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萬里“斡腹”滅大理

文/顧宏義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實施了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征，從江西瑞金到陜北延安，行程兩萬五千里，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跡。其中最為艱險的路段是從云南昆明到寧夏六盤山之間，大約5000公里，金沙江、大渡河橫亙其間，雪山、草地、天險臘子口亦分布于此區域，如今人們耳熟能詳的長征中一多半的經典戰役都發生在這里。無獨有偶，在我們翻宋蒙（元）戰爭史時發現，早在700多年以前，一支蒙古軍隊在忽必烈的率領之下，從六盤山出發，萬里奔襲，迂回到南宋的背后，滅掉了大理國（今云南昆明一帶），其行軍線路與紅軍長征中的這一部分路段基本上重合，只不過方向是相反的：紅軍是從南往北走，蒙古軍是從北往南走，蒙古人將此次行動稱為“斡腹”。是什么原因使忽必烈和毛澤東這兩位不世出的軍事奇才選擇了相同的一條行軍路線？這兩次相隔700年之久的“長征”具有怎樣的軍事學意義？忽必烈這次成功的遠征在當時和后世有何深遠影響？這些都是我們十分關心的問題。所以，我們一方面進一步挖掘史料，努力還原當時的戰爭細節，另一方面，親自行走這條發生過兩次軍事奇跡的道路，以圖親身感受其神秘而悠久的魅力。

四川鄉城附近的高山峽谷和村落：拍攝于四川鄉城然烏鄉附近，此處是四川與云南的交界地區，也是當年斡腹大軍西路軍經行過的地區，處處是高山峽谷，路況不好，文中我們所說的西路軍行軍路況較好，也只是相對于忽必烈率領的中路軍而言的。

“斡腹”戰術的含義

“斡腹”這個詞應是蒙古人創造的，被當時漢人翻譯過來的術語，照字面上的理解就是“掏肚子”，在格斗中的“下勾拳”。用現代軍事術語來講就是遠程迂回到敵人正面防線背后，攻擊其設防薄弱部位的包抄行動。現在戰爭也經常使用，例如，1950年代，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從德川向軍隅里、三所里穿插迂回，切斷美9軍退路的戰役；1990年代海灣戰爭中，美軍從伊科邊界向巴士拉迂回作戰的“左勾拳”行為，都是成功的經典戰例。只不過忽必烈遠征大理國的“斡腹”行動路途更遠，戰略意義更重大，對照地圖，如果我們從北往南看，會發現，這次行動就像一記漂亮的“右勾拳”，狠狠地擊向了南宋柔軟的下腹部。

對于蒙古人來講，“斡腹”戰術的靈感很可能來自他們的狩獵經驗，在狩獵過程中，要通過四面合圍狩捕獵物，所以，在對人作戰時，他們也應用上了這種合圍戰術，而且捕殺兇猛的動物時，往往要攻擊其柔軟的腹部，更易奏效。

要正確使用“斡腹”戰術，其前提條件是有一支高機動性、且不依賴后方根據地的部隊，蒙古人恰好就是這樣一支部隊，他們主要是騎兵，由善于騎射的牧民組成，騎士只攜帶刀矛，隨行的牛羊群為其提供日常飲食之需，故而行動迅疾，“聚如山丘，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善于進行無后方依托的長途迂回作戰。與這支行動迅疾、擅于長奔襲的輕騎兵對陣的中亞、歐洲重騎兵，因裝備笨重、行動緩慢而機動性甚差，只能依靠陣地戰來相抗，但往往在蒙古人的“斡腹”戰法打擊下慘敗。

為什么要“斡腹”遠襲大理國

南宋軍隊與蒙古軍隊最初的大規模交手是“端平入洛”戰役，當時，戰場主要發生在河南的平原地區，宋軍是主動突襲，搶占金人潰敗后的宋國故地，來不及構建堅固的城防工事，便遭遇到了蒙古鐵騎的反擊，主要是步兵兵種的宋軍，只能依靠分隊、迭戰、布陣等隊形變化與重甲、弓弩武器裝備來堵截，但往往一經騎兵沖擊，密集列陣的步兵便“擁而擠之”，踐踏自潰。

