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是女性主義大法官，兒子卻為何成了強奸犯？

本文首發于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

雖然《非窮盡列舉》的結尾引發了爭議，本可以處理得更好更有力，但整體而言，它在女性主義的思考和表達上，的確已是下一個level了~

文 | FT中文網專欄作家非非馬

繼舞臺紀錄電影《初步舉證》（Prima Facie）大爆之后，編劇蘇西?米勒在今年又帶來了其姊妹篇《非窮盡列舉》（Inter Alia）。在今年的三八節檔期，該劇以“NT Live版”的形式在中國內地院線上映，目前網絡評分高達9.2，盡管上映十天票房未滿600萬元，遠不及去年同檔上映的《初步舉證》。

兩片不同的市場命運由多重因素造成，個人認為其中重要的一點源自于兩片的根本性差異：《初步舉證》中的性侵受害者立場和情感結構是非常清晰直觀的，觀眾可以非常明確地知道自己應該站在哪里，憤怒的情緒該指向誰、投向何處；而從性侵加害者母親視角出發的《非窮盡列舉》，其立場和情感結構卻似乎是曖昧不清、混沌的，觀眾被安放在一個極不舒適的“位置”，無法被劇情催動出那種直接而暢快的情緒，必須更多地調用理性去思辨。

換句話說，《初步舉證》的戲劇結構更符合戲劇規律，《非窮盡列舉》卻是在打破它——然而，這也正是其高級和深刻之處。

目力所及，當下幾乎所有反映性侵犯罪題材的影視作品，都是從受害者視角切入的，這或許是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考量，這都是最為“安全”的視角。所以，當《非窮盡列舉》把鏡頭轉向“性侵加害方”內部時，就已經是一種巨大的突破。

它也由此提出了兩個非常關鍵、卻甚少被嚴肅呈現并討論的問題：

當一個看上去最不可能成為強奸犯的男孩，事實上成為了強奸犯——它所逼問的是：整個社會的性犯罪生產機制和男孩的性別教育問題。

當一個有理想的女權主義大法官在得悉兒子犯下強奸重罪且想要自首時，還是選擇遵從母性本能，罔顧法律倫理、道德良知，建議兒子作“無罪抗辯”——它所逼問的是：切身的現實利益沖突之下，理念和信仰的落地難題。

先說第一點。

涉嫌犯下強奸罪行的“兒子”哈里并不來自那種典型意義上的“問題家庭”。恰恰相反，他的父母都是精英階層，父親邁克是資深的刑辯大律師，至少是在言語上明確地支持女性主義思潮；而由裴淳華扮演的母親、也是該劇獨挑大梁的主角杰西卡，更是一位踐行女性主義的大法官，她深知現行司法體系的漏洞，總能從受害者視角出發去平衡審理性犯罪案件。這位母親還對兒子關愛有加，在兒子的成長過程中也會非常有意識地對兒子進行女性主義教育，尤其是不止一次地對他強調“性同意”問題。

這種非典型問題家庭、非典型問題少年的設置，要說明的正是：性犯罪、性教育的問題，并非如人們想象中那般“只可能發生在粗暴、落后、失職的家庭”。

那么，“男孩究竟是怎么被塑造出來的？”“性犯罪為何會發生？”“社會中的性教育究竟存在哪些問題？”《非窮盡列舉》將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拆到了幾個維度的場景細節之中。

在家庭教育層面，母親的概念教育雖然言語到位，但她并無法和兒子達成真正深度、體己的溝通。那些對話，始終籠罩在一種“尷尬”的氛圍之下。最適合與兒子溝通性教育話題的父親，由于自己也對新時代下的新規則感到無所適從，崩潰地喊出：“世界的(性別角色）規則全變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么和他說。”這顯然并非一個父親的困境，這是一批父親們共同需要面對的難題。新舊更迭的時代里，真正的普遍現實是：鮮有完美的“女性主義男性榜樣”；亟待成長的，遠不止“男孩們”，更有那些已經成年的“男人們”。

