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病逝，臨走前向聶帥提出1個請求：撥點錢給我的前妻

1939年11月的華北平原，已經明顯透出冬天的寒意。晉察冀邊區一處簡陋的窯洞里，一位外科醫生的手卻依舊是熱的，他剛剛做完一臺急救手術，汗水順著額頭往下淌，身邊戰士輕聲勸他休息，他卻擺擺手，只問一句：“后面的傷員，安排好了沒有？”

這位醫生，不是中國人，卻被傷員們親切地叫作“白大夫”。誰也沒有想到，不到一個月，這雙不停轉動的手就會因感染而漸漸發黑，最終靜止在河北唐縣一張簡陋病床上。更有意思的是，在生命倒計時的那幾小時，這位以“國際主義戰士”聞名的加拿大醫生，向聶榮臻提出的最后一個請求，卻是：替他給遠在大洋彼岸的前妻，撥一筆生活費。

很多年后，人們記住了毛澤東對他的高度評價，記住了那篇《紀念白求恩》。但要真正理解這個名字，就繞不開他從青年時代一路走來的人生軌跡——一個“有道德的人”，并不是一夜之間煉成的。

一、從牧師家少年到戰地醫生的雛形

1890年3月，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個牧師家庭。家風嚴謹，規矩很多，父親性格偏刻板，而家里真正影響他一生的，卻是另一位長輩——從事外科的祖父。

牧師家的孩子，按理說應該循規蹈矩地長大。但白求恩從小就有點“坐不住”，喜歡鉆樹林、爬河谷，愛玩各種探險游戲。祖父的外科工具、解剖圖冊，比玩具更能吸引他，他會趴在桌子邊看上大半天，這種好奇，后來慢慢變成了對醫學的興趣。

成年后，他順利考入多倫多大學醫學院。那時候，家里的經濟狀況卻開始走下坡路，學費成了難題。為了能繼續讀書，他不得不一邊學習一邊打工，當過工人，砍過樹，寫過稿，做過輔導員。一戰爆發后，他還曾在英國海軍服役，這段經歷讓他更直觀地見到戰場血肉，也讓他意識到：醫生在戰爭中的價值，遠比普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

靠著一股倔勁，他拿到了碩士學位，又在三十出頭時，進入英國的外科醫學會。這在當時，已經是很有前途的職業道路。但真正讓他人生起變化的，還不是職位，而是感情。

二、兩次結婚兩次離婚，愛與理想的拉扯

1922年，他在參加醫學會考試時，遇見了22歲的弗朗西斯。她出身富商家庭，卻沒有常見的那種優越感，對社會底層的境遇頗為關心。兩人年紀相差不小，觀念卻很接近，一來二去，白求恩對她一見傾心。

這段感情一開始并不順利。弗朗西斯的母親覺得這個醫生“窮得只剩理想”，堅決反對這門婚事。弗朗西斯卻認定了他，干脆與父母鬧翻，執意嫁給白求恩。婚禮上，新郎說了一句有些“硬氣”的話：“也許我將帶給你不幸的遭遇，但是，同我在一起，你絕對不會平庸。”聽起來有些理想主義，卻也顯出他對自己未來道路的判斷——不會是安安穩穩的小日子。

婚后，兩人到美國底特律開了診所。白求恩的行醫方式，很快就與周圍同行“拉開差距”。他不看病人身份，不問有沒有錢，只要走進門，他就盡力治療。沒多久，診所名氣起來了，來求醫的窮人越來越多，掛號費、醫藥費常常收不上來，賬面上卻越來越難看。

為了維持診所運轉，他加班加點，連傳染病人也照接不誤。結果，自己感染了當時幾乎等同于“死亡宣判”的肺結核。氣力下降，情緒低落，人也變得煩躁起來。弗朗西斯明知有傳染風險，仍舊守在他身邊照料，他反而故意發脾氣，動輒沖她吼。表面上是不耐煩，內心卻很清楚——是在“逼走”她。

