分，不敢有一絲馬虎。

第一類是必看件，中央核心文件、直接請示的信函，必須全數呈上，且件件都要等領導給出明確態度。

第二類是參閱件，重要內部材料，無需即刻表態，供領導了解情況即可。

第三類是瀏覽件，可看可不看，但必須按時送達，以備不時之需。

他每天雷打不動，在領導起床前，就把整理妥當的卷宗，整齊擺放在二樓辦公室緊鄰臥室的茶幾上，流程精準到分毫。

可即便事事小心、處處謹慎，依舊時刻緊繃著神經。

11號樓的主任姓江，她神經衰弱、睡眠極淺，平日里哪怕有天大的急事，只要對方入睡，就絕不能打擾。

即便是加急文件，也只能靜靜等候，等領導自然睡醒，才能著手處理。

領導批示后的文件，密封信函他無權翻閱、更不能打聽，只需登記后轉交機要人員；口述代筆的文件，也要一字不差記錄、及時封裝送出。

每天上午送完卷宗，就在樓下靜靜等候批示，下午再重復一遍流程，日復一日，像上緊發條的時鐘，機械、緊繃，毫無喘息空間。

他不能擅自離開崗位，不能隨意走動，更不能打聽任何不該問的事，全年無休，逢年過節也要24小時在崗，只有領導午休和夜間入睡后，才能得到片刻喘息。

而壓垮他、讓他終生難忘的委屈，發生在1967年的冬天。

那天閻長貴有緊急事務外出，本以為來回耗時很短，不會耽誤工作。

可他剛離開，辦公室的傳喚鈴就急促響起，等他急匆匆趕回時，值班護士早已急得手足無措，連聲責備。

他快步上樓，還沒來得及開口解釋，就迎來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語氣冰冷又刻薄：“誰允許你擅自離開辦公室的？耽誤了正事，你承擔得起后果嗎？我用不起你這個大知識分子。”

這句話，像一根冰冷的尖刺，狠狠扎進閻長貴的心里，拔不出來，也忘不掉。

要知道，他是整棟樓里學歷最高的人，人大哲學系畢業，滿腹學識，可他從未擺過高材生的架子，待人謙和、做事勤懇。

樓里其他工作人員，大多只有初中學歷，極少數是高中、中專水平，他向來與大家和睦相處，從不以學歷自居。可這句帶著輕視與不滿的話，徹底擊碎了他的體面與自尊。

他在回憶錄里寫下，那一刻心里滿是委屈，那根刺深深扎在心頭，久久無法平復。

這份工作，沒有想象中的體面風光，只有無形的巨大壓力，和隨時可能降臨的指責。傳喚鈴一響，他必須隨叫隨到；沒被傳喚，也寸步不能離開；沒有個人生活，沒有喘息余地，像一顆被設定好程序的齒輪，精準運轉，卻隨時可能面臨卡頓、報廢的風險。

后來，閻長貴離開了11號樓，歲月流轉，他寫下回憶錄，講述這段過往時，語氣格外平靜，仿佛在訴說別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