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戰：以士兵為目標塑造戰略

作者：羅伯特?納爾遜博士、本杰明?平格爾軍士長

軍士長課程

本文編譯自2026 年 3 月 27 日美國陸軍大學《士官期刊》文章。

在當今大規模復雜戰場上，一名基層士兵的行動可能產生重大乃至全球性后果。這一理念并非新鮮事物，但在全球互聯的世界中，這一概念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現實意義。20 世紀 90 年代，美國海軍陸戰隊查爾斯?C?克魯拉克將軍發表文章，創造了 “戰略下士” 一詞用以描述這一現象。該概念指出，基層指揮員必須做好準備，在復雜多變的局勢中獨立做出重大決策（安尼斯，2020 年）。

“戰略下士” 的核心思想在于，基層指揮員無法始終等待直接指令。相反，他們必須深刻理解自身任務以及指揮官的作戰意圖（克魯拉克，1999 年）。克魯拉克將戰場描述為 “三段式戰爭”，即一名士兵可能在一條街道上交火，在相鄰街道維持和平，再隔一個街區便開展人道主義援助。在這樣的環境中，一次戰術失誤就可能引發戰略后果。

自克魯拉克發表論文以來，情報行動的目標并未改變，但有害信息的傳播速度與影響范圍大幅提升。現代士兵不僅是作戰人員，更是信息環境中的潛在薄弱環節。為應對 “戰略下士” 現象，軍事條令與士官必須協同一致，在訓練士兵開展火力戰的同時，也要培養其維護國家戰略能力所需的認知防御能力。當今士兵不僅要掌握戰斗技能，還要學會在心理上抵御虛假信息與針對性信息作戰（IO,Information Operations）。

1.錯誤放大效應與現代戰場

自克魯拉克的文章問世以來，世界局勢愈發復雜，但戰術行動可產生戰略影響的理念始終未變。在大規模作戰行動（LSCO,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中，這一動態關系更為關鍵。基層士官與士兵在戰場前沿行動，對手可在虛假信息的平行空間中捕捉、放大其行為并將其武器化。因此，即便是微小的戰術失誤，也可能削弱戰役與戰略能力。多域戰場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現實。

克魯拉克所描述的三段式戰爭中，士兵可能在一條街道交戰、相鄰街道維和、再隔一個街區執行人道主義援助，一次戰術失誤便可能造成負面戰略后果。（美國陸軍照片，威廉?斯特勞德上尉攝）

當代作戰環境是多維戰場，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影響使其效應進一步放大。這意味著單個士兵的決策或小單位的行動 —— 無論是應對潛在威脅、緩和與平民的緊張局勢，還是在壓力下遵守交戰規則 —— 都可能瞬間傳遍全球，塑造公眾認知并影響遠離戰場的政治結果。我方對手深知這一點，且近期沖突已證明，對手會利用戰術失誤或違紀行為打擊國家集體意志，以期削弱軍隊戰略能力。

歷史上諸多鮮明案例印證了戰術層面單一事件如何引發戰略后果。例如，2015 年 10 月 3 日美軍對昆都士無國界醫生醫院的空襲（無國界醫生，無日期），以及 2012 年 3 月 11 日羅伯特?貝爾斯上士殺害 17 名阿富汗平民事件（佩勒蘭，2012 年），均被對手利用，削弱了整場軍事行動的合法性。軍事法學者杰弗里?康恩將這一現象稱為 “錯誤放大效應”，他指出，在社會對職業軍隊抱有完美預期的時代，任何失誤都可能對戰略認知產生極不對稱的影響（康恩，2024 年）。然而，現代對手不會坐等戰術失誤出現，而是主動塑造并將相關認知武器化，將其作為作戰行動的核心方向。基于康恩（2024 年）的錯誤放大效應概念，大國間戰爭的龐大規模會將戰術失誤轉化為對手的戰略勝利。

2.認知武器化：大規模作戰行動與敵方信息作戰

在現代大規模作戰行動中，“戰略下士” 不僅是戰斗人員，更是信息戰的核心受眾與參與者。對手擅長利用單個士兵的行為推動宣傳與虛假信息行動，目標是否定軍事行動合法性、削弱國內民眾支持、在盟友間制造分歧（基什，2023 年）。過去四年間，全球多場沖突均印證了這一點。

