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翼人文坊·轉載」馮驥才：在五大道的脈絡里，打撈歲月的清流

主編三言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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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罕莫（來自豆瓣）

來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5762211/

馮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短篇小說圍繞清末民初天津市井生活這片土壤生長出一群鄉土異士和市井奇人，這個故事空間從1994年迄今蔚為壯觀，既與天津地道的本土文化相關聯，也與這片文化土壤中生成的人物性格共生共長。這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興起的文化熱潮莫無關系，如馮驥才先生如是說“地域性格乃最深刻的地域文化，我對將它挖掘和呈現出來十分著迷。”《俗世奇人》新增本在原“俗世奇人”五十四篇（人物）基礎上又新增了十八篇，不斷拓展著“天津衛”俗世奇人的文學空間。馮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系列小說繼承了古典世情小說傳統特別是三言二拍的幽默語言風格，古樸簡潔，生動詼諧，寥寥數筆便將人物形象和性格勾勒紙上，新增本中的十八篇與原全本一樣詼諧古樸，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性格，卻道出世間“洋相”。（推薦人：罕莫）

馮驥才，浙江寧波慈溪人，生于天津，作家、畫家。 早年在天津從事繪畫工作，后專職文學創作和民間文化研究。

圖片與簡介均轉載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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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是馮驥才繼《冰河》《凌汛》等自傳體系列后，首次將筆觸完整聚焦于自己童年至少年時代的作品。書中，他以細膩動人的筆法，描繪了家族往事、個人成長與五大道的煙火日常，將個人史熔鑄于天津獨特的文化地理之中。正如書名所示，“清流”既是每個人生命源頭那未被世俗侵染的純凈狀態，亦是對那段清澈歲月最深情的回望與致敬。

在對談中，馮驥才與趙普圍繞“清流”的寓意、天津獨特的城市雙面氣質、市井人物帶來的文學滋養，以及從創作高峰轉身投入文化遺產保護的心路歷程等話題，展開了真誠而風趣的交流。他們帶領現場與線上觀眾，共同走進五大道的建筑肌理與生活記憶，探尋一座城市如何塑造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并思考在飛速變遷的時代中，如何守護那些關于家、關于傳統、關于文化根脈的珍貴“清流”。

以下內容為對話摘錄。

趙普：今天我們開場比約定的時間晚了一點，因為我們為了照顧讀者方便看到新作，在門口有一個攤兒，很多人在排隊買書，我在門口聽的時候，大家也很好奇，書名“五大道生活”前面還有兩個字“清流”，我們知道“清流”有物理學意義上的表達，就是清澈的河流。但是它也有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表達，“清流”是指一個人品質性格當中的某種堅定部分，某種倔強的堅持。大家好奇，您為什么要把“清流”放在書名里面，它對您意味著什么？

馮驥才：實際“清流”沒有自我比喻的含義，我覺得每個人的童年都是一股清流。我們出生以來對于世界茫然無知，我們生下來以后受父母的保護，所以我們感恩于父母，不僅給我們生命，而且他們是我們來到世界的第一保護人。我們在童年時代里，社會的江河里有社會的泥沙、有社會的污染，也有社會生活的各種各樣的逆流、挫折、困難、經受，我們在童年的時候沒有，我們是快樂的，因為父母保護我們，我們對于世界是好奇的、茫然無知的，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一股清流。

但是清流為什么要寫下來？因為是我們的個人經歷，對于人生來講，什么是屬于每個人的？你個人的經歷才是真正屬于你的，別人拿不走的，誰也無法重復的。所以寫自己的經歷是重要的。關鍵是我的經歷跟這個時代有沒有關系。有的時候極端個人化的經歷，對我們對于社會的認識、對于生活和時代的認識也是一個啟示。所以我在寫《清流》的時候，只不過做一些生活的關照、時代的關照，但是我真正寫的時候，還特別神往、特別懷念我童年的時代、少年的時代，在父母的保護下，在社會里我們像清流一樣，那樣透亮的、真誠的、快樂的活著，就是這樣一個想法。