宋軍只能進行戰略回縮，東線退守淮河一線，中線穩定在大別山一帶，西線守住四川北部和西部，這樣可以江河、山地等不利于戰馬馳騁的地形，修筑城堡寨柵工事進行防守，成功地抵御住了蒙古鐵騎的攻擊。

蒙哥大汗即位后，吸取以往蒙軍南侵受挫的經驗教訓，調整了南侵戰略，在與宋接壤地區修筑城堡，部署重兵，實行屯田，為與宋長期作戰做充分準備，同時又命其弟忽必烈率大軍遠征云南，采取迂回包抄戰略，繞到宋人防守單薄的兩廣地區，回軍北上，從側背攻擊南宋腹心之地，配合蒙軍主力的正面作戰，以達到南北夾擊滅亡宋朝的戰略目的。

蒙古軍隊之所以能做出萬里“斡腹”大理國的決定，也與他們較為準確的戰略情報能力和宏闊的戰略視野密不可分。

蒙古部落崛起時，南宋北面是金國，西北是西夏，西南是大理國，成吉思汗滅掉了西夏，窩闊臺滅掉了金國，蒙哥準備滅宋，交了幾次手之后發現，宋人設防堅固，一時難以得手，而蒙古軍隊一向不硬拼硬打，所以便把目光投向了遠在南宋西南腹地的大理國。

大理國的前身為唐代南詔國，937年，白蠻（今白族）段思平平定諸部，定都大理（今屬云南），建立了大理國。其統治區域包括今云南全省，貴州、廣西西部，四川南部，以及緬甸、泰國、老撾等一部分。至13世紀中葉，大理國勢衰微，國王段興智大權旁落，權臣高祥、高和代攝國政，內部矛盾日趨尖銳，各部力求自立，漸成割據之勢。

蒙哥一定是了解到了大理國內亂的情報，判斷這個國家戰斗力薄弱，而且，遠征路上所要經過的川藏邊地，主要控制在吐蕃和羌人手里，這些人內部四分五裂，但都與蒙古關系友好。所以，才敢勞師遠征，做出如此漫長的無后方迂回作戰的決策的。

“斡腹”的具體作戰過程

1252年6月，蒙哥做出南下“斡腹”大理國的決策，命忽必烈和勇將兀良合臺為領兵統帥。為不影響其他戰場上的戰斗，這支南征軍是按照蒙古慣例，“從東、西大軍中每十人抽二人”組成的，此外還有降蒙的色目人軍隊和漢軍等，約有10萬兵馬。1253年八月，在六盤山（今寧夏固原一帶）完成集結，進抵臨洮（今屬甘肅），開始了轉戰川滇的千里“斡腹”大進軍。

1253年9月，南征大軍行至忒刺。忒刺也作塔拉，位于白龍江支流包座河南岸，即甘肅迭部縣與四川若爾蓋縣接壤之達拉溝，為甘、川間的交通要道，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宜于屯駐兵馬，蒙軍于此分兵三路向蜀邊進發：兀良合臺率西路軍，諸王抄合、也只烈率東路軍，忽必烈自率中路軍。

兀良合臺率西路軍自達拉溝西行，取道晏當路進入阿壩草原，經今色達、甘孜、新龍、理塘、稻城等地南下。因這一線為水草豐茂的大草原，故蒙軍騎兵的給養容易解決，也較少遇到阻擋，行軍順利，9月中旬已自旦當嶺（在今云南中甸境內）進入滇境，位于大理北四百余里的金沙邊的摩些（也作麼些，今納西族）等部酋長相繼迎降。于是兀良合臺一面飛騎迎請忽必烈速來主持軍務，一面渡過金沙江緊逼大理北境之麗江城，并分兵入白蠻（察罕章）之地。

