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葉飛將軍的秘書調任莆田副市長，臨別時，葉飛：潔身自好

1995年春天，北京的風還帶著寒氣。全國人大機關的辦公樓里，一撥人正為即將召開的會議忙得腳不沾地，誰也沒想到，就在這個略顯普通的年份，一位老將軍隨口的一句“潔身自好”，會在往后很多年里，被人一再回想。

說這句話的人，是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葉飛將軍；聽話的人，是在他身邊工作了五年多的秘書袁瑞良。那時，袁瑞良正準備離開北京，赴福建莆田擔任副市長。看上去只是一次正常的干部交流，可細究起來，卻藏著一代老共產黨人對權力、名利、紀律的看法，也折射出那個年代反腐倡廉的真實氛圍。

如果把時間往前撥一點，這段故事的脈絡會更清楚。1990年初，袁瑞良剛進全國人大機關，干的是普通秘書工作，見得最多的是處長級干部。直到那年1月，他突然接到人事局長的電話，說要調他到葉飛副委員長身邊工作。他心里明白，這意味著進入國家領導人身邊的“核心圈”，但也隱隱有些忐忑——真正見到將軍的那一刻，他才發現，考驗遠不止業務能力那么簡單。

葉飛見到新秘書，說的第一句話就有點“出人意料”：“聽沒聽人說過我很兇？”語氣帶著笑，可問題本身并不輕松。袁瑞良趕緊回答“沒有”，心里卻在琢磨：這位老將軍怕是不好伺候。后來接觸久了才知道，葉飛所謂的“兇”，多半對事不對人，尤其涉及原則問題，那真是一點不含糊。

有意思的是，袁瑞良第一次真切感到“將軍發火”，居然是因為一臺小小的吸痰器。那時他身體不太好，想買一臺質量好一點的設備，打聽下來，內地不好買，只能托人從香港帶。對方是葉飛在香港的中學同學，交情不淺，托買東西本是人情往來的一種方式。

東西很快寄到了北京，本來打算立刻匯款過去。豈料那位老同學通過別的渠道捎話，說算是送給葉將軍身邊工作人員的一點心意，不必再提錢。看上去似乎不是什么大事，甚至在不少人看來，這是“正常的人情世故”。但事情傳到葉飛耳朵里，完全變了味道。

葉飛先是弄清來龍去脈，還專門問了老伴王于畊。王于畊擔心袁瑞良挨批，主動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說是自己沒考慮周全。換作一般家庭，這種“小事”可能一句話就揭過去了。然而葉飛當場板起了臉，不但嚴厲批評，還專門開了個家庭會，當著家人的面立規矩：今后誰也不許借他的名義托人辦事，更不能收這類“順水人情”。

不得不說，這一幕在家里并不好受，但效果卻很直接。袁瑞良事后回想，總覺得那次事情，像一記當頭棒喝，把“身在領導身邊該怎么拿捏分寸”這件事敲得格外清楚。葉飛看似“較真”，其實是在用自己的家風，往小了說約束身邊人，往大了說守住一條政治生命線。

葉飛對親屬如此，對外界的各種“禮物”和“邀請”，就更是立場鮮明。1992年春天，一位香港富商來北京訪問，順帶洽談投資。雙方會談氛圍不錯，告別時那位富商特意寫信，說為了表示敬意，愿贈送一輛奔馳600型轎車給葉飛個人使用。

要知道，以當時葉飛的職務，出門坐豪華車根本不算稀奇。很多人也會覺得，這不過是“鞏固感情”的一種方式。但信剛送到葉飛案頭，他看完只說了一個字：“不要。”語氣干脆，不留余地。那態度，仿佛不是在回絕一份禮物，而是在重申一條原則——公私分明，不能有絲毫含糊。

