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至20日,第八屆國際戰略與安全論壇在北京舉行,受邀參加的嘉賓有美俄印等60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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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論壇,本來是談安全、談秩序的,但新加坡學者陳慶珠卻談起了政治,她表示美國算不上“軍事單極霸權”,這還沒完,轉頭她就呼吁取消安理會五常的一票否決權。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個以務實著稱的東南亞國家,為何要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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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在北京清華大學的校園里,夜風還帶著幾分初春的料峭。在一場匯聚了全球60多個國家代表的國際戰略論壇上,新加坡的巡回大使陳慶珠站起身,拿起了話筒。她的發言,如同在北京的春夜里響起的一聲“悶雷”。 她一共說了兩句話。
我實難茍同所謂美國處于軍事單極霸權之觀點。美國雖在軍事領域有強大實力,但當今世界并非其一家獨大,多極化趨勢下諸多力量正不斷崛起。”這句話乍一聽,像是在向美國示好,試圖緩和現場可能存在的緊張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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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瞬之間,她的第二句話便擲地有聲地拋出:“應當廢除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這斷非一句信口而出的客套之辭。它蘊含著真誠與鄭重,絕非隨意敷衍,而是有著深刻的意味與價值。
在場的聽眾中,不乏來自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的重要人物和資深學者。當這句話被清晰地傳達到會場的每一個角落時,空氣仿佛瞬間凝固了幾秒鐘。許多人可能沒有立刻意識到,這兩句看似矛盾的話,其內在的邏輯是完全統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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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珠首先通過一句看似溫和的表態,降低了自己發言的攻擊性,她沒有直接點名任何國家,也沒有貼上任何尖銳的標簽。
這種操作手法,堪稱新加坡式“走鋼絲”外交的經典演繹——先巧妙地拆除可能引爆對立情緒的“炸彈”,然后再獻上自己真正的“花束”,整個動作行云流水,一氣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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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珠形象地把一票否決權喻為國際政治領域里的“老大難”問題,寥寥數語便精準勾勒出這一權力在國際政治環境中所帶來的復雜困境。
她指出,在許多重大國際爭端中,只要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有一個是沖突的當事方,那么任何旨在譴責或制止其行為的決議,都幾乎不可能獲得通過。她用一種更為直白的語言揭示了這種權力運作的本質——“這明擺著就是在告訴所有中小型國家,誰的拳頭硬,誰就是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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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雖然聽起來有些粗糙,但冰冷的數據,卻比任何修辭都更有說服力。自1946年聯合國誕生以來,俄羅斯(含其前身蘇聯)總計行使否決權達143次之多,而美國亦使用了86次。這凸顯了兩國在國際事務決策中的重要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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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兩個數字放在一起進行分析,就可以勾勒出一票否決權實際運作的完整畫像:俄羅斯的否決權,絕大多數都集中使用在與其自身安全和地緣利益直接相關的“家門口”事務上; 所以,這張被賦予了巨大權力的否-決票,到底在保護什么?
