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萬韓國青年，選擇“消失”

“我對學習那些被認為是標配的資格證考試感到很失望，比如韓國史能力考試、計算機能力證書、托業??難道僅僅因為別人都有，我也必須一樣不落嗎？在走出求職‘地獄’之前，我究竟還要考多少證書？”

3月21日，在韓國求職信息網站Linkareer的社區論壇上，一位剛從東國大學畢業的學生寫下自己的困惑。他績點接近滿分，拿到了韓國史能力測試高級、一級計算機證書，托業成績870分，也有國際活動經歷。但真正進入求職市場時，這些成績似乎還不夠。他感到疲憊，只希望盡快找到一份工作，“哪里都可以”。

在韓國，這些成績、能力、證書都被統稱為“SPEC”，長期以來是衡量求職者的標尺。在以進入三星、現代等大企業為目標的背景下，資質競爭不斷加碼，演化出畢業院校、績點、實習在內的“八大標準”“九大標準”。高度標準化的競爭中，韓國年輕人一度被認為是最“卷”的群體之一，甚至被戲稱為“進化掉了睡眠”。

韓國社會學者吳贊鎬長期研究年輕人就業，他曾指出，這是一套幾乎不被學生質疑的優績主義邏輯。標準越清晰，競爭越趨同。

如今，這套競爭體系仍在運轉，但一些人也開始在壓力下選擇退出。沒有特定疾病或理由、既不工作也不求職的“休息青年”持續增加。根據韓國國家數據局今年1月發布的數據，2025年，30多歲“休息”人口為30.9萬人，創2003年相關統計以來新高；15至29歲的“休息”青年為42.8萬人。

在東亞國家中，韓國并非唯一面臨青年就業壓力的社會，但其特征尤為鮮明：優質崗位向大企業集中，上升通道逐漸收窄，評價標準趨于單一。

2025年9月25日，韓國城南市的一場招聘會上，一名求職者在為面試做準備。圖/視覺中國

“六邊形戰士”的焦慮

從3月起，韓國外國語大學大四畢業生樸智雅，將全部精力投入“上岸”的準備中。3月9日，三星啟動上半年大規模招聘，這是她等待已久的一次大企業機會。

樸智雅的履歷并不遜色。托業900分，在澳大利亞駐韓國大使館、澳大利亞駐韓國商會以及一家國際NGO都有實習經歷。3月初接受采訪這天，她還作為優秀學生代表，參加了中國駐韓國大使在校內的師生座談活動。但談到找大企業的工作，她依然謹慎，“簡歷關也許還能過，但筆試我不太確定”。三星的GSAT筆試以數學、邏輯為主，難度不低。圍繞這項考試，市面上甚至有成熟的培訓體系。

去年下半年，學校請來在三星、SK等大企業工作的校友分享求職經驗，她一節課不落，做了幾十頁筆記。樸智雅要準備三星筆試，同時還在為增加求職優勢，準備中文資格證考試。“三星的競爭非常激烈，”樸智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很多人會準備幾個月，甚至幾年。真的有人一直考，考到考上為止。”

樸智雅在刷求職網站時看到，不少求職者在發帖咨詢時，會列出自己的“配置”，考了哪些證、做過幾段實習、參加過哪些項目。信息變得前所未有地透明，學生努力的路徑也都異常清晰，但這并沒有轉化為確定性，“大家考的證都很多，所以水平看起來都差不多，最后能不能找到工作，似乎變成了靠運氣決定”。

這種不確定性，也催生了韓國的大學生就業咨詢輔導產業。中國人琳琳在韓國學習、工作已18年，自2015年起受邀在韓國50所高校做就業分享，目前長期為留學生提供就業輔導。她見證了SPEC是如何一步步疊加的。

最初，只有大企業會對學生的學校出身、成績、英語、計算機證書等有要求，但因為競爭過于激烈，學生自發開始加碼，參加校企合作、比賽、項目等，資格證便從最初的三四項基礎配置，逐漸疊加成了后來的“八件套”。這兩年，琳琳接觸到的案例中，有托業900分以上、多個證書、多段實習經歷的“六邊形戰士”，早已十分常見。