差不多同一時期，還有一個細節也頗耐人尋味。某雜志社的記者登門拜訪，說深圳有家企業要開業，希望請葉飛去剪彩，并當面提到，活動結束后會贈送一把價值五萬元的純金剪刀。那時五萬元是個相當大的數目，對很多人來說絕對是“巨額好處”。葉飛聽完當場變臉，直接回了一句：“別說五萬，就是五十萬，我也不去。”轉身又對袁瑞良交代：“以后這種事，別再往我這兒送。”言下之意，把住這個口子，從源頭切掉。

這些看似零碎的故事，串在一起，其實構成了葉飛晚年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條主線：嚴于律己，絕不拿原則做交易。而在這條主線上，秘書袁瑞良既是見證者，也是被教育者。也正因為這樣，“潔身自好”這四個字，到了后來才會在他的記憶里顯得格外清晰。

一、會議上的火氣與第二天的道歉

1990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各代表團團長開了一個會。會上，時任委員長萬里談到反腐敗的緊迫性，提到一些地方干部作風問題時，葉飛突然坐不住了。有人回憶，他當時直接拍案而起，聲音壓過了會場里的電扇：“腐敗不抓，后患無窮！”言辭激烈，一度打斷了萬里的發言。

對于熟悉葉飛的人來說，這種情緒并不陌生。他參加革命很早，1920年代末就踏入革命隊伍，從閩浙贛到新四軍，再到華東解放，不是書齋里出來的干部，而是槍林彈雨中打出來的將軍。對于“腐敗”“特權”這樣的字眼，他天生反感。萬里講到這個話題，很容易觸到他的敏感神經。

會場上，人大辦公廳秘書局長脫若男看到葉飛情緒上來了，又知道他的心臟曾經出過嚴重問題，心里有些擔憂。她起身走到臺前，小聲勸了一句：“葉首長，注意身體，別太激動。”按正常程序，開會時是不允許隨意上臺打斷領導講話的，她這一步走得也不算“規矩”。葉飛那會兒正沖著氣頭，直接回了一句：“不要你管！”聲調不低，在座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這句“不要你管”，讓場面略微有些尷尬。脫若男只好退回座位，會議繼續進行。散會之后，袁瑞良一路跟在葉飛后頭，心里打鼓，不知道首長會不會繼續發火，也不敢多問一句。那一晚，他一直想著白天那一幕，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見到事情的另一面。

天剛亮不久，葉飛就叫袁瑞良過去，語氣平靜了很多：“你去人民大會堂找一下脫若男同志，替我向她道個歉。昨天我情緒太激動，一時沒控制住。她是關心我，這一點要告訴她。”話說得不長，卻很具體。不是泛泛地“轉達歉意”，而是明白地表達理解和感謝。

袁瑞良照著原話轉告。脫若男聽完笑著說：“我沒往心里去，本來就不該上去打斷。只是想著葉首長心臟不好，怕撐不住。”她還特意囑咐袁瑞良：“你回去告訴首長，我一點不介意，讓他好好養著身體就行。”

袁瑞良把這話原封不動帶回去，葉飛聽后明顯松了口氣，只說了一句：“那就好。”看似簡單，不過是工作中的一個小插曲，卻透出一個重要細節：在涉及大是大非時，他可以毫不退讓，情緒上來也不容易收。但事情過去之后，他能反思自己的過激言行，主動彌補。脾氣火爆不是假，懂得收束也不假。

有意思的是，葉飛自己還很清楚這一點。那天見袁瑞良時，他又提起“我兇不兇”這個話題，只是語氣里多了一點自嘲的味道。袁瑞良后來回憶，說將軍“脾氣上來，先爆發了再說”，但情緒過去，更多時間其實是一個講原則、也講分寸的人。

二、文件、講稿和那夜的燈光

在全國人大工作期間，袁瑞良的日常任務看上去很“常規”：收發文件、傳遞信息、聯系活動。但在葉飛身邊，這些“常規”細節背后，都有一套不成文的紀律。最明顯的一條，就是保密。

葉飛經常過問文件的閱覽范圍。每當秘書送來一份文件，他都會先問一句：“這個發到什么級別？”如果得知是“省部級可以看”的文件，他有時會對袁瑞良說：“拿給她看看”，指的就是老伴王于畊，或者干脆兩人一起聽秘書念。如果是省部級以上的機密文件，無論內容多重要，葉飛從不讓家人旁聽。