忽必烈中路軍離開忒刺，經川北阿壩草原，循大渡河西岸南下，一路上攻下了許多城寨，招降了不少吐蕃部族，迫使分裂割據的吐蕃封建主們相繼歸降，而統一于蒙古統治之下。此后忽必烈于此地設置了吐蕃長河西寧遠等宣撫司以治理之。隨后自瀘定東渡大渡河，進入宋界黎、雅州之境，守衛此地的宋青羌五司之一的楊土司之部將高保四迎降，并引導蒙軍招降了大渡河東岸的諸部族。蒙軍由此通過巖州，出兵黎州，翻越飛越嶺（今四川漢源縣西北），于月底進抵嶺下的滿陀城（即宋盤陀寨）。此時，西路軍馳報進入滇境，亟請忽必烈入滇主持戰事。忽必烈得到西路軍的飛報后，即將輜重留在滿陀城，于十月初一日輕裝啟程，自富林渡口再次跨越大渡河，取古清溪道，經安寧河谷，督軍急速南下。同時，忽必烈又遣使催促東路軍追隨中路軍渡過大渡河，以為策應。

中路蒙軍渡過大渡河后，因行進于大渡河谷地，懸崖絕壁不絕，行走十分艱難。在翻越雪山時，因山路崎嶇盤旋，馬不能行，蒙軍將士只得“舍騎徒步”，忽必烈常由部將鄭鼎背負而行。漢將董文炳為中路軍殿后，所率四十六騎中，最后只剩下兩騎能從行。在山路極為陡峭難行之處，“日行不能二、三十里”。十一月初，中路蒙軍“經行山谷二千里”后進抵金沙江畔，直逼大理國北境。

東路軍取道川西北草原通往內郡的古隘道，進至松州、茂州之境，沿著南宋沿邊軍州南下，出岷江故道，進攻與蜀南境相鄰的大理白蠻之地。當時正值南宋大將余玠含憤而亡，新任蜀帥余晦庸碌無能，致使蜀中局勢動蕩，防務廢弛，故蒙古東路軍得以毫無阻攔地穿越雅、黎二州，追隨中路軍渡過大渡河南下。

1253年11月初，三路蒙古南征大軍會師于麗江城北的金沙江畔，居住在麗江一帶的大理國摩些部族，除一少部分進行了抵抗外，大部分都向蒙軍投降，蒙軍乘皮囊及木筏從卞頭渡口南渡金沙江天塹，占領了麗江及其周邊一些地區，準備攻打下一個目標——大理。

大理城的守將是大理國相國高祥，在攻打大理之前忽必烈曾派遣使節，勸喻高祥投降，并承諾，勝利之后不屠城。

但久聞蒙古人嗜殺的大理人并不相信，加上忽必烈的中路軍不斷向大理城緊逼，故高祥殺死蒙使三人，“磔其尸于樹”。忽必烈聞知后，即率軍南下，于十二月十二日首先抵達大理城下。高祥率兵出戰，為蒙軍所敗，蒙軍進圍大理城。

忽必烈再次遣使招降，仍被大理君臣拒絕。十三日，兀良合臺西路軍攻拔了大理都城北關龍首關后，和東路軍先后進抵大理城下，與中路軍會師。忽必烈下令攻城，攻奪了大理城東鎖鑰上關。高祥、高和“背城出戰”，但在三路蒙軍的合擊下，大敗而歸，蒙軍乘勢殺入城中。十五日夜，眼見大勢已去，大理君臣紛紛乘夜色棄城出逃。大理國王段興智逃往善闡（今云南昆明），高祥率余眾南走，大理城陷落。

忽必烈因為大理君臣拒命，并殺死蒙古信使而棄城逃遁，怒欲屠城立威。在藩府謀士的竭力勸止下，忽必烈才讓姚樞裂帛為旗，上書止殺之令，傳示于城內大街小巷，大理遂得免屠城之禍。這一止殺政策，對此后蒙古攻宋戰爭中逐漸改變一味嗜殺、破壞之政策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成為其得以征服南宋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七日，蒙軍出大理城南龍尾關，經趙賧（今云南大理東南鳳儀鎮）追擊高祥，十九日在弄棟府（也稱統矢府，今云南姚安）俘殺高祥兄弟。忽必烈隨后“分兵略地，所向皆下”，迅速占領以除善闡以外的大理國土。1254年（宋寶祐二年）春，忽必烈留下兀良合臺率軍戍守大理，并繼續征服大理境內尚未歸附諸部，又任命劉時中為宣撫使，以處理大理政事，自己遂班師復經吐蕃境北返。五月二十九日，抵達六盤山，八月間回到了金蓮川大本營。