五年前，琳琳曾輔導過一名市場營銷專業學生，GPA（績點）不到4，只有3個作品集、托業800分，兩個月便拿到錄用通知，盡管只是一個中小企業。但她去年輔導了一位韓國女生，有加拿大本科和英國碩士學歷，英語流利，曾在奔馳等多家名企實習。盡管履歷已經非常好了，但這位女生投遞了許多公司，最終只進了一家20多人規模的小企業，而且只是做整理資料、做PPT初稿等基礎工作。幾個月后，她決定離職。

來就業咨詢的學生，關注重點也發生了變化。早期，學生最常問琳琳的是“托業要考多少分”“還需要準備哪些證”。現在，很多人更關心“我托業已經900分了，還能做什么？我還能不能找到工作？”。咨詢人群的年齡也在前移，從以大三、大四為主，延伸到大二甚至大一，學生對是否還有就業機會感到迷茫，希望琳琳能幫助規劃職業方向。

其實，這場競爭并不是從畢業時才開始。與中國大學生考研熱不同，在韓國，繼續深造不是主流路徑，但“第一學歷”分量極重。位于金字塔頂端的是被稱為“SKY”的三所高校——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它們的畢業生也是企業最青睞的生源。其次是首都圈高校，再往下是地方大學。近年來，一些大企業開始嘗試“盲選”，在簡歷初篩階段不要求填寫畢業院校，減少學歷歧視。但實際上，名校學生更容易獲得高質量實習等機會，這些已經帶來了差異。

2013年，社會學者吳贊鎬經過四年研究，出版了《我們贊成差別對待——變成怪物的年輕一代》一書，記錄了他所接觸的二十多歲大學生群體如何投入這場優績主義的競賽。這個群體比較特殊，被稱為“IMF世代”，他們成長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目睹父母一代被裁員，在“只有贏家才能生存”的敘事中長大，將進入好公司視為一種必要的生存條件。

在這種壓力下，“自我開發”成為幾乎唯一的應對方式。他接觸過的一名學生，為了求職托業考試考了24次，把分數刷到940分。吳贊鎬還強調，這種自我開發，不能只是對自身有價值，還要被周圍認可。

這本書出版后的十二年中，韓國經歷疫情沖擊、全球經濟波動、經濟增長放緩等變化。吳贊鎬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提到，這套“自我開發”的邏輯仍然在強有力地運作著，但內容發生了變化，過去學生們反復打磨托業成績、證書與語言能力，如今企業開始把是否熟練使用AI工具，視為新的基礎門檻。

在韓國勞動研究院就業政策研究部部長金有彬（音譯）看來，這種不斷疊加的競爭，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韓國的大學升學率已接近70％，單純的大學學歷已經不具備競爭優勢，于是求職者只能不斷為自己增加籌碼。但當所有人都這樣做時，原本用于區分個體的指標，最終無法產生真正的差異。

“休息青年”越來越多

開始找工作后，樸智雅注意到，“有經驗的新人”是近幾年求職圈流行的一個新詞。作為新人進入職場，卻被要求已經具備工作經驗，這個看似矛盾的概念，如今被越來越多大公司提及，很多崗位會將經驗作為基本門檻。

與中國大企業有專門面向應屆生的招聘不同，韓國企業的崗位，大多向所有求職者開放。一位近期在韓國找到工作的留學生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去年12月以來，他在兩個韓國主流招聘網站上投了300多份簡歷，獲得了10次面試機會。其中，大企業崗位都更傾向于有多年相關經驗的求職者，“有的甚至直接要求10年以上經驗”。

三星、現代汽車、SK和LG，是韓國最受求職者歡迎的四大企業集團。但自2019年以來，除了三星還在進行大規模公開招聘外，其余企業都陸續取消了公招，轉向更靈活的社會招聘，并增加了對工作經驗的要求。韓國銀行2024年的一份報告顯示，韓國企業新員工占比從2009年的82.7％，下降到了2021年的62.4％。

在吳贊鎬看來，根本原因在于企業希望降低新員工培訓成本。過去，企業認為這些投入最終可以收回，因為員工對公司具有較高忠誠度。但現在很多人只要看到條件稍好的機會，就會跳槽。

這些要求無疑進一步壓縮了大學畢業生找工作的空間。吳贊鎬指出，對于大學生來說，就業的傳統路徑正在失效，僅僅努力學英語、積極參加志愿活動等，已經無法被認定為具備專業能力。