王于畊對這一點格外自覺。她知道文件放在桌上，卻不會去翻。有人在旁提起，她也不追問。對于熟悉機關運作的人來說，這種“自覺不過問”，其實是最省心也最不容易做到的習慣。家屬如果在這方面不開口，秘書的壓力就少一半，領導的底氣也足一些。

除此之外，葉飛在形成意見、提建議時，有個固定原則：家人不在場，只和秘書單獨談。說得多是政策、議案、工作安排，涉及的是國家層面的考慮，不摻雜私人情緒。也正因為這樣，許多年后回頭看，他在重要問題上的態度往往很清晰，不容易被外界捕風捉影。

在這樣的環境里，秘書的文字功底、本領高低，本來大有用武之地。不過，葉飛對講話稿卻有自己的習慣——能自己寫的，盡量親自動筆。1992年12月，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在南京召開工作座談會，需要葉飛作一番發言。按當時不少領導干部的慣例，講稿完全可以交給秘書預先擬好，首長看一看、改一改就上臺。

葉飛卻偏偏不這么做。那天他晚上看完新聞聯播，提前一個多小時就上床休息。袁瑞良只當是將軍身體疲憊，早些睡也屬正常。到了夜里一點多，他被輕微的翻動聲驚醒，以為是首長身體不適，趕緊過去查看。推門一看，只見葉飛坐在窗前，案邊放著幾張空白稿紙，手里握著鋼筆，在燈下反復思索。

見他進來，葉飛抬頭說了一句：“明天會上的話，總要準備一下。僑務工作里，有些思想和政策的問題，該提的還是要提。”袁瑞良下意識地接話：“首長，這活兒該我來干，您跟我說個大概，我來寫。”葉飛搖搖頭，只說：“你去睡，我自己寫。”語氣不重，卻拒絕得很堅決。

袁瑞良只好退回房間，心有不安，又不敢真睡踏實，索性坐在沙發上，結果不知不覺還是打了個盹。再醒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墻上的鐘指向早上七點。葉飛敲門進來，把一疊稿紙放在他面前，說：“我寫了個提綱，你看看，有沒有不妥或者疏漏的地方。”

按常理，這樣的話應該是秘書對領導說的，此刻卻反了過來。那份提綱在他眼中不光邏輯清楚，政策把握也很準確，既有原則立場，又有具體建議，他一時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只能如實說：“沒什么要補充的，按這個講，肯定會有反響。”

這件事讓他想到毛澤東當年的一句話：領導干部要自己動手寫講話稿。不是為了顯示能力，而是為了在寫的過程中，把問題想透，把立場想穩。很多領導講話空泛、枯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完全交給別人寫，自己只是“照本宣科”。葉飛的做法，不難看出他對這類問題的警惕。

這種“親力親為”，表面上增加了工作負擔，實際上是一種自我約束。寫稿時必須考慮措辭，考慮影響，考慮能不能經得起時間檢驗。說到底，文字背后是態度，也是責任。

在緊張的工作之外，葉飛的生活并不復雜。讀書、看報、下棋，是他晚年最常見的三件事。每天幾份報紙，《人民日報》《參考消息》《解放軍報》，一份都不落，還有《中國老年報》也經常翻。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是因為年紀大才看老年報，而是因緣際會“掛了個名”。

那時候，北京有兩家老年題材的報紙，一家叫《中國老年報》，另一家叫《中華老年報》。兩家都是一批退下來的老記者牽頭創辦，一個請鄧小平題了報頭，一個請彭真題了報頭。前者后來掛靠在中國老齡委，后者掛靠在中宣部系統，背后都有“老領導”撐腰。