1259年秋，兀良合臺領兵東征善闡。善闡城臨滇池，三面皆水，地險城堅。兀良合臺派精銳部隊攻城，發炮摧毀北門，縱火突擊，但都被守軍擊退。于是兀良合臺改用虛張聲勢之策略，“大震鼓鉦，進而作，退而止”，使城中守軍不明所以。七天后，兀良合臺遣其子阿術領突擊隊于下半夜五鼓時分悄悄地潛入城內，打開城門。精疲力竭的守軍無力再戰，善闡城遂失陷，大理國王段興智逃至昆澤被擒。立國三百十六年之久的大理國至此滅亡。

1255年（宋寶祐三年），兀良合臺遣送段興智等人去蒙古草原覲見蒙哥汗。次年，段興智抵達漠北，獻上大理國的地圖戶籍，以示歸降蒙古。蒙哥出于穩定云南局勢的考慮，采用懷柔政策，不加殺戮，而賜予段興智金符，重新封其為“摩訶羅嵯”（梵語“大王”之意，系大理國王原來之稱號），命其回云南，協同蒙古所委派的官員安撫、管理云南各族，并繼續征服依阻山谷、堅守城寨而不肯歸附的部族。為了安撫大理貴族，蒙哥此后又命云南新設萬戶以下軍政官吏都要接受段氏的“節制”，從而使大理段氏在平定云南諸部及攻陷安南（今越南）的戰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幫助蒙古人把地盤擴張到今天的東南亞地區。自忽必烈北還后，兀良合臺又遣軍進取赤禿哥（今貴州西部）、羅羅斯（今四川涼山地區）等地。自忽必烈總兵出師南征至此歷時兩年，蒙軍平定了大理國五城、八府、四郡之地及烏蠻、白蠻等三十七部落。兀良合臺于大理國舊境內設置了十九萬戶府，下面分設千戶、百戶，分管其地，為此后元朝建立云南行省奠定了基礎。

大渡河丹巴縣境內段

戰役評價

蒙軍“斡腹”大理之戰，自1252年6月決策，到1254年秋攻占善闡（昆明），擒住大理國王段興智，共歷時兩年。其間準備工作用了一年多時間，主要是集結軍隊、戰馬、準備輜重等，大軍實際上是在1253年8月出發的。在路上行軍時間最長的中路軍也就走了兩個多月，路上的零星戰斗不多，幾乎沒有遇見什么抵抗，真正的硬仗只是發生在大理，但也只打了三天，便拿下了此城，此戰基本上消滅了大理國最精銳的主力部隊，此后的主要工作是“綏靖”云南全境，沒有大的戰斗發生。到1254年春，戰事已經基本結束，只剩下大理國王段興智殘守昆明（善闡）孤城，取此城已無懸念，所以，忽必烈可以從容北歸，留下兀良合臺處理善后事宜。此役從軍事說上可以說取得了完勝。當然，蒙軍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據資料記載，此次遠征的十萬大軍只剩下兩萬，損失馬匹多達四萬匹。但這些減員主要是因為路途崎嶇險峻和惡劣潮濕的氣候導致的，在以往不通人煙的草地或山區開辟新路，戰馬和人員傷亡很大。北方的蒙古士兵與戰馬進入南方濕熱地區，多發疫病，減員很大，發生于直接戰斗對抗中的傷亡并不大。