年輕人畢業后的去向開始明顯分化。韓國大學生暫時休學一學期甚至一年、延遲畢業十分常見。韓國教育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推遲獲得學士學位的學生人數為17597人，占當年韓國高校畢業生人數的2.7％。琳琳觀察到，其中有些人只是想短暫休息，也有人利用這段時間兼職打工、賺取學費，也有人就是想要集中精力準備求職、積累經歷。

也有人選擇先進入中小企業作為過渡。一名學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他為了盡快獲得穩定的工作，先在一家中型公司短期工作了三個月——這可以成為簡歷上的“工作經驗”。他從入職開始，就已經著手準備下一次跳槽，每個周末還會參加培訓課程。

另一批人選擇成為“休息青年”。韓國國家數據局于2026年2月發布的就業趨勢數據顯示，作為未來勞動力市場基礎的15至29歲青年，就業人數減少了14.6萬人。其中，僅20歲年齡段人口就減少了16.3萬人。與此同時，青年失業率升至7.7％，為近五年來最高水平。最值得關注的是，沒有特定疾病或原因、既不工作也不求職、僅處于“休息狀態”的年輕人規模，已達到約70萬。

“他們與其說是憤怒，不如說是一種放棄或認命。”金有彬近年來持續關注這一群體，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提道。在高度“內卷”的競爭中，一部分年輕人在反復受挫后選擇暫時退出，他們與不升學、不就業、不培訓的“NEET”群體高度重合。而且和一些國家“NEET”主要是低學歷人群不同，韓國這一群體中，大學學歷者占比很高。

金有彬在研究中也指出，還有一些年輕人選擇非正常就業。琳琳也關注到，有人沒找到工作，就直接去服務業做兼職，在小公司打短工，一天工作幾個小時，按時薪結算。“工作一段時間，攢一筆錢，就可以停下來休息一陣。”這種節奏對一些人來說反而更自由，“不用朝九晚六，也不用看領導臉色，想工作就去找一份，不想干就停下來”。這種“半工作半停擺”的狀態，在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中并不少見。有些人甚至會把它當作一種生活方式：工作一兩年，攢點錢，再領一段時間失業金，然后再進入下一輪循環。

“一定要進大企業”

樸智雅剛進入大學時，曾立志要成為一名外交官。她從大一開始就為此準備，爭取到了去大使館實習等機會。但到大二下學期，她放棄了這一目標。“準備周期太長了。”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隨后她把就業方向調整為進入三星等大企業。

對許多韓國年輕人而言，大企業幾乎是默認的求職“第一志愿”，背后是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在收入、福利、穩定性乃至社會評價上的全方位差距。

曾在中國一所頂尖高校讀研的韓國人崔俊，三年前回國后，進入一家大企業的技術崗。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通常情況下，大企業起薪是中小企業的1.5倍至2倍。更重要的是，大企業提供相對完善的福利體系，包括醫療報銷、育兒假、子女教育支持等，盡管加班仍然存在，但整體節奏相對可控。這些在中小企業中往往難以實現。

更重要的是穩定性。在韓國，進入大企業，只要不犯特別嚴重的錯誤，是不會被解雇的。琳琳注意到，她所在的寫字樓里，常能看到公司突然關門的情況。不少中小企業屬于個人經營，進入門檻較低。在經濟下行背景下，這類企業抗風險能力差，也往往難以提供穩定的福利保障。

今年2月，樸智雅曾面試SK供應鏈上的一家中小企業，并收到錄用通知。這家公司規模不大，但薪資還不錯，不過她最終拒絕了。因為面試時的一個細節讓她難以接受：對方直接問她是否可以在工作中“負責沖咖啡、端咖啡”。在她看來，新人承擔雜務并不意外，但這種提問方式本身，透露出一種企業文化。“這種問題在大企業面試中基本不會出現。”她說。她的一位朋友也有類似經歷——在一家條件不錯的中型企業面試時被問道：“酒量如何？”“女生是否適合在這里工作？”

在準備三星考試的同時，樸智雅也在找其他工作機會。她不排斥先進入中小企業，“但即便進了，我也不會一直待在這里。很多人都會把它當成一個過渡階段：先在那里積累經驗，再跳去大企業”。她說，如果完全不上班、只埋頭準備，簡歷上就會出現一兩年的空白期，這反而會成為劣勢。

韓國年輕人對大企業的執著，并非因為名企光環，而是在于高度集中的經濟結構。根據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數據，2025年共有92個大型企業集團，其銷售額合計已相當于韓國名義GDP的78.8％；其中，三星、SK、現代汽車、LG、樂天五大集團占比約四成。核心產業利潤、技術能力與全球競爭力，集中在極少數企業之中。