有一天，他直截了當地說：“你才二十多歲，我不能把肺結核傳染給你，我們還是離婚吧。”年輕的妻子邊哭邊拒絕，死活不肯松口。白求恩干脆拿“停止治療”來要挾，用這種極端方式，迫使她離開。情緒平復后，弗朗西斯明白了他的用意，帶著心碎同意離婚，只好回到他們曾一起生活過的愛丁堡。

離婚后，他沒有立刻沉淪，反而把精力全部壓在專業研究上。他開始琢磨肺結核的治療，反復實驗，最終發明了“人工氣胸療法”，靠這個方法，他自己竟然先從死神手里“撈了回來”。

病好后，他聲名大振，在醫學界頗受矚目。就是在這個階段，他重新想到那段感情，給弗朗西斯寫信，坦言自己康復，也承認情感從未改變。信中沒有華麗辭藻，卻透出一種遲來的柔軟。弗朗西斯同樣沒有完全放下，兩人重修舊好，又走進婚姻登記處，再辦了一次婚禮。

這一次結合，看上去比之前更穩固。兩人回到北美，重新開始新的生活。可惜，感情并不是簡單“重來一次”就能萬事大吉，事業高歌猛進的同時，一些裂痕也悄悄出現。

重組家庭后，白求恩成為北美頗有名氣的胸外科專家，病例越來越多，研究項目也一件接一件。他對工作投入得近乎“忘我”，回家經常心不在焉。有一次，弗朗西斯隨口讓他下班順道買些菜和肉，他滿口答應。晚上進門，她第一句就問：“買了嗎？”他頭也沒抬：“買了，在冰箱里。”

打開一看，里面擺的不是吃的，而是人的腸子——他做研究需要的標本。這個細節，多多少少說明問題：在他的世界里，醫學研究已經占據了最核心的位置，家庭常常被排在后面。

這種生活模式，持續幾年后，矛盾最終爆發。1933年3月，兩人第二次離婚。對白求恩而言，這一次打擊很重，他開始頻繁出入酒吧，借酒消愁，整個人顯得有些失魂落魄。理想還在，但那個能與他分享生活的人不見了，這種落差，不難想象。

三、從迷惘到選擇：走向共產黨，走向中國

情感上的挫折，讓他短暫迷失，卻沒有把他徹底拖垮。1930年代中期，世界局勢風云詭譎，經濟危機、法西斯抬頭、戰爭陰云壓頂。1935年前后，隨著共產國際的影響擴展，關于無產階級革命與社會公平的思想傳到北美知識界，這讓一向關注底層病人的白求恩產生強烈共鳴。

他認真研讀相關理論，開始思考醫生的角色是否可以不僅局限于病房和手術臺。1935年，他作出一個決定——加入共產黨。對一個北美醫生來說，這一步并不輕松，但他顯然已經想得很清楚：要改變更多人的命運，僅靠個人行善是不夠的。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消息傳到海外，他據說沉默良久，然后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中國正處在反法西斯的艱難時期，我應當去中國，同中國人民一起戰斗，中國需要我。”這句話，不是隨口一說，而是很快變成行動。

第二年，白求恩從北美乘船前往香港，再轉機到武漢，當時八路軍在此設有辦事處。周恩來在那邊負責協調各方工作，也親自接見了這位遠道而來的加拿大醫生。接觸之后，周恩來邀請他去延安工作，將他的技術用到最需要的戰地醫療上。

面對邀請，他提出一個要求：盡量靠近前線。他認為，軍醫真正的位置應當在最危險的地方，而不是安穩的后方診室。與此同時，國民黨方面也發出邀請，希望他前往重慶。但在接觸中，他對國民黨內部的腐敗作風很不滿，直言不會為“一具政治僵尸”效力，這種表態，看得出他在政治立場上的清晰選擇。