說到底,它從來就不是一個被設計用來維護世界和平的工具,而更像是一個大國用來保護其各自“核心私產”的保險柜。無論是持續多年的俄烏沖突,還是不斷升級的巴以局勢,安理會都因為否決權的存在而陷入癱瘓,無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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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沖突中備受煎熬的中小國家,甚至連在安理會搶到一個公平發言的機會都異常困難,更遑論尋求什么國際正義。陳慶珠的發言,就像一根鋒利的針,毫不留情地捅破了這層包裹在聯合國憲章外的華麗窗戶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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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否決權制度,本質上是二戰結束后,各大國之間為了避免重蹈一戰、二戰覆轍而達成的一種妥協,它像一筆“安撫金”,確保了這些擁有最強大實力的大佬們,愿意坐在一張桌子上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動不動就掀桌子,訴諸武力。
但問題在于,這張否決票在鎖死戰爭風險的同時,也鎖死了一個時代對于公平正義的幻想。 在陳慶C珠的發言結束后,現場的另一個聲音迅速跟了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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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院長朱鋒教授,直接點出了當前國際局勢的嚴峻性,他認為“某些國家的舉動,正越來越像是在奉行赤裸裸的叢林法則”。此觀點仿若巨石墜入靜謐湖面,瞬間激起千層浪。
它以強大的沖擊力,打破了原本的平靜,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在論壇結束后的私下交流中,據說有超過一百個國家的代表,都對陳慶珠和朱鋒的觀點表示了認同,認為“早就應該這樣來開誠布公地討論改革問題了”。
私下傳話歸傳話,卻沒有哪一個國家敢于公開站出來,牽頭推動這項敏感而又艱巨的改革議程。 在這樣的背景下,再來觀察新加坡官方的后續反應,就顯得格外有意思了。
在陳慶珠發表了那番驚人言論后的幾個小時里,新加坡的官方網站上,幾乎找不到任何關于此次發言的相關報道。這是一種刻意的冷處理嗎?是出于對得罪大國的忌憚,故而作出退縮之選?答案或許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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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恰恰體現了新加坡外交中那種被稱為“頂級的-中庸智慧”的策略:讓陳慶珠這樣具有非官方身份的資深大使,在國際論壇上扮演“放炮探風”的角色,而官方則在后排保持靜默,為自己留足轉圜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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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改革的呼聲能夠得到廣泛響應,那么官方就可以順勢跟進;而如果真的因此引發了某個大國的強烈反彈,官方也依然有空間來解釋和斡旋,不至于將自己逼入死角。 更有意思的是另一條隱藏在事件背后的暗線。
在此次清華論壇開幕前48小時,新加坡新任總理黃循財剛圓滿結束對日本的訪問。他的行程為地區局勢增添了新的變數與思考。訪問期間,他言辭明確,期望日本于亞太地區安全領域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承擔更多的責任,以推動地區穩定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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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新加坡的策略是雙管齊下的:一邊,它在聯合國的多邊框架內,大聲疾呼改革不合理的否決權制度,試圖從規則層面尋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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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尋求制度上的改革,還是構建現實中的力量平衡,其核心都是一種典型的、旨在確保自身生存和發展空間的多點布局、多手準備的生存策略。 說到底,陳慶珠的這番話,其最終目的并非是為了反對美國,也非為了力挺中國。
她的發言,代表的是一種更深層次的、來自于廣大中小型國家的集體焦慮和絕望追問:在當今這個大國實力差距懸殊、而國際規則又被一張否決票牢牢鎖死的現實世界里,我們這些既沒有強大軍事力量、又沒有否決權的中小國家,到底要怎樣,才能夠睡上一個安穩覺?
美國會因為這些批評而退出聯合國嗎?陳慶珠認為不會。盡管美國歷史上曾經拖欠過巨額會費,也多次威脅要切斷對聯合國的資金支持,但最終,它都乖乖地回來了。
為什么?答案非常清楚,用陳慶珠的話來說,就是因為“這棟房子(聯合國)本身就是美國設計和裝修的,而它自己還住在里面最舒服的那個大單間里”。只要美國還想繼續利用這個自己親手建立的體系,來獲取全球性的利益,它就不會輕易地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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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問題在于,美國自己也絕不打算放棄那張寶貴的否決票。這套國際體系運行的核心邏輯就是:規則由強者來制定,但強者本身,卻不受規則的約束。
因此,陳慶C珠那句看似溫和的“美國不是霸權”,實際上卻是在敲響警鐘——如果不能通過實質性的改革來對最強大的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那么糾結于“霸權”這個名詞本身,早就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規則的失效本身,才是那個正在吞噬一切的真正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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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園會場里的那盞燈最終熄滅了,但陳慶珠所提出的那個問題,卻依然沉重地懸掛在半空中。一百多個國家的代表在臺下默默點頭,卻又在公開場合保持著沉默。
誰,能夠來解決這道關乎全球未來的難題?抑或,這道題自伊始便毫無破解之法?仿佛從最初就被命運畫上了無解的符號,令人心生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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