不少年輕人想在大公司工作，但實際上，大多數就業機會都在中小企業，供需錯位明顯。據統計，中小企業占韓國企業總數的99％，吸納約81％的就業人口，但創造的增加值只有37.8％。

金有彬提到，在社會評價體系中，這種選擇又被進一步強化。韓國人更在乎面子和外界的評價，履歷中“中小企業經歷”有時反而會被視為負面信號，企業傾向認為，一開始進入大企業的人能力更強，而進入中小企業，則意味著能力不足。因此很多年輕人不愿意去中小企業，不僅因為工資低，還因為覺得丟臉。

“我比較擔心的是，不管是NEET還是其他類似群體，如果長期不工作、不培訓、不再接受教育，這種狀態一旦持續下去，問題會很嚴重。韓國在1997年IMF危機后就出現過類似情況，那一代人后來普遍找了更差的工作、收入更低，長期影響很明顯。我擔心這一次也是一樣。”金有彬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如果這些年輕人長期不工作，脫離勞動市場的時間會變長，收入也會被壓低。從國家層面看，這也意味著納稅人口減少，也會拖累經濟。

越來越嚴峻

除了大企業外，在過去一段時間里，公務員崗位也一直是韓國青年青睞的就業選擇。首爾鷺梁津一帶，被稱為韓國最典型的公務員“考試村”，聚集著大量備考公務員、警察、消防等職業考試的年輕人。進入這一片區，最直觀的感受是密集的培訓機構廣告——“警察考試”等標語鋪滿街道，一些機構甚至將“上岸名單”直接貼在窗戶上，作為最直接的招生宣傳。

這里不僅有筆試培訓、面試輔導，整個街區圍繞考試運轉，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備考體系。街區核心是一條以廉價、快速為特點的“蓋飯一條街”，一頓簡餐3000到5000韓元。周邊則密集分布著自習室、學習咖啡廳，以及價格低廉的“考試院”，狹小的單人房，僅容一張床與一扇小窗，月租金約合人民幣1000—2500元。

但多位受訪者提到，鷺梁津最熱鬧的階段是在2020年之前，近幾年，公務員熱度明顯下降。樸智雅說，同齡人普遍的看法是：公務員工資偏低、加班多、工作瑣碎且壓力大。她原本考慮報考外交官，但這一體系分為不同等級，最高級別待遇雖然好，但門檻極高。“競爭太激烈了，有人需要考十年。”

在金有彬看來，韓國青年就業競爭激烈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其核心之一，依然在于青年不愿進入中小企業。文在寅執政時期，政府轉變了政策，不再主要補貼企業，而是直接補貼青年本人。為鼓勵青年進入中小企業并持續就業，政府規定，若在同一中小企業連續工作滿兩年，可一次性獲得約合人民幣7.5萬元的補貼。

在金有彬看來，政策確實產生了一定效果。青年從畢業到就業的平均時間由約11個月縮短至5.9個月，持續就業的概率也提高了0.6％至6.8％。“政策推出后，確實有更多青年進入中小企業。”他說，部分年輕人也會將這一選擇解釋為“因為有補貼才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由社會評價帶來的心理壓力。

但他提到，韓國就業政策面臨的核心難題在于難以持續。韓國總統任期僅五年，政黨輪替頻繁，不同政府往往傾向于重構前任政策。上述起到一定效果的補貼政策，在尹錫悅政府時期被取消，李在明政府目前在討論是否恢復。

在金有彬看來，青年就業最嚴峻的時刻還沒有到來。“韓國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韓國是老年貧困率非常高的國家之一，很多老年人收入不足。雖然有國民養老金，但保障還不夠。現在政府在討論延遲退休年齡。一旦退休年齡延長，這些人就不會退出崗位，年輕人進入勞動市場就會更困難。”

吳贊鎬也認為，與IMF金融危機時期相比，當下的年輕人就業壓力更大。“更大的問題在于，連能夠安慰他們的上一代，也正處在巨大危機之中。”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原本具有結構性的困境，往往被壓縮、轉化為青年個體需要自行承擔的“個人問題”。

（因受訪者要求，樸智雅、崔俊為化名）

發于2026.3.30總第122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韓國青年，就業“上岸”有多難

記者：楊智杰

編輯：閔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