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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科技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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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是這個時代的底色。
出品 | 科技頭版 作者 | 劉峰
近日,英偉達CEO黃仁勛在一檔深度播客節目中,被問到一個殘酷的問題:“英偉達的巨大成功讓無數人的生活都依賴于你。但人固有一死,你會思考自己的終局嗎?”
62歲的黃仁勛穿著一如既往的黑色皮衣,語氣平淡得像在談論明天的早餐:“我所希望的結果,是我能在工作中突然離世,最好是當場斃命,這樣就沒有長時間的痛苦了。”
此話一出,瞬間引爆網絡。只因就在這話說出的同一天,張雪峰,這位曾經幫無數家庭“逆天改命”的教育工作者,因心源性猝死倒在了他42歲的人生跑道上。
同一天,在太平洋的兩端,兩位華人似乎把同一個問題甩給了這個世界:人為什么要拼到這種程度?而兩人也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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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誤解的黃仁勛
黃仁勛的這句話,之所以能瞬間引爆全網,本質上是戳中了當下社會的“內卷焦慮”。
當“996”“007”成為部分行業的常態,當“猝死”“過勞”等關鍵詞頻繁出現在新聞中,人們對“拼命工作”的敏感度早已拉滿。
尤其是在張雪峰老師離世后,公眾對“過度勞累”的警惕達到了頂峰,黃仁勛的這句言論,自然被很多人解讀為“又一位被事業綁架的大佬”,甚至被貼上“鼓吹拼命文化”的標簽。
但如果我們完整聽完這段訪談,就會發現,這種解讀完全偏離了黃仁勛的本意。
3月24日播出的這期《Lex Fridman》播客,是黃仁勛在英偉達GTC大會結束后的深度訪談。
主持人萊克斯·弗里德曼,一位以追問技術而聞名的AI研究者,在把話題從芯片架構、縮放定律聊到Token經濟后,一路引向了一個更私人也更本質的問題: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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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小紅書
黃仁勛的第一反應是防御性的:“首先我真的不想死,我的生活很美好,有一個很美好的家庭,并且還有非常重要的事做。”
但真正讓他打開話匣子的,是“繼任者計劃”這個關鍵詞。
“我的態度向來直言不諱,曾公開表示不信任繼任者計劃,這在業內是出了名的。”黃仁勛說,“但并不是因為我永存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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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首席財經觀察
他給出的邏輯鏈條是這樣的:“如果你關心離開公司后的未來,那你從今天開始就應該盡可能持續地向團隊傳遞知識、信息、見解和技能。這就是為什么我總是當著團隊的面分析所有事情。我在公司內外的每一刻都盡我所能,將知識傳遞給他人。”
然后他說出了那段話:“我所希望的結果,是我能在工作中突然離世,最好是當場斃命,這樣就沒有長時間的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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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小紅書
所以,這段話說出的語境是在聊“繼任者計劃”和“知識傳遞”,而不是“我想過勞死”。
黃仁勛真正想表達的是:我不需要為死亡做特別安排,因為我的每一天都在為傳承做準備。如果死亡來得突然,那也不壞——至少不用承受漫長的痛苦。
這是一個62歲科技教父的死亡觀:把“活著”這件事做到極致,然后把“死去”交給命運。
相比之下,張雪峰老師的“停不下來”,更多是被行業環境、職業屬性以及身上的責任所裹挾——作為教育從業者,他承載著無數家庭的期待,常年高強度奔波、熬夜直播,即便被網友反復勸誡“注意身體”,也難以真正放慢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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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微博
他自己也很清楚,甚至預判過自己的結局。
在新浪財經CEO鄧慶旭的節目里,被問及六七十年后墓碑上寫什么,張雪峰回答:“人生真好玩兒,下輩子還來。”
他還說:“等我死那一天,我估計微博一定會有一個我的熱搜,叫‘張雪峰死了’。”
他沒有猜錯熱搜,可惜卻猜錯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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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勛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態度?