從自然地理條件看，忽必烈南征所行走的線路，至今仍是中國最難行走的道路，在當時，幾乎沒有道路，忽必烈大軍之行實為首次拓荒之舉，付出如此代價，應該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是一條沒有人走過的道路，此戰役才取得出奇制勝的效果。七百多年以后，已經被蔣介石上百萬大軍逼得走投無路的中國工農紅軍之所以選擇了這條路線，也是因為其人跡罕至，在常人的概念中，就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蔣介石認為，已是疲憊之師的紅軍也會因惡劣的自然條件在這一區域自然消亡。客觀地說，當時紅軍面臨的條件要比忽必烈兇險百倍。首先是人數只有一萬左右，且是經過湘江戰役慘敗的軍隊，又歷經四渡赤水河等長途繞彎的強行軍，隊伍十分疲憊，裝備也很差，翻越雪山時居然只穿著單衣，沿途還要與國民黨地方部隊發生戰斗，如大渡河、臘子口等地，均是硬碰硬打下來的。當年忽必烈率領的是十萬大軍，準備充分，裝備精良，至少人與馬匹之比是1∶3，即一人三匹馬（所以戰馬的損失數量巨大），紅軍只有少量馬匹，主要靠徒步行走。如果按照忽必烈蒙軍的戰損率（即80%）計，工農紅軍確實可能耗死在這艱險的征途之中。

但蔣介石低估了紅軍指戰員的堅強意志，他們頑強地從這條險路上走了出來，如果按照最后成功到達陜北的紅軍數量來計，減員率不到20%，不能不說，毛澤東率領的工農紅軍創造了比忽必烈更為偉大的軍事奇跡。究其原因，堅定的政治信念和頑強的戰斗意志所起的作用，可能要大于軍事上的策略。

再回到忽必烈的南征之役，檢點他能取勝的原因，發現主要是以下三方面：

1、準備充分，為這次遠征準備了一年之久，而且，在每次戰役之前，也是先招撫，后充分準備，最后才下手強攻。真正的硬仗只有大理和昆明（闡善）兩仗，前一仗打了三天，后仗也只打了七天，由此看來，“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忽必烈是做到家了。

2、注意建立統一戰線：一路之上，蒙軍對于沿途的吐蕃、羌族諸部落主要采取招撫的手段，不僅沒有遇到沿途的搔擾，反而補充了給養和兵員。七百年后的紅軍也成功地運用這一策略，比如劉伯承與彝族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結盟，即同出一理。事實證明，只有善于建立統一戰線的軍隊才是能取勝的軍隊。

3、行軍部署上，頗具匠心。忽必烈于忒拉開始兵分三路，筆者認為，東路軍只是一支偏師，沿川藏邊境南下，沿途佯做出襲擊四川宋軍的態勢，實際起到的是牽制四川宋軍主力，不使其南下援救大理，同時迷惑南宋統帥部，掩蓋其奔襲大理的真實目的。西路軍應是攻堅主力，由勇將兀良合臺率領，為達到突然性的目的忽必烈讓他們行走了一條比較容易的線路。所以，他們的推進速度最快，第一個抵達預定戰場。中路軍也是主力部隊，所行經的路途最為險峻，忽必烈把這條最難走的路留給了自己，體現出勇擔艱險的主帥風度。而且，兵分三路的方案，核心在于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風險，通過甘南到滇北這段最難走的道路。一路之上，絕不粘連，以不到兩個月左右時間，全部蒙軍又集結于金沙江北岸，對麗江形成泰山壓頂之勢，逼得敵人不戰而降，又以絕對優勢的兵力，拿下大理，戰役的節奏控制可謂爐火純青，所以，清代著名學者顧祖禹在其名著《讀史方輿紀要》中評價這次遠征為他所見的最富天才的用兵戰例：“出沒恍惚，不可端倪”，應當說是中肯的。

戰役的意義

此次戰役的成功，具有多方面的意義：

首先，成功地完成了對南宋的戰略包圍，使南宋處于兩面受敵的境地。

此前，在南宋與金的對峙中，戰線僵持在秦嶺、淮河一線，湖南、廣西、廣東是可靠的大后方，可以不斷地為前線輸送糧草兵員，且不用分兵防守，蒙軍打下大理國之后（今云南、貴州一帶），四川南部、湖南西南部、廣西西部就都由后方變成前線，南宋不得不從北面防線向此區域調集兵力，進行防御。想當年，與金兵對峙，只在北方一條戰線作戰，宋軍仍不免敗退，如今，兩線作戰，勝算更無，滅亡只是早晚的事了。

