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常州憑借萬億新能源產業穩坐“雙萬億之城”寶座,南通依靠沿海港口經濟穩步前行時,一個GDP剛突破8000億的城市卻被預言將改變江蘇未來五年的格局。 這不是空談,而是基于一組被大多數人忽略的“組合優勢”。
2025年,揚州地區生產總值達到8056.75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5.5%。 這個數字在江蘇十三市中排名第七,介于鹽城和泰州之間。 但另一組數據更值得關注:全市工業開票總量邁上了萬億元臺階。 這意味著揚州工業經濟的實際規模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量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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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的產業結構已經擺脫了傳統路徑依賴。 六大主導產業集群合計產值占全市規上工業總產值比重達90.6%,其中高端裝備、新材料集群產值突破2000億元,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集群產值超1000億元。 13條新興產業鏈增長面達69.2%,新能源及智能網聯汽車、高技術船舶與海工裝備、新型光儲三條產業鏈增長較快。 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比從“十四五”初期的48.1%提升至53.1%。 全市高新技術企業總量突破3000家,科技型中小企業超過3700家。
交通條件的質變是揚州最大的變量。 北沿江高鐵所有橋梁已合龍,預計2027年建成通車。 這條設計時速350公里的高鐵是國家“八縱八橫”高鐵網沿江通道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車后,揚州至上海最快運行時間將壓縮至1小時左右,泰州、揚州、南通等城市至上海、南京均實現1小時直達。 揚州東站綜合交通樞紐一體化建設工程已于去年8月全面開工,計劃2027年與北沿江高鐵同步建成投運。 一個“公鐵水空”現代化交通體系正在揚州基本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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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資源是揚州最獨特的軟實力。 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量1.32億人次,同比增長11.4%,游客總量位居全省第四,實現游客總花費1100多億元。 這意味著文旅帶來的“流量”已經切實轉化為了經濟的“增量”。 瘦西湖、個園、何園等傳統景點之外,全球首個愛奇藝樂園盛大開園,儀征熊貓樂園、“何堂月色”夜游等新項目建成開放,不斷創造消費新場景。 揚州擁有的“世界運河之都”“世界美食之都”“東亞文化之都”三張國際名片,構成了強大的城市品牌吸引力。
與常州相比,揚州避開了單一產業依賴的風險。 常州新能源產業規模在2025年突破萬億元,成為全國唯一GDP破萬億且擁有單個萬億級產業的“雙萬億之城”。 但新能源產業正陷入“內卷式”競爭,光伏行業出現“量增價跌”的趨勢。 常州自身也意識到需要從“新能源之都”向“智能制造高地”進行第二次躍遷,正將人工智能作為引領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揚州則形成了高端裝備、新材料、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軟件與信息服務、生物醫藥等多點支撐的產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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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南通相比,揚州沒有傳統支柱產業轉型的沉重包袱。 建筑業是南通的支柱產業、富民產業,其總產值穩居全國地級市首位,上繳稅收占全市稅收總額比重達到10%左右。 但當前受房地產市場低迷及自身結構性問題影響,建筑企業面臨資金周轉難、市場開拓難、涉法涉訴多等難題。 南通市區新房市場庫存高企,部分板塊去化周期長達數十個月,價格下行壓力顯著。 揚州的經濟增長則更多依靠內生的產業升級和消費拉動。
揚州選擇的是一條名為“三個名城”的獨特發展路徑:產業科創名城、文化旅游名城、生態宜居名城。 這不同于單純追求工業規模或港口貿易的傳統模式。 產業科創提供硬核實力,2025年新簽約億元以上產業項目超過1500個。 文化旅游塑造城市品牌和消費活力,每年帶來超過億人次的客流和千億級的消費。 生態宜居則成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關鍵因素,長江揚州段水質保持II類,獲評全國海綿城市示范A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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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模式在縣域經濟中同樣得到體現。 揚州下轄的儀征市和高郵市展現出強勁的增長動能,2025年增速分別達到4.01%和3.48%,顯著跑贏全市3.16%的平均水平。 市區板塊以邗江、江都、廣陵、寶應為主,經濟總量占全市超七成,筑牢了基本盤;縣域板塊則成為拉動增長的新引擎。 這種“市區穩、縣域活”的格局,避免了資源過度集中或分散的風險。
城市的能級提升直接反映在人口和人才的吸引力上。 盡管沒有具體的最新人口數據,但間接指標顯示活力在增強。 2025年,揚州泰州國際機場累計完成旅客吞吐量416.36萬人次,同比增長14.12%。 全市鐵路客運發送量和到達量2686.48萬人次,同比增長3.24%。 郵政行業寄遞業務量累計完成8.46億件,同比增長15.66%,按全市人口計算,人均快遞寄遞量達到160件。 這些數據背后是活躍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
揚州已經明確將“高質量邁入地區生產總值‘萬億之城’”作為“十五五”時期的首要目標任務。 從8000億到1萬億,這不僅是經濟總量的跨越,更是發展動能、城市能級的系統躍升。 為實現這一目標,揚州正全力推動“613”產業體系發展,計劃到“十五五”末,六大產業集群全部超千億元,13條新興產業鏈全部超百億元。 同時,縱深推進“人工智能+”行動,將科技創新作為轉變發展方式、贏得競爭主動的關鍵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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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三角一體化的國家戰略中,揚州的地理位置從歷史上的“運河樞紐”轉變為今天的“江河樞紐”。 它地處江蘇中部,長江與京杭大運河交匯,成為連接蘇南與蘇北、貫通長江經濟帶與江淮生態經濟區的關鍵節點。 隨著北沿江高鐵的建成,這種樞紐地位將從地理概念轉化為經濟現實。 它既可以承接上海、南京的輻射,又可以帶動蘇中、蘇北的發展,這種“承東啟西、連接南北”的戰略縱深,是許多沿海或沿江城市所不完全具備的。
在“制造業為王”和“港口經濟”的主流敘事下,揚州這種“文化底蘊+生態宜居+產業科創”的均衡發展模式,是否更能代表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未來方向? 這座不依賴單一產業爆發、也不完全仰仗外部輻射的千年古城,其崛起路徑對更多尋求轉型的中等城市而言,究竟是一種特例,還是一個可復制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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