趙普：我在您書里摘了一句話，您說“對于我，天津有另一種很特殊的魅力，它有兩個完全不同的城區，兩種完全不同的景象、形象與氣質，兩種不同的文化。”天津這座城市這樣的氣質和風格，對您的文化品格的形成，具體是什么樣的影響？

馮驥才：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最有興趣的就是這個城市的獨特性，我們講獨特性是說我們生活的一切知識都來自于比較。天津跟最近的北京，最大的不同，就是北京的所有的文化是一個整體。天津不是，天津是兩塊，這是別的城市沒有的。天津老城為中心的城區是以碼頭文化為起源，一開始是碼頭，人在這兒聚集。租界是1860年開埠之后，英法聯軍打進來之后，定了條約，讓天津開放，天津是被動的開放。但是這個開放給天津帶來了經濟的、貿易的機遇，使得各地一些有錢有實力的人都聚集到天津來。

所以就形成了兩個城區，老城，租界地區，我小的時候就不一樣，我們在租界說普通話，就是所謂說國語，不說天津話。而且租界這個地區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跟現在不一樣，現在哪兒都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可是老城區域里面是中國式的老宅子，連獨立衛生間都沒有。所以這個地方連它的生活方式、它的文化方式、社會結構，跟老城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個地區。但是這兩個地區是融合的，并不是分裂的，不是對立的。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城市有兩個區域。

我在《清流》里面也寫了，我作為一個在租界里長大的孩子，相反，對老城的文化有興趣，這可能是個人的愛好。另外，也是因為對于不同文化有興趣，是一種文化的角度。我因為在租界地區，對于外來的各種文化也有興趣，所以我的搜集里有一部分是中國傳統的，包括中國木版年畫，因為我建的博物館里有一個中國木版年畫史博物館。我又建了兩個非遺的博物館，有中國古代雕塑的博物館，有大量的收藏。我還有一種收藏是世界著名的音樂家、作家、科學家、畫家，他們的書信、日記、手稿。

趙普：我跟先生認識交往這么多年，但是這么認真地，頭天晚上住還不算，早上我一定去吃一個煎餅果子。有人說文學就是人學，觀察人的學問，我寫東西不行，但是我發現天津人的語言有意思。所以先生，包括《清流》，包括大家熟悉的《俗世奇人》《藝術家們》，先生這些經典作品里面描繪很多人物，實際上都是您這些年在天津生活中觀察人物，某種意義上也是從他們身上描摹出來的，從文學形象上講。所以天津和您描寫人物的關系可太大了，這個文學營養太豐厚了，這方水土給您直接的文學營養都有那些？

馮驥才：所有的作家寫作都離不開自己出生、成長、自己熟悉的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對自己的心靈撞擊過，而且也給自己豐富、深刻的感受。一個作家如果撇開自己地域的生活，他就寫不了東西。天津這個地方的人是非常獨特的，他的方式跟外地的方式也不一樣。

我記得80年代，外來的東西剛進天津，尤其廣東那邊帶有香港味道的歌曲、舞蹈剛進天津的時候，有一次在天津體育館，外面貼著大的標語說，“香港女星勁歌勁舞”，將在這個體育館表演。大伙就奇怪了，嘛叫勁歌勁舞啊？還女性？大伙得弄票，得去現場看。我認為來的導演想“唬”天津一下，就是給你看最洋的、最新鮮的，讓你們開開眼，把你們蒙住了。怎么辦呢？整個體育場，大伙正說著話，忽然燈黑了，誰也看不見，有人喊斷電了，正鬧騰的時候，突然在場中間一道追光打下來。大家一看，一個人低著頭，披著一個黑毛的毯子，頭發垂著地，誰在那？就是那個女星。大伙一看，還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鑼鼓一響，這個人站起來，把黑的大氅往后一撩，一身白的比基尼。這把天津人也嚇傻了，因為天津人也沒見過這個。這時候天津人很有意思，碼頭的人吃過見過，不能讓人看出來沒見過。另外，天津人還有文藝批評，認為你不雅觀，還得文藝批評。可是文藝批評又不能直接像學者那樣成套的批評，所以在（現場的）黃票區里面，忽然有人喊了一嗓子，這一嗓子就是天津人喊的，“哎呦大姐，您可別著涼啊。”