第二，在這次遠征中，忽必烈顯示了出色的軍事天才，樹立起他在蒙軍中的軍事威信，這對他后來爭奪大汗之位，頗有幫助，更重要的是培養起了一統天下的政治干才。據《元史?姚樞傳》記載，在此次南征途中，忽必烈隨軍帶領了很多漢人幕僚，他們勸說忽必烈“行仁政”，改變蒙古軍隊傳統的嗜殺和擄掠破壞政策，而采用懷柔政策以征大理。一次軍中夜宴談話時，姚樞向忽必烈講述了宋太祖遣大將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的故事。次日行軍途中，忽必烈忽然據鞍座招呼姚樞說：“汝昨夜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打下大理城之后，忽必烈果然采取了禁止屠城的措施。忽必烈具有一種從善如流、舉一反三的能力，后來派蒙軍統帥伯顏率軍滅南宋時，也反復地給他講曹彬南征的故事，告誡他不得屠城，以爭取人心。伯顏也基本上做到了這條要求，只是在打常州時，因常州宋軍抵抗堅強，蒙軍傷亡較大，他一時失控，屠了一次城。總的來說，自南征大理之后，忽必烈已經不再是一個野蠻的征服者，而是一個文明的治理者了。在伯顏發出的滅宋宣言中，聲稱蒙軍滅宋的目的是：“宅中圖大，天開一統之期；自北而南，雷動六師之眾。先謂吊民而伐罪，蓋將用夏而變夷。欲制江浙以削平，極汝海隅而混一。”這個“吊民伐罪”，是一切推倒現政權（或滅亡另外一個國家）所通用的理由，但“用夏變夷”則出乎意料，難能可貴了。按照常理，“以夏變夷”是中原士人捍衛的文明準則，正是這條準則，才能凝聚起漢民族抗敵的文化力量。可如今，身為夷狄的忽必烈卻提出，自己戰爭的目的是光大漢族文化，以這種文化一統天下，并用這種文化來改造包括自己民族在內的一切“夷狄”，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胸襟，也是一種極其深沉的政治手腕。這一口號為那些本來就不堅定的南宋士大夫提供了投降并服從蒙古人管理的借口，也約束蒙古人大規模地學習漢法，穩定下來，掌握治國安邦的藝術。

第三，此次南征對中國的民族融和與邊疆地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通過此南征，忽必烈將吐蕃收入麾下，而且確定了后來一直沿續到清朝的統治方式。因為南征的蒙軍不得不繞行道途十分艱險的吐蕃之境，為深入了解吐蕃地區的情況，忽必烈遣使往涼州（今甘肅武威）召吐蕃高僧薩斯迦班智達來見。薩斯迦班智達為吐蕃佛教薩斯迦派首領，曾于1246年奉窩闊臺之子闊端之召，來闊端的駐軍地涼州，與之議定歸附條款。至此，薩斯迦班智達已去世，其侄八思巴應召前來謁見忽必烈。八思巴以其對佛法和吐蕃歷史所具有的豐富知識，博得了忽必烈的喜愛，遂將他留在藩府。此后忽必烈登基，封八思巴為國師，后又升為帝師，并主要依靠八思巴實現元朝對西藏的統治。忽必烈之后的歷代元帝，都置有帝師一職，而且基本上是由薩斯迦派高僧出任。

在南征途中，忽必烈又不斷招降吐蕃、羌人部落，到后來元朝一統天下時，將吐蕃（主要是今天的西藏和四川西部地區）正式納入元朝版圖，學術界一般公認，自元朝以后，西藏正式成為中國的領土，忽必烈所行走的路線，當時是南宋的邊疆，此后則成為中國的腹地，這種意義十分深遠。

南征還結束了云南自 8 世紀中葉以來的半割據狀，并以此為基地，將勢力擴大到安南、占城、爪哇（今印度尼西亞）、緬甸等地。在當時，切斷了南宋流亡政府準備逃到占城（今越南）的最后退路，在后來，也一度將東南亞一部分地區納入元朝版圖，其影響十分深遠。

《“忽必烈”萬里“斡腹”滅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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