說回黃仁勛,很多人好奇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態度。事實上,他的態度不是憑空產生的。
漂泊的童年、艱難的創業歷程,以及一次次在絕境中逆襲的磨礪,這些經歷,不僅鍛造了他堅韌的性格,更鑄就了他極致偏執的做事風格,也讓他對事業的價值有了遠超常人的理解。
1963年,黃仁勛出生于中國臺灣省臺南市,祖籍浙江麗水,5歲時隨家人遠赴泰國曼谷生活。
10歲左右,他和哥哥被父母送往美國,寄養在舅舅家中,卻陰差陽錯地被送進了一所類似感化院的寄宿學校——奧奈達浸會學院。
這所學校里聚集了大量被開除的問題少年,黃仁勛在這里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無援:他被迫與剛從監獄出來的室友同住,每天要負責清掃廁所,還時常遭受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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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困境要么摧毀一個人,要么塑造一個人。
黃仁勛選擇了后者,他每天睡前做100個俯臥撐磨煉意志,用優異的成績贏得同學的尊重,甚至與曾經欺凌他的室友成為了朋友。
這段野蠻生長的經歷,讓他早早懂得了“堅韌”的意義,也培養了他“不服輸、不放棄”的性格——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他都不會退縮,而是拼盡全力去解決,這種性格,也貫穿了他后來的創業之路。
1983年,黃仁勛從俄勒岡州立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隨后進入斯坦福大學攻讀電子工程碩士學位,畢業后先后在AMD、LSI Logic等公司工作,從芯片設計工程師做到銷售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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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新浪財經
工作期間,他不僅掌握了扎實的技術功底,更學會了如何將產品設計與市場需求結合,深刻認識到“消費者只關心你的產品對他有什么好處”,這也為他后來創立英偉達、打造核心產品奠定了基礎。
1993年,30歲的黃仁勛與兩位朋友共同創立了英偉達,公司名稱源自拉丁語“invidia”(意為“嫉妒”),而“NV”則是“next version”(下一個版本)的縮寫,寄托著他們“打造下一代芯片技術”的野心。
但創業之路遠比想象中艱難,初期的英偉達面臨巨大的資金壓力,1995年推出的首款產品NV1,因售價過高、技術路線與市場主流相悖,導致產品滯銷,公司一度陷入絕境。
危急時刻,日本游戲公司世嘉向英偉達伸出了援手,投資700萬美元讓其開發第二代游戲主機芯片。
然而,微軟隨后發布的Windows 95 Direct3D標準,與英偉達的技術路線相沖突,NV2芯片研發被迫中止,公司再次面臨破產危機。
面對絕境,黃仁勛厚著臉皮向世嘉CEO陳述困境,請求對方全額支付此前商定的費用,同為技術出身的世嘉CEO被他的執著打動,為英偉達爭取到了500萬美元的額外資金,讓公司得以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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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世嘉CEO中山隼雄 | 圖源:騰訊新聞
這次生死考驗,讓黃仁勛更加堅定了“技術為王”的理念——只有打造出真正符合市場需求、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才能在行業中立足。
1997年,英偉達推出全球首款128位3D處理器RIVA 128,首次實現2D/3D核心一體化,降低了用戶使用成本,再加上當時游戲行業的崛起,這款產品迅速打開市場,不到一年時間出貨量突破100萬顆,英偉達終于打了個翻身仗。
1999年,英偉達在納斯達克上市,同年推出全球首款GPU(GeForce 256),標志著圖形處理單元與通用處理器的界限開始模糊,為后來的AI算力革命埋下了伏筆。
隨后,黃仁勛并沒有停下腳步,他始終保持著強烈的危機感,即便在公司發展順風順水的時候,也始終警惕著市場的變化。
他曾說,“我每天都在思考,英偉達明天會不會倒閉”,這種危機感,也讓他始終保持著極致的專注和拼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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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騰訊新聞
2006年,黃仁勛做出了一個極具前瞻性的決定——推出CUDA平臺,這一平臺打破了GPU只能用于圖形處理的局限,讓GPU能夠用于通用計算,為AI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核心算力支撐。
當時,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決定,認為這是“不務正業”,但黃仁勛堅信,AI將是未來科技的核心,而GPU將成為AI算力的核心載體。
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如今,CUDA平臺擁有400萬開發者,覆蓋95%的AI研究機構,成為AI計算的事實標準,也成為英偉達最堅固的護城河。
從漂泊少年到AI教父,從瀕臨破產到全球科技巨頭,黃仁勛的人生,就是一部“極致堅守、全力以赴”的奮斗史。
他經歷過絕境,也收獲過輝煌,這些經歷讓他深刻明白,事業的成功從來不是偶然,而是需要日復一日的專注、拼盡全力的付出,以及對初心的始終堅守。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人生底色,他才會說出“愿死在工作中”的言論——對他而言,工作不是負擔,而是使命,是他一生的追求。
我們不必刻意模仿他的“拼勁”,畢竟每個人的人生選擇、所處的環境都不同,但我們可以讀懂他背后的精神——對熱愛的全力以赴,對責任的勇于擔當,對未來的堅定信念。
這種精神,不僅成就了黃仁勛,也成就了英偉達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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