就這個是典型的天津特點，我這一輩子從小到大遇見這樣的事太多了，我聽到天津各式各樣的故事奇人太多了，碼頭上你沒有能耐活不了，因為人人都是強手。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市井文化，不崇拜茅盾，不崇拜郭沫若那些作家，而是崇拜馬三立，崇拜駱玉笙。馬三立、駱玉笙看著是俗文化，但是真有本事。所以我認識這樣的有絕活、有本事的人真是太多了，我寫的小說遠遠沒有把我知道的這些東西寫進去。所以這些人不是我寫的，他們往我筆管里面鉆，他們都在我筆管里面，有的時候他們自己一個一個地往外冒，我覺得這樣的寫作才是快樂的，因為他蹦出來是鮮活亂跳的，是擠眉弄眼的，這時候你把他寫在紙上，如果在紙上他也能蹦起來，那你寫的當然是快樂。

趙普：還有一個大家好奇的，實際上八九十年代是您文學創作的高峰，可是很多熱愛您的讀者發現，從90年代初中期開始，您的文學創作進入一個特殊的時期，沒有看到頻頻發表作品，反倒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城市遺產、鄉土調查領域，今天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事，有很多人還是不太理解，那時候為什么不一直寫下去，反倒是似乎有一個停頓，或者說中斷，這是為什么？很多老讀者不是太明白這段歷史。

馮驥才：我在1990、1991年的時候，我跟《今晚報》有一個想法，我覺得天津一些老的東西，比如天津市的年味兒，在我的童年記憶里面是非常濃厚的，非常有味兒的。天津有很多非常獨特的民俗，比如天津的燈節就非常漂亮。正想搞燈節的時候忽然告訴我們，估衣街要拆了，燈節不能搞，然后老城貼出一個香港的開發集團的廣告，那個廣告我現在放在天津大學的博物館里面，上面寫：“將來你站在老城里面，你看到的將不是老的街道，而是香港的銅鑼灣。”我聽了很生氣，為什么要把我們天津老城變成銅鑼灣？為什么要把海河干成塞納河？法國人從來不把塞納河建成海河。海河是我們的母親河，海河的光影從小就在我們的心里，我們為什么要做成塞納河？所以我說我們做一個事，94年年底要把老城拆掉，95年要拆沒了，所以我當時第一件事說，把老城整個調查一遍，因為老城沒有調查就拆，不行，調查一遍。所以我請一百多個攝影家和天津通，整個把天津考察了一遍。沒錢怎么辦？我賣畫，拿錢買膠卷，給每個攝影家買一件粉紅色的衣服，他們挨家挨戶去調查拍照，后來我們出了幾套《天津老房子》。

后來還好，天津當時的老市長李盛霖約我見面，他說我們預備把鼓樓保留下來，重修鼓樓。我說好，鼓樓的鐘沒有了，我和張仲可以寫銘文，我們倆人給寫銘文。把鼓樓恢復了。然后把十字街恢復了。我說你把南開區環衛局有一個三套院很好，你交給我，做老城博物館。他說老城博物館的東西哪來？我說我號召百姓捐贈，我們搞中國第一家捐贈博物館，不要政府掏錢，老百姓捐贈，用這個方法喚起老百姓對天津熱愛的自覺。