《中國老年報》想請葉飛出任名譽董事長，只是掛名字，不涉及具體經營。葉飛聽說是面向老年群體的宣傳教育工作，當時沒多想就答應了。過了不久，袁瑞良給他匯報，說《中華老年報》原本想和《中國老年報》合并，聶帥得知葉飛已在《中國老年報》掛名后，說干脆“兩家各辦各的”。葉飛聽完，笑著搖搖頭：“早知道這樣，就不答應了。”話雖如此，他既然已經答應，只好履行名義上的責任，每期報紙照看不誤。

除了讀報，他還喜歡翻魯迅的書。家中有一套線裝大字本《魯迅選集》，一共十六冊，保存得很仔細。有人覺得，這樣的閱讀偏愛與他早年的經歷不無關系。魯迅的文字鋒利直接，對社會病灶從不遮掩，這種風格與葉飛對“假大空”的不耐，多少有些相通。

至于娛樂，他一直保持著下圍棋的習慣。這項愛好是新四軍時期帶下來的。戰爭間隙，部隊駐扎在樹林或村莊，他常和戰士們在樹下擺棋盤，有時還被陳毅元帥拉著對弈。那時條件艱苦，棋盤可能是手畫的，棋子是自制的，但那點精神上的輕松，對前線干部戰士來說很珍貴。

到了晚年，葉飛時不時會和老伴下幾盤，或者和孩子們、身邊工作人員對局。袁瑞良的前任秘書就常陪他“殺兩盤”，到了袁瑞良接班時，卻出現了一個“遺憾的小插曲”——他不會下圍棋。有人試圖教他，他自己也試著學，卻老是記不住。后來將軍的女兒半開玩笑說，父親偶爾感慨：“這個秘書啥都好，就是不會下圍棋。”這句玩笑話，倒成了他在首長那兒留下的為數不多的“小短板”。

三、“本人無價，不賣”的分量

時間來到1992年，又發生了一件表面看似和公事無關，實際卻牽出后文的事情。那年春天，袁瑞良兒子所在學校的校長找到他，提出一個請求：想在電視臺上曝光一下學校，讓大家知道這所學校的教學情況，需要他幫忙牽個線。

在當年的條件下，“上電視”并不容易。資源掌握在少數媒體手里，沒有一定的人脈，很難做到。袁瑞良也猶豫，一來不想違反葉飛常說的“不能借首長名義辦私事”，二來那所學校雖不出名，但師資不錯，確實想借機爭取一點社會關注。

他先去找了在北京電視臺工作的朋友，對方的意思也很直接：“要是有位國家領導人露個面，參加個活動，那節目就好做了。”這話等于點明了關鍵——利用領導資源。袁瑞良想到葉飛平日的態度，實在不敢貿然開口，只能退一步，去找另一位熟識的秘書朋友，請那位朋友的首長出面。

那位首長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為人隨和，很快答應了，還說讓校長找個時間當面匯報。事情看似已經“定下來了”。然而在活動前一天，袁瑞良突然接到電話，說首長臨時身體不適，無法參加活動。這一下，原本安排好的一切全亂了套。

校長那頭已經做了大量準備，電視臺那邊也在等消息，活動又臨近開場，臨時改人選談何容易。權衡再三之下，袁瑞良只好硬著頭皮去找葉飛，把前后經過一五一十講清楚。照他原來的預期，葉飛至少會不高興——畢竟這事多多少少沾著“利用職務便利”的邊。

出乎意料的是，葉飛聽完后并未動怒，反而說了一句：“支持教育嘛，應該去。”他知道那所學校條件一般，卻把一些優秀教師集中到那里，用心辦學。于是第二天一早，他按時來到學校。孩子們戴著紅領巾，高聲喊著“歡迎葉爺爺”，舉著花圍在他身邊，那場面讓在場很多人印象深刻。

在簡單的發言里，葉飛只講了兩個意思：一是中國的發展要靠中國共產黨領導，二是年輕人要跟黨走，才有前途。他沒有多談政策，也沒有提宏大口號，卻把重心放在“路怎么走”這一點上。對在場的小學生來說，這些話未必都聽得懂，可對學校老師和家長而言，這是一種態度——出席不是為了炒作，而是為了給教育站臺。

