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晚年回憶下令槍斃沙飛，懊悔不已：當時我們不知他有精神病

1949年12月15日，石家莊和平醫院里傳出幾聲槍響，一名日籍醫生倒在血泊之中。醫院里一片混亂，醫護人員驚慌失措，站在現場的，竟然是一位抗戰時期聲名赫赫的攝影記者——沙飛。這一天，很快被寫進了檔案，也悄悄改寫了幾個人的一生軌跡。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時間往前撥回十幾年，人們對這個名字的印象完全不同。那時，他是“拿相機上戰場的人”，是魯迅先生最后影像的拍攝者，是晉察冀根據地里最活躍的鏡頭之一。誰也想不到，曾經被稱為“革命攝影家”的他，會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卷入一樁震動軍內外的命案，最終走向槍決這樣沉重的結局。

要理解這段復雜的故事，不得不從他手里的那臺相機談起。

一、從魯迅影像，到走進晉察冀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上海灘紙醉金迷，霓虹閃爍，但在這些燈火背后，是龐大而沉重的城市底層。就在這樣一座城市里，沙飛肩上挎著相機，穿梭在弄堂和碼頭之間。他任職于上海全面通訊社，跑新聞，也拍照片，卻更像在做一份社會記錄。

《老國民》《人力車夫》《碼頭工人》《擺小攤的人》……這些題目聽上去不算華麗，卻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點得很準。畫面里，衣衫襤褸的人力車夫，彎腰駝背的碼頭裝卸工，還有街邊支起小攤勉強謀生的小販，被定格在底片上。不得不說，在那個更多人追逐名流綺夢的年代，這樣的題材多少有些“逆潮流”。

真正讓他聲名躍升的，卻是另一次拍攝。1936年10月，魯迅先生在上海因肺結核病情惡化，日漸羸弱。那年10月8日，距離病逝只有11天，魯迅罕見地在鏡頭前大笑了一次。留下這張影像的，正是沙飛。這是魯迅生前唯一的大笑照片，此后被無數次刊用，成為研究魯迅晚年的重要圖像資料。

10月19日清晨，魯迅病逝的消息傳開。沙飛一聽到，立刻帶著相機趕往住所。有人回憶，他在靈前鄭重地鞠了三躬，隨后才舉起相機。葬禮隊伍從弄堂里緩緩走出，挽聯、棺木、送行的人群，一一收入他的鏡頭。這組照片，后來成為研究魯迅逝世經過和當時社會反響的可靠佐證，也奠定了他在新聞攝影界的地位。

然而，這樣的名氣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中并不安全。沙飛的立場偏左，經常與進步文化人往來，在國民政府眼里，自然被盯得很緊。隨著輿論環境趨緊，壓力一點點壓過來，繼續留在上海，對他并非長久之計。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全國抗戰拉開序幕。局勢驟變，許多文化人、記者、青年學生紛紛北上，投身抗戰。沙飛也做了一個相當“決絕”的選擇——帶上心愛的攝影器材，離開上海，奔赴華北前線。他的職業身份沒變，依舊是攝影記者；但從這時起，他的鏡頭開始跟著部隊一起轉移，跟著戰火一起移動。

當他跟隨部隊來到八路軍一一五師時，命運悄然轉了一個彎。

二、戰時鏡頭，和一位將領的賞識

在一一五師，沙飛很快接觸到一位后來為世人熟知的指揮員——時任副師長的聶榮臻。那時是一九三七年之后，聶榮臻已經在華北抗日前線摸打滾爬多年，指揮部隊開展游擊戰、運動戰，和日軍周旋在太行山與平原之間。

一位擅長用地圖和電臺作戰的指揮員，遇到了一位擅長用鏡頭記錄戰場的攝影記者，兩人之間的關系，比一般的上下級要復雜一些。外人不一定知道，年輕時的聶榮臻在法國勤工儉學，也愛拍照，只是后來那批照片多在戰亂中散失。正因為有這段經歷，他對攝影的價值心里有數，對沙飛也格外看重。

一一五師后來分兵，部隊赴敵后開展斗爭，晉察冀根據地逐漸形成雛形。沙飛選擇留下，主動要求加入八路軍。他的要求沒有被擱置，而是立即得到批準。聶榮臻直接決定，讓他擔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的專職攝影記者。對一個當時還不是中共黨員的人來說，這種信任力度相當大。

晉察冀軍區創辦《抗敵報》后，沙飛再次“破格”了一回——被任命為報社副社長兼編輯科科長。這一安排，既是對業務能力的認可，也是對政治立場的肯定。從這時起，他不只是一個“拿相機的人”，還是軍區重要輿論陣地的骨干。

在敵后根據地的歲月里，他的鏡頭始終跟著戰士轉。前方作戰，他往往搶在隊伍前面尋找制高點；后方生產，他又鉆進地窖、作坊、田間地頭拍攝。后來流傳較廣的《挺進敵后》《塞上風云》《沙原鐵騎》《圍攻井陘礦區》《工兵爆破井陘礦區》《將軍與孤女》《戰斗在古長城》等作品，便是在這種環境下陸續完成。