2.1俄烏沖突

俄羅斯持續利用宣傳，將其入侵烏克蘭包裝成 “去納粹化行動”。俄羅斯官方媒體與社交網絡代理人截取烏克蘭士兵行為的斷章取義內容或編造信息，強化這一虛假敘事。與之相對，蘭德公司研究人員指出，烏克蘭有效運用無人機拍攝或平民手機記錄的俄軍疑似不當行為視頻，爭取國際支持并揭露戰爭罪行，體現出信息戰場的雙向性（特雷格等人，2025 年）。這一策略是更廣泛信息戰的一部分，包括利用社交媒體塑造公眾認知、瓦解對方敘事。

即便是微小的戰術失誤，也可能削弱戰場作戰與戰略能力。士兵在決策應對威脅、緩和局勢或高壓下遵守交戰規則時，保持戰備并打磨各項技能至關重要。（美國陸軍照片，內薩?坎菲爾德上士攝 / 南部聯合安全援助指揮部公共事務辦公室）

2.2 2020 年納卡沖突

阿塞拜疆軍隊將無人機作戰與政府主導的精密信息行動相結合。阿軍方配合政府每日發布打擊亞美尼亞軍事裝備的視頻，瓦解亞美尼亞士兵與平民士氣。這些視頻經社交媒體放大，營造出技術壓倒性優勢與亞美尼亞必敗的認知，加速了亞美尼亞抵抗力量的崩潰（陸軍經驗教訓研究中心，2021 年）。這場沖突凸顯出，戰術勝利經信息作戰精心包裝后，可實現戰略心理效應（歐亞特別研究機構，2025 年）。

2.3巴以沖突

這場持續沖突每日都有戰術事件經信息戰包裝傳播的案例。雙方均迅速發布軍事行動視頻，敘事框架多服務于各自立場，即正當自衛或殘暴侵略。士兵手機拍攝的單段視頻或關于爆炸的爭議報道，都可能成為全球輿論焦點并影響公眾情緒，進而引發外交壓力，直接作用于戰略環境。澤林（2023 年）認為，加沙阿赫利阿拉伯醫院爆炸事件是圍繞單一事件展開信息戰的典型案例，以方與哈馬斯對爆炸原因的爭議演變為具有重大公眾影響力的全球辯論。

上述三例表明，信息作戰尤其是虛假信息作戰，可通過針對敵方平民群體影響戰術決策。美國政府問責局（GAO,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近期報告指出，境外虛假信息行動旨在利用社會分歧、削弱對民主進程的信任，最終操縱公眾認知（政府問責局，2024 年）。這一虛假信息手段可有效作用于平民群體，促使民眾向政府施壓以推行特定政策，這一政治概念被稱為中位選民定理。

3.核心目標：中位選民定理與信息作戰

美國當前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對手已認清這一薄弱點。這一環境常迫使民眾對議題持完全支持或徹底反對的態度（薩默維爾，2020 年）。立場極化者對自身觀點極為堅定，即便獲取新信息也不會改變對軍事行動的支持態度。但總有一小部分中間立場民眾關注信息并可被左右，針對這一群體可撬動一國公眾輿論（威爾遜，2024 年）。俄羅斯 2018 年虛假信息行動便采用這一策略，旨在擴大美國內部分歧、破壞美政治與社會生態（弗萊等人，2018 年）。

這一目標設定邏輯契合中位選民定理，該政治學理論認為，在多數決體系中，政黨會向中位選民 —— 意識形態光譜正中間個體 —— 的政策立場靠攏，以最大化勝選概率（牛津參考，無日期）。盡管所有人最終都是目標群體，但社會中間層是最具影響力操作空間的群體。

盡管作戰環境日趨復雜且充斥虛假信息，士官仍擁有應對此類威脅的有力工具。我們認為，應對這一多元威脅的前沿防御始于士官，其職責不僅是訓練士兵開展火力作戰，還要做好認知與信息作戰準備。（美國陸軍照片，塔妮莎?卡恩一級軍士長攝）

