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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的一個深夜,北京的一家醫院里,一位70多歲的老人被送了進來。
她是許廣平,魯迅的遺孀,兒子周海嬰守在旁邊,急得不行。
可急診室里沒有人。
周海嬰找來找去,好不容易碰到一個女醫生,對方卻說先得找到病歷卡才能搶救,這一耽誤就是半個多小時,等醫生終于開始處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許廣平沒有再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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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十點半,周恩來總理趕到了醫院。
誰也沒想到他會來,那時候周總理有多忙,全國人民都知道,可他還是來了,而且來得這么快。
周海嬰后來回憶,總理問得很細,知道急診室竟然沒有醫生值班,當場就發了火,他把醫院領導叫過來,指著說:“今后必須值班!我要你們的電話號碼,抽空就打,看你們有沒有在!”
這話說得不重,但意思很重,一個國家的總理,半夜親自過問一家醫院的急診值班問題,擱在現在,你都不敢想。
第二天,周總理又來了,這回是商量許廣平的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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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嬰說,母親生前有交代,不跟父親合葬,遺體最好解剖,骨灰撒掉當肥料。
周總理聽完想了一下,說:“骨灰處理,尊重許廣平同志的遺囑,具體做法和人大常委會商量,同意少取一點骨灰,可撒到上海魯迅墓前的小松樹旁。”
這個安排,既讓許廣平回到了魯迅身邊,又沒有違背她的遺愿。
說起來,許廣平和周總理的交情,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新中國成立后,許廣平被安排到政務院當副秘書長,分了套政務院宿舍,那房子在中南海里頭,安全是安全,可進出麻煩得很,來看她的親戚朋友,都得開介紹信,一來二去,大家都懶得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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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廣平受不了這個,她把北京八道灣和西三條的房子都捐給了國家,要回來不合適,就自己掏錢買了個小四合院。
那院子離她上班的地方不遠,走路也就兩站路,環境好,安靜,親戚朋友想來就來,許廣平住得挺舒坦。
可有個問題。院子外面的胡同太窄了,汽車開不進去。她有時候要出席外事活動,得穿旗袍、坐小車,就得從胡同深處走到街上去等車,晴天還好,下雨天那胡同里全是泥,一腳深一腳淺的,到了會場還得收拾半天。
這事兒后來不知道怎么傳到周總理耳朵里了,一次聚會上,周總理專門問她住得怎么樣,方不方便,沒多久,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就給她重新安排了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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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廣平挺感動的,她這個人,不愛麻煩組織,能自己扛的都自己扛,但周總理注意到了,也記在心上了。
許廣平這輩子,其實就做了一件事:守著魯迅的東西。
魯迅1936年去世后,她帶著周海嬰,在亂世里把那些手稿、書信、藏書一樣一樣地保存下來。戰亂、逃難、顛沛流離,這些東西從來沒丟過。
新中國成立后,她把大部分魯迅遺物都捐給了國家,放在魯迅博物館。她想著,這下總該萬無一失了。
1968年那會兒,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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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里兩大箱魯迅手稿和書信,突然找不到了,許廣平急得不行,連夜給中央寫信,那時候她心臟本來就不好,寫著寫著,心臟病犯了。
周海嬰趕緊拿藥給她吃,平時吃了就管用的藥,這回一點用沒有,許廣平倒在地上,周海嬰慌得不行,連忙往醫院送。
后來的事,就是開頭說的那樣。
醫院急診室沒人,找病歷卡又耽誤了半小時,70多歲的老人,哪經得起這么折騰。
周海嬰后來在接受采訪時說過這段往事,他說的時候很平靜,但你聽得出來,他心里一直有疙瘩,不是怪誰,就是覺得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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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那兩天接連去了兩次醫院,處理得很周到。可人沒了就是沒了,再周到也換不回來了。
許廣平這一輩子,年輕的時候跟著魯迅,晚年守著魯迅的東西,她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的人,但該做的事一件沒落下,捐房子、捐手稿、捐書信,她覺得這些本來就不該是私人的東西,應該讓更多人看到。
可偏偏就是她最在意的東西,出了岔子。
許廣平那個深夜伏在桌上寫信的時候,心里該有多急,那些手稿和書信,是她跟魯迅一起從戰火里背出來的,每一頁都是命,她可以捐出去,但不能容忍它們不明不白地沒了。
周總理懂這個,連夜趕到醫院,要了醫院領導的電話號碼,說會抽空就打過去查崗,這不是作秀,他是真覺得這事兒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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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廣平去世后,骨灰撒在了上海魯迅墓前的小松樹旁。那個安排,算是讓她回到了魯迅身邊。她守了魯迅一輩子,最后總算離他不遠。
她也沒說謝,就是記著。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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