幾年后，當袁瑞良告別北京，前往莆田履新時，這一點影響才被看得更清楚。1995年4月26日，他進門向葉飛道別：“首長，我明天就要走了。”葉飛第一句話不是談工作，而是問：“家里都安排好了嗎？孩子讀書怎么辦？”聽到袁瑞良說“家里靠愛人照料，孩子中考結束再說”，葉飛又叮囑：“告訴你愛人，家里有什么困難，可以找新秘書。”這幾句看似家常，卻透著一種體貼：人走了，家還在，困難不能沒人管。

短暫的沉默后，袁瑞良自己開口：“首長，您還有什么囑咐？”這本是很常見的告別用語，很多領導會借機講一大串原則、態度、希望之類的話。葉飛低頭想了想，只留下一句簡單的話：“記住，不管去了哪里，都要潔身自好吧。”沒有長篇大論，只這一句，四個字的核心，壓得很重。

從北京到莆田，身份從秘書變成副市長，環境完全不同。袁瑞良到任后，很快分管起一項分量不輕的工作——兼任莆田市高速公路建設指揮部總指揮。當時福州到泉州高速公路莆田段，全長約四十六公里，總投資超過十四億元，放在九十年代絕對是大工程。全國一百四十七個工程隊前來投標，不少企業把目光牢牢盯在指揮部主要負責人身上。

在很多人眼里，掌握這樣的工程資源，意味著說話有分量，選擇誰來承建，一句話就能決定數額巨大的合同流向。也正因此，項目一啟動，來拜訪、來“聯絡感情”的人一下子多了起來。有的打著“老鄉”旗號，有的托關系，有的繞著彎子打聽“領導的態度”。

面對這一波又一波的暗示、試探，袁瑞良心里清楚，葉飛臨別時的那一句“潔身自好”，已經從耳邊的叮囑變成了一條隨身的尺子。投標摸底會上，他當著眾多工程隊代表的面，直接說了一句：“本人無價，不賣。”話不長，卻算是把自己的立場公開說死了。

有的人當時覺得這話很沖，也有人以為這是“場面話”，之后再想辦法“私下溝通”。可在實際操作中，他確實按規矩辦事：評標程序公開透明，評分依據提前說明，誰的技術方案好、報價合理、信譽可靠，就選誰。有人試圖從側面打聽消息，碰了一鼻子灰，只得作罷。

1996年，福建省開展廳級干部廉政勤政典型評選時，袁瑞良因這段經歷和其他工作表現，被樹為正面典型。當地市委還發表專題報道，詳細介紹他的做法和經歷。報道送到北京后，有人遞到葉飛案頭，葉飛看完，很高興地對身邊人說：“好啊，好啊。”這句“好”，既是對下屬的肯定，也是對當初那句“潔身自好”的某種印證。

1999年4月18日，葉飛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五歲。消息傳到福建，袁瑞良幾乎是條件反射般地給葉飛的新秘書打電話：“我馬上回去，這是最后一次為首長服務了。”等他趕到北京，站在臨時靈堂前，很多往事一起涌上心頭：從1990年初初次見面時那句“我不會打你的小報告”，到那次因吸痰器引發的家庭會，再到凌晨燈下寫稿的背影，還有會議上怒斥腐敗的火氣，以及臨別前那句平常卻有分量的叮囑。

這些零散的畫面拼在一起，大致勾勒出一位老將軍晚年的樣子：脾氣有時急躁，講話不繞彎子；對紀律異常看重，對親友從嚴，對外界誘惑堅決說“不”；生活上不講究排場，愛讀魯迅，愛下圍棋；對教育愿意出面，對身邊人既嚴又暖。換個角度看，袁瑞良那段從秘書崗位到地方副市長，再到廉政典型的軌跡，也多少說明了一個樸素的道理——在權力面前，真正能用得上的“教訓”，往往不是豪言壯語，而是臨別時的一句輕聲叮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