1938年2月底，他抵達陜北延安。在那里，他見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對他長途跋涉、支援中國抗戰的行動給予高度評價，與他長談多次。白求恩卻一再強調：“我來這里是治病救人的，不是來接受照顧的。”在延安，他和普通戰士一樣住窯洞，吃粗糧，面對艱苦條件絲毫不挑剔。他在日記里寫下這樣的感受：“在延安的革命根據地，我見到的是一個面貌全新的中國。”這句話，說明他不是“走馬觀花”，而是在認真觀察一個新政權的運作方式。

延安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很久，一個多月后，他被派往晉察冀根據地，擔任戰地醫療工作的重要職務。到了那里，他很快被眼前的醫療狀況震住——器械極其簡陋，很多都是用土辦法自制的，藥品奇缺，一些常規手術不得不在極差條件下完成。

他沒有抱怨，而是立刻著手改造。和聶榮臻等人商量后，在根據地創辦了一所簡易衛生所，著手建立起更系統的戰地醫療體系。可邊區隨時面臨日軍“掃蕩”，機構剛立起來，常常因為部隊轉移而被迫撤離。他只好主動適應游擊戰的特點，設計出輕便、易搬運的醫療裝備。

他發明的“簡易輸血器”，材料簡單，結構實用，極大方便了前線輸血搶救，救活了不少本已被判“沒希望”的傷員。還有一種被大家稱作“盧溝橋”的運輸器材，可以在戰時快速轉運器械和物資，既節省體力，又利于作戰撤離。這些小發明，今天看來并不復雜，但在當時的環境中，確實體現了一個外科專家的應變能力。

1939年6月，他從前線返回冀中司令部，提出要辦一所衛生學校，系統培養戰地醫護人員。聶榮臻全力支持，邊區衛生學校由此建立。他親自編寫教材，按當地實際情況設計課程，并給國際援華組織寫信，希望爭取更多器械和資金。

按照原本安排，他計劃在1939年11月回國一趟，處理一些事務，再在1940年夏天返回中國繼續工作。戰爭形勢卻不給他這個機會。1939年10月底，日軍對晉察冀地區發動大規模“掃蕩”，形勢驟然緊張，他只得推遲歸國計劃，留在根據地應對傷員高峰。

四、摩天嶺的手術臺與那封寫給聶帥的遺書

日軍大“掃蕩”不久之后，摩天嶺附近爆發了一場激烈戰斗。那是1939年秋天的一次大規模戰斗，僅一個上午，就有數十名重傷員被抬到白求恩所在的臨時救護點。那地方其實只是一座破廟，被臨時改造成戰地手術室。

面對鋪滿地面的傷員，他帶著助手們幾乎不間斷地做手術，從白天忙到深夜，再從深夜延續到第二天黎明。炮聲不斷，槍聲時遠時近，他顧不上吃飯，也顧不上休息，只關注病人的生命體征和傷口情況。

隨著日軍逼近，破廟附近的炮彈爆炸聲越來越密集，有流彈甚至打進廟里。助手們焦慮地勸他趕緊撤離，他卻一再堅持：“再把這幾個做完。”最后，只剩下一名傷勢極重的戰士朱德士，大腿被炸成粉碎性骨折，破裂的骨片扎進肌肉，極易引起大出血和嚴重感染。

朱德士咬著牙說：“白大夫，你還是快走吧，敵人都打到門口了。”白求恩只是簡短回應：“先把你的腿保住。”那一刻，廟里反而安靜下來，只剩外面零散的爆炸聲和手術器械的碰撞聲。

按常規，這樣的手術需要充足時間和較好的條件。可眼下根本不允許他慢慢來。他先按程序戴手套、用器械清理傷口，不久之后，戰況愈發緊張，他索性脫下手套，用手指去掏那些細小的骨渣。連續高強度的手術，已經讓他的手指又腫又僵，在清理骨渣時，指尖被鋒利碎骨劃破，鮮血滲了出來。