依然主宰著在社會底層運作的，是業已運行千年、依舊強大的男權文化邏輯——盡管，它們在女性主義思潮和運動的沖擊下，已有所松動。

“哈里因何成為哈里？”相比于來自女權主義者母親的家庭教育，男孩在家庭之外被什么教育著，影響更大。男孩的性別教育問題，從不是單一母親的問題，也不是單一家庭的問題，不是社會單一性別的問題，而是社會系統性問題。

我們看到劇中的哈里面對著兩股截然相反的力量。

一邊是來自母親的教育——這些女權主義進步理念，符合社會潮流，屬于流行在臺面上的“規則”；另一邊呢，則是哈里的男性同學（同伴）們，在看不見的臺面之下真正奉行的“潛規則”，是私下群聊空間里泛濫的厭女情緒和厭女言論。

哈里，被裹挾其中，如大多數男孩一般，成為了一名“人云亦云”的跟隨者。這個由“男生群體”構建的“男生私聊群”，是整個男權文化運作體系的隱喻，而身處其中的哈里，不過是那個被結構裹挾的普通男孩。若他不能證明自己是“他們中的一個”，他就有可能被排斥出這個名為“男性”的共同體，淪為那個“不夠男人”的“異端”。

在兩股力量的撕扯之下，哈里在觀念上認可母親的教育，認為那是對的、好的；可在行動上，卻身不由己地成為了自己并不想成為的樣子，他向質問自己的母親絕望哭訴：“媽媽，你不在現場（you are not out there）”。

所謂“男人”，正是在這樣的權力機制中，被一代代地再生產出來。

劇中，哈里正是在身邊“男孩們”的“起哄”下，走進房間強奸了陷入醉酒昏睡的女孩——他其實本想認真和這個姑娘談個戀愛的。性和性犯罪，從來都不簡單是生理問題。

正如哈里對女孩的性侵犯，并不主要是出于生理沖動。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中指出，男性的主體性，首先要得到其他男性的承認；而這種承認，常常借由把女性當作客體來完成。“擁有（至少一個）女人”，被塑造成男性成為“性主體”的條件。

換句話說，很多男孩對女性的追逐，并不只是出于個人欲望，更是要在男性群體內部完成男性身份的確認。所以，哈里的問題顯然不只是“想要一個女孩”，而是在男孩群體的圍觀和認可機制里，試圖證明自己是“夠格的男人”。從“我是唯一一個”，變成“我是他們中的一個”。

問題的真正根源，不只是互聯網色情內容的泛濫，也不只是酒精，不只是青春期沖動，而是一整套仍在底層運轉的男性身份生產機制。

新觀念可以通過口號迅速傳播，但舊觀念卻深深地鑲刻在欲望結構和身份焦慮里，遠不是一兩場運動、幾句正確表態就能短時扭轉的，不論是對于男性，還是對于女性。

而即便是理念進步如杰西卡這樣的優秀女權主義者，在法官、妻子、母親等多重身份與社會責任的“夾擊”之下，也同樣存在著各種不協調、不自洽，完全不是那種爽文模版里的“大女主”，也不是一個充分覺醒、永遠智慧正確的“完美女權主義者”。在我看來，“杰西卡”的角色意義和深刻性，正來自于她的“不完美”。因為這才是真實社會里的“她日常”。

《非窮盡列舉》最罕見也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于它沒有把她寫成一種完美的觀念符號，而是寫成了一個會在現實面前失衡的人。她在法庭上可以是堅決的、冷靜的、追求性別公平與正義的；但當“被告人”與自己的兒子重疊時，她會猶疑、痛苦、動搖，會在職業倫理和母性本能之間反復撕扯，甚至不惜向“是非原則”屈服、妥協。即便是一個理念上進步、行動上自覺的女性主義者，也未必總能在關鍵的利益抉擇面前永遠保持信念與行動的一致。這不是人性的虛偽，而是現實的復雜。