對手在信息戰中采用相似邏輯。其目標并非將堅定愛國者轉變為立場同情者，而是針對意識形態忠誠度較低、政治參與度不高或對沖突態度不確定的中位選民（艾哈邁德等人，2025 年）。對手通過在信息空間充斥制造疑慮、渲染平民苦難（真實或編造）或強調戰爭代價的內容，試圖扭轉公眾中位輿論，目標是讓足夠多民眾反對本國政府的戰爭行動，制造國內壓力以迫使撤軍、削減經費或放棄戰略目標。

這一手段在持久大規模作戰行動中效果尤為顯著，公眾決心會隨時間消磨。沃森（2014 年）指出，盡管一戰爆發時德國民眾廣泛支持政府，但隨著戰爭拖延，慘重傷亡與盟軍有效封鎖最終瓦解了后方士氣。公眾意志與支持的崩塌是德國最終戰敗的重要因素，也印證了強大軍隊若缺乏全國民眾支持，便無法在持久沖突中取勝（沃森，2014 年）。德國社會分裂的經歷，體現出分裂國家發動戰爭的艱難性。

4.美國社會極化：對手信息作戰的增效器

美國當前政治極化現狀為對手信息作戰提供了沃土。社會深度分裂時，中間立場空間縮小，民眾更易接受印證自身偏見的敘事。俄羅斯等境外對手無需制造分歧，只需放大既有矛盾即可。這一高度黨派化環境侵蝕了民眾對政府、軍隊、媒體等民主機構的信任（薩默維爾，2020 年）。

媒體報道 “戰略下士” 的行為時，公眾會立即以黨派視角解讀。一方視其為捍衛法律的英雄，另一方則將其視作犯下暴行的惡棍。對手可針對性向不同群體推送不同信息，加深分歧，使國家難以形成統一應對。

基于事實的共同認知崩塌，不僅會在單一議題上左右 “中位選民”，還會將其推入完全割裂的信息生態，使國家更易被操縱。這一點至關重要，正如越南戰爭所體現的，失去民眾支持的軍隊難以取勝（薩默斯，1982 年）。應對這一威脅國家意志的戰略問題需要戰術解決方案，而起點正是負責部隊凝聚力與紀律性的一線指揮員。

士官雖無法直接阻止國內中位選民相信虛假信息，但其領導力是最關鍵的防御力量。（美國空軍照片，約瑟夫?巴倫一等兵攝）

5.士官的解決方案：鍛造堅韌善戰的士兵

盡管作戰環境日趨復雜且虛假信息泛濫，士官仍擁有應對此類威脅的有力工具。應對這一多元威脅的前沿防御始于士官，其職責不僅是訓練士兵開展火力作戰，還要做好認知與信息作戰準備。解決方案在于重新聚焦基礎領導力與批判性思維培養。士官必須營造士兵可探討復雜議題的環境，培養扎實的信息素養，嚴格訓練并執行交戰規則，鼓勵下屬追問 “為何” 以更好理解指揮官意圖。理解任務目的的士兵能在壓力下做出更優決策，更不易成為對手信息作戰的利用對象。現代士兵做決策時應套用《華盛頓郵報》視角，即 “若我采取這一行動，新聞標題會如何描述？” 若標題負面，士兵需迅速制定新行動方案。

歸根結底，信息時代每名士兵面臨的挑戰都是領導力挑戰。士官雖無法直接阻止國內中位選民相信虛假信息，但其領導力是最關鍵的防御力量。士兵與平民一樣，都可能成為社會中間群體。通過打造紀律嚴明、明辨是非、堅守道德且嚴格遵守交戰規則的高素質團隊，士官可切斷對手制作宣傳內容的素材來源，確保部隊在信息戰中不再是薄弱環節，而是能夠駕馭現代戰場復雜性的強大力量。

6.尾注

此類針對性信息作戰并非對手獨有，也存在于美國現代媒體環境中。受持續新聞周期與市場競爭驅動，美國媒體機構常刻意進行受眾細分。其內容不再爭奪 “中位觀眾”，而是聚焦特定人群以維持收視率，形成 “信息繭房”。觀眾持續接觸印證自身信念的內容，排斥不同信息與觀點，最終引發媒體領域的 “不對稱極化”（本克勒等人，2018 年）。相同的戰術失誤或違紀行為經極化媒體系統傳播，只會固化分歧而非凝聚國家意志。對手深知這一點，并利用美國內部分歧強化其信息作戰。既然已了解這一現狀，是時候思考如何運用這一認知踐行軍事職業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