這種傷，在平時本不算什么，他只是用鹽水草草消毒，繼續縫合傷口，直到確認朱德士暫時脫離危險，才匆匆處理自己手上的傷。可惜，這個小小破口，為后來的感染埋下了隱患。

部隊轉移時，他跟著撤到八路軍醫院。第二天，他的傷口已經出現紅腫跡象，卻仍舊一頭扎進工作中，為醫院里的傷員逐個檢查。期間，他給一名傷口已經感染惡性病菌的傷員處理創面時，手套不慎被刺破，細菌順著之前的傷口進入血液。事后，他用高濃度鹽水浸泡手指，又親自給自己做處理，但效果有限。

接下來幾天，他開始發高燒，人漸漸虛弱，肩背酸痛，走路都要拄木棍。聶榮臻得知情況后，馬上安排他轉到后方治療。面對安排，他沒有逞強，只說了一句“服從組織”，便隨隊退到更安全的地方。但到了后方軍醫院時，他的左臂已經明顯發黑，腫脹嚴重，醫生判斷敗血癥已經相當危險。

身邊的人建議盡快截肢，或許還能留住性命。他搖頭拒絕，一方面是太清楚自己病情，知道就算截肢，敗血癥也未必能控制；另一方面，也不愿在戰時占用過多醫療資源。他告訴身邊人，自己已經發展為嚴重的膿毒性敗血癥。

住院期間，他仍念念不忘根據地醫療布局，交代助手整理技術資料，還給外國援華組織的聯系人寫信，希望他們繼續派醫生和物資到晉察冀。這種狀態，說是不放心別人，倒不如說是對責任過于看重。

到了1939年11月11日，他的病情在反復高熱中突然略有緩解，意識變得清醒一些。那天，他要求拿紙和筆，緩慢而用力地寫下一封遺書，交給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

信的內容不長，卻很具體。他在信里提出一個看似與戰事無關的請求：請聶榮臻轉告國際援華委員會，設法給他的前妻弗朗西斯撥一筆錢，作為生活費用。如果一時籌不齊，可以分批寄出。他解釋說，自己長期在前線工作，沒能給她提供足夠的保障，如今身在中國，行將離世，唯一能做的，就是拜托戰友幫忙，盡一點心意。

這個要求，讓不少知情者愣了一下。戰地醫生、共產黨員、國際主義戰士，這些標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人們往往以為他的世界里只有革命和斗爭。但在生命的最后關頭，他仍記得那個同自己兩次結婚又兩次離婚的女人，這多少顯得有點“固執”。

從感情上看，他對這段關系始終有愧。有意思的是，他在病重前曾對助手提過一句話：“這次回國，我要把她接到中國來，從此再也不分離。”助手當時還好奇地追問“她是誰”，他只答：“弗朗西斯，我曾經的妻子。”這個想法，終究停留在設想階段，現實沒有給他機會。

1939年11月12日凌晨，他在河北唐縣安靜離世，時年49歲。噩耗傳出，晉察冀邊區軍民紛紛前來悼念，新中華報很快刊發特訊，標題寫明“萬里來援華的白求恩大夫逝世”。在延安，毛澤東在追悼會上寫下挽詞，并用“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來評價他，這段話后來被無數學子背誦。

如果只看這一段歷史，很容易把白求恩塑造成一個“高大全”的形象。但把時間線拉長，就會發現，他并非天生完美，也有迷茫、沖動和感情上的反復。有一點卻始終沒有改變：無論身在北美醫院，還是在晉察冀的破廟手術臺，他都堅持把醫術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把自己看作那些普通病人和戰士的“工具”。

至于那封托付前妻生活費的遺書，看似只是私人恩情，其實也折射出他對“責任”的一種一以貫之的態度：對病人如此，對戰友如此，對曾經的伴侶，也盡量不欠。對于這樣一個人，人們后來用“國際主義戰士”來概括，大致也不算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