這些照片，并非單純的軍事題材。戰士翻山越嶺、騎兵馳騁沙場固然有，但也有戰后村莊廢墟、百姓眼淚和堅硬表情。正是這種“人”的視角，讓沙飛的作品在當時眾多戰爭攝影中顯得特別扎眼，影響范圍遠遠超過晉察冀一隅。

有一次，他隨部隊到前沿陣地拍攝。炮聲間歇時，一名戰士半開玩笑地說：“沙記者，你這命可不比我們輕啊，子彈不長眼。”據人回憶，沙飛當時只是擺擺手，回了一句：“你們打得好，我才能拍得好。”這句簡單的話，其實透露出一種角色自覺——他把自己看作戰斗序列中的一員，而不是旁觀者。

三、白求恩遺囑，與一段被重新接上的家事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晉察冀根據地里不僅有中國的軍民，也出現了從遠方趕來的國際友人。1938年，因長年勞累和舊病纏身，沙飛的身體每況愈下，被安排到軍區衛生部衛生所休養。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后來為中國人廣為敬仰的醫生——白求恩。

一個拿手術刀，一個拿相機，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但都離不開戰場和傷員。白求恩忙于搶救傷員，沙飛則拿著相機，在手術間隙和臨時病房中穿梭，記錄這位加拿大醫生在極度簡陋條件下搶救生命的場景。目前流傳較廣的幾幅白求恩工作照，便是那個時期的產物。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手術時感染敗血癥，在河北唐縣逝世，年僅四十九歲。他彌留之際留下遺囑，將自己的一部萊丁娜牌相機贈給沙飛。這臺相機配有柯達鏡頭，在當時條件下算得上比較精良。遺囑中點名贈送對象，本身就說明白求恩對沙飛的工作認可程度相當高，這也是兩人之間一種頗為特殊的信任。

沙飛不僅在戰時拍人、拍戰事，也有自己的家庭牽掛。早在1936年前后，他與妻子王輝之間因為誤會而離異。戰亂之中，兩人分散兩地，各自奔波。到了1943年，聶榮臻回延安參加會議，在那里偶然又見到了王輝。得知二人曾經的婚姻和離異緣由后，他并沒有把這事當成“私事”一筆帶過，而是認真勸解，鼓勵雙方消除誤會。

那段時間，周恩來夫婦也從旁關心勸說。幾番溝通之后，這對原本已經分開的夫妻還是選擇重新走到一起。“破鏡重圓”這四個字，在戰火背景下顯得尤其不易。有意思的是，這件事很少出現在公開報道中，卻在當事人的回憶里被反復提及，可見對幾方而言，分量都不輕。

從延安返回晉察冀后，聶榮臻還特地想到，沙飛已經八年沒見過自己的兒女。于是他專門發電報，托時任軍區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在從延安返回晉察冀時，把沙飛的一雙兒女一同帶回。很快，一家人在根據地團聚，這對長期奔波、常處生死一線的攝影記者來說，無疑是一份難得的安穩。

如果把這幾件事連在一起看，可以看出聶榮臻對沙飛的態度——既重視他的業務能力，也照顧他的私人生活，這種上下級關系里包含了濃濃的信任和感情。遺憾的是，這種信任，后來被一樁突發的案件撞得七零八落。

四、槍聲、誤判與遲來的平反

解放戰爭后期，歲月磨人。長期緊張工作、營養不足加上心理創傷，讓不少老戰士出現健康問題。沙飛也不例外。進入四十年代末，他的身體每況愈下，精神狀態也開始不穩定。根據當時知情者的回憶，他偶爾會出現情緒失控、思維紊亂等表現，組織遂將其送入石家莊和平醫院治療。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即將成立之前，中國同某些國家的民間交流逐漸增多，一批外籍人士到華北參與醫療、教育等工作。和平醫院里，就有幾名來自國外的醫護人員，其中一位名叫津澤勝，是日籍醫生，參與多名病人的診療工作，其中包括沙飛。

問題就出在這里。早年在晉察冀根據地隨軍拍攝時，沙飛曾親眼看到日軍推行“三光政策”，村莊被焚毀，百姓慘死，土地滿目瘡痍。這些畫面，對一般人來說是戰時記憶，對他來說，則是一次次直接從取景框里“沖”進腦海的鏡頭，很難輕易淡化。據旁人回憶，戰后很長一段時間，他一閉眼就會浮現那些慘烈場景，常被噩夢驚醒。

在這樣的心理基礎上，讓他接受一名日籍醫生的治療，實際上非常考驗他的承受能力。和平醫院的初衷，是依照專業標準安排醫護力量；然而具體落在某些有特殊經歷的傷病員身上，就會出現復雜的心理反應。沙飛的思想上有明顯的疙瘩，對“日本人當醫生為中國人看病”這件事始終轉不過彎來。

1949年12月15日，意外終于發生。當天具體細節，后來有不同版本，但有一點較為一致——事發時，沙飛精神狀態嚴重失常，情緒極度激動，最終開槍擊中了津澤勝，導致其當場死亡。短短幾分鐘，釀成了性質極為嚴重的案件。