所以我從那時候開始就離不開一件事，就是搶救保護。我關注的是中國大地上所有的民間文化，就要消失的民間文化，民間的戲劇、民間的音樂、美術、舞蹈、曲藝、手藝、中醫、武術等等我們分了十類。剛解放的時候民間戲劇有三百多種，各個地方的，現在也就一百多種，而且這一百種里很多戲已經不演了。所以我們的戲怎么保留？我們當然不可能再演出，年輕人也不見得喜歡看。但是我們不能讓它完全消失的無影無蹤，我們得留下來。這些人誰做？我們做。我們應該主動承擔，我覺得這是作為文化人、作為知識分子義不容辭，而且繞不過去的一個時代的使命，所以就把寫作放下了，我覺得那比我個人寫作重要。

趙普：如果一個作家因為一種歷史的緊迫感，估衣街是一個重大的導火索，《馮驥才哭老街》這篇報道也是對全國知識分子尤其是熱愛民族文化歷史記憶的知識分子的宣言。我們知道從90年代到現在，中國城市的面貌已經完全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很多地方，如果沒有這些老的建筑存在，其實每個城市長的都一個樣。而且中國家庭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也變了，比如先生講到春節，在《清流》里面有很多關于春節的記憶，一家人團圓的記憶。現在年輕人最熱門的一個詞，不知道您聽說過沒有，叫“斷親”。因為年輕人覺得現在在外面務工、學習，回到家鄉之后往往有格格不入的自我感受，比如關于生存狀態，被問收入多少？比如被問是不是戀愛？要不要結婚？這些問題都導致現在的年輕人對于家的概念、團聚的概念、親人之間關系的思考發生了重大變化，這都是歷史現實。

但是先生在這本書里給我們提供另外一種可能性，咱們就說一個細節，關于放鞭炮。因為放鞭炮，鄰居之間攀比放鞭炮，和馮先生小的時候盼著放鞭炮，這是濃墨重彩的一個細節，看完以后我心怦然。可是現在放鞭炮的文化差不多斷絕二十年了，因為城市的情況不一樣，消防的壓力很大，不管是出于城市安全的考慮還是別的考慮，總之一些過去我們心心念念的民俗，可能也不可避免的只能留在記憶里，沒有辦法呈現在現實當中。這個過程，我估計您是傷感和失望的。

馮驥才：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傳統節日跟我們的農耕時代分不開。農耕時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這是一輪過去了，到了冬藏就準備明年開春的春耕。人的生產、生活的節奏跟大自然的規律是一致的，所以到了春天快來，也就是過年的時候，都對新的一年充滿希望，所以大伙要團結，家里要續足力量，大伙都有很高的心氣兒來迎接新的一年。而且那時候也比較困難，平常穿不著好衣服，過年可能父母給做個新褂子，扎個紅頭繩，吃點好的，平常吃不著肉餡餃子，那時候能吃到，所以過年大家特別珍惜。但同時人們創造了很多民俗。

但是春節的年俗，我覺得必須要傳下去，因為過年，我們當時跟國家提出來四個傳統節日放假，就是春節、清明、端午、中秋，國家同意了，后來國家放假了。我覺得國家了不起，因為放假是一個大事，國家得用很多錢放一個假，而且最重要的，放假的時候人們就有了時間來按照傳統的方式過年過節，這樣年節就傳承下去了。我們講的傳承人，實際有三種，一種是個體傳承，比如做年畫的藝人，老師傅傳給他兒子，一代一代傳。還有群體傳承，比如一個村、一個地區很多人都做。還有一種傳承就是節日，節日沒有代表性傳承人，人人都是傳承人。如果傳承人少了，這些節日就沒有了。

我們為什么要保護節日？因為節日里面有內涵，這是我們重要的傳統。比如春節內涵是求吉，求福，求生活富裕，富貴平安，我們辟邪，我們求團圓，這是春節的主題。中秋的主題主要是團圓和賞月，人對大自然的欣賞。每個節日都有它自己的內涵，如果沒有這個民俗，這個內涵也瓦解了，無形之中就把傳統的精神，使我們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有獨特特點的民族精神受到損失。所以我們要保護這個節日的民俗，實際是保護它的精神，我們的節俗不能瓦解。

文韓哈哈 王雅靜

編輯韓哈哈

資料提供人民文學出版社

本文選自：本平臺選編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