消息傳出后，在軍內和援華外籍人士中都造成相當不良影響。一個曾經以“反法西斯、反侵略”作為旗幟的攝影記者，卻在和平時期殺死一名正在中國行醫的日籍醫生，這種反差，很容易被外界解讀為“政治事件”。在當時復雜的國際環境下，處理這起案件，遠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有對外關系和政治影響的考量。

案件隨后移交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審理。材料中很強調案件造成的后果，并突出其“性質嚴重”。當時醫療條件有限，精神病學診斷還不夠細致系統，加之沙飛在案發前后的精神病史，并未完全掌握或及時被重視。審理機關綜合當時掌握的證據，最終作出判決：依法判處沙飛死刑。

1950年3月4日，沙飛在石家莊被執行槍決。距離新中國成立還不到半年，距他在戰場上奔走拍攝的歲月，也不過數年時間。簽署這一判決文件的時候，華北軍區方面的相關負責人中，就包括時任司令員的聶榮臻。這位曾經欣賞、提拔、照顧他的人，此刻卻不得不在文件上簽字。

“這件事早年一提起來，父親就搖頭不語。”多年后，聶榮臻的女兒聶力回憶父親態度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從這句話，可以隱約看到那種矛盾——從組織角度，他必須執行判決；從個人感情，他對這位老部下、老戰友的結局極為痛心。不得不說，這是那個時代一些特殊人物身上常見的雙重壓力。

沙飛死后很長一段時間，他大量作品仍在全國范圍內刊用，但署名往往被抹去。他留下的影像繼續發揮作用，記錄那段歷史，卻很少有人提起“沙飛”這兩個字。偶爾有熟悉內情的人，為他抱不平，指出他在案發時已患嚴重精神疾病，殺人行為是在意識不清的情況下沖動所致，不應以完全責任來定罪。

關于他的精神狀況，后來陸續有證人提供材料。一些曾經與他共事的同志，回憶他在戰后期的異常表現，指出他在醫院期間已經明顯不正常，只是當時的認識條件更重“政治表現”，而對精神疾病缺乏系統判斷。也有人認為，在新中國剛成立、內外交困的大背景下，有關方面在處理這類案件時，更傾向于用最快捷、最“堅決”的方式遏制不良影響，這種做法，在后來看來自有值得反思之處。

轉折出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1982年，有關部門在對歷史遺留問題進行清理時，重新啟動沙飛一案的復查程序。材料匯總到相關領導那里時，已經年逾八旬的聶榮臻，看到了這份名字十分熟悉的檔案。他在批示中寫下這樣一句話：“當時我們不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確有精神病，應該予以平反。”

這句話，既是對當年情況的一種說明，也隱含了他個人的歉疚。簡單的幾個字里，既有“當時條件所限”的無奈，也有“應當糾正”的明確態度。之后的幾年里，復查工作持續推進，調查對象不僅包括當年的軍法人員，還包括醫院方面、身邊同事以及多位知情見證者。

經過四年多的調查取證，1986年5月，北京軍區軍事法院作出新的判決：撤銷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對沙飛的死刑判決，為其恢復軍籍。此舉等于在法律層面確認——當年對他的定罪存在明顯問題，需要進行實質性糾正。對一個已經去世三十六年的當事人來說，這是遲到已久的澄清，但在制度層面卻具有重要意義。

消息傳到聶榮臻耳中時，他已經是年邁的元帥。據轉述，他聽完結論后緩緩說了一句：“解決了就好。沙飛是個好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貢獻的。”語句短促，卻點明了重點——不是泛泛的安慰，而是把“好同志”“有貢獻”這幾個評價重新還到這個名字上。

時間繼續向前。2004年，石家莊為沙飛塑像，并舉行揭幕儀式。那一年，距他遇害已經五十四年。聶榮臻之女聶力，受沙飛家屬邀請，前往參加活動。展廳中陳列著他在各個時期拍攝的作品，從上海底層的勞動者，到魯迅的身影，從晉察冀戰場，到白求恩的工作照，一張張照片串聯起他短暫卻極其密集的一生。

據在場者回憶，聶力在展廳里走得很慢，時不時停在某一幅照片前久久端詳。對她來說，這些畫面既是歷史事實，也是父輩記憶的一部分。人已不在，作品卻仍在敘述，它們既記錄了戰爭歲月，也默默見證了一樁冤案的發生與平反。

回過頭看，沙飛的一生，濃縮了那個時代許多矛盾與張力：對底層社會的強烈關注、對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對革命事業的投入，以及在極端環境下逐漸積累卻未被及時識別的精神創傷。法律文件上的幾行字，無法完全概括這些復雜因素。但他留下的照片，卻實實在在地告訴后來者，那些人，那些事，曾經真實地存在過。

這一點，或許也是聶榮臻晚年之所以對他念念不忘的原因之一。對一位指揮員來說，簽下那紙死刑判決，是履職，是責任；而在幾十年后的某個黃昏再想起那個拿著相機追著部隊跑的身影時，那份惋惜和懊悔，也同樣是真實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