這部戲里有很多細節，都在寫這種“復雜性”。即便不是面對“是非原則”問題，杰西卡在很多“小事”上，也是個隨時會“打折”的“女權主義者”。

比如，杰西卡當選大法官后，為了照顧丈夫自尊心、平衡夫妻關系，安慰他：我能當上大法官，也許只是因為現在需要更多女性被看見。作為一名女權主義者，回到家庭內部，她會不自覺地通過自我貶低的方式，來安撫丈夫的職業失落。

比如，在母職承擔和家務承擔上，杰西卡幾乎心甘情愿地承擔了家庭內部絕大部分的無償勞動，一邊忙工作，一邊忙家庭，打著兩份“全工”。在她開庭審理案件時，兒子會因為找不到一件襯衫而給她連環奪命call，她竟也沒覺得這有何不妥。家里搞聚會，幾乎也是她一個人承擔采買和烹飪。

在這個女權主義大法官的家庭內部，依然在按照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組織運轉。即便如此，杰西卡還在不斷地自我審視、自我拷問。可這，不正是社會上大多數女性的真實生存狀態嗎？因為社會就是這么規訓現代職場女性的，對女性提出了全方位的高標準嚴要求。

劇名“非窮盡列舉”，字面上是法律術語，意為“除此之外”，“包括但不限于”，放到這部戲里，它幾乎就是杰西卡人生狀態的命名，也是當下女性永遠無法卸下、也無法窮盡的附加責任：工作之外還有家務，職業之外還有情緒勞動，“法袍”之外還有“圍裙”。

永遠都有“除此之外”。舞臺上那種“法庭”與“廚房”快速切換的設計，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它把現代職業女性的分身乏術具象化了。她在處理案件的同時，還要處理兒子的衣服、丈夫的情緒、家庭的運轉、自己的內疚、外界的審視，以及對“我到底是不是一個好母親”的持續自我審判。

除了“哈里被指控強奸”這條劇情主線之外，《非窮盡列舉》最有價值之處，就是提出了一個鮮少在舞臺上被呈現與討論的問題，女性主義在現實中的艱難“踐行”問題。喊口號當然容易，立場宣示也不難，真正困難的是，當你面對龐雜而具體的現實，面對家庭、孩子、親密關系等具體問題時，如何去實踐女性主義？如果一個看似完美的精英女性主義者，在現實中都會經歷各種“分裂時刻”，那么對于普通女性而言，“女性主義的踐行”只會更難。

《非窮盡列舉》戳破了那種“完美大女主”的神話——完美的女性主義者并不存在。女性主義并不是一張能讓人自動“正確”的“改命符”，而是一種在復雜現實中不斷受挫、不斷反思、不斷調整的實踐，道阻且艱。

說到這里，也不得不談談該劇最受爭議的一點——結局的設計。杰西卡在“保護”兒子的“前途”與堅持職業倫理之間陷入兩難，在“母親”、“法官”、“女性主義者”這三重身份之間，選擇了“母親”。然而，兒子哈里這時卻自己完成了“靈魂覺悟”，決定站出來認罪、自首、承擔責任。這個結局被某些觀眾理解為“代表了一種理想”，說明母親的教育并沒有完全失敗，個體仍有自省和承擔后果的能力。但是，我卻認為，這個結局的確處理得不夠好。

首先，“問題的解決”來得太突然，也太容易。一個前面被渲染了許久、幾乎把人逼到窒息的倫理難題，最后卻以如此“輕易”地方式在短短幾分鐘內被迅速解決、快捷收場。母親的道德困境被迅速松綁，劇作辛苦建立起來的“復雜性”，也被這一“覺悟時刻”大大消解。它在最后關頭，還是退回了“舞臺邏輯”，而不是真正的現實邏輯。

現實中，有幾個18歲男孩，會在各項證據都有利于自己，“無罪抗辯”有極大概率會贏，甚至連有經驗的法官母親、律師父親都認為“穩贏”、并且強烈建議自己不要認罪的情況下，還能如此堅定地“勇敢自首”？

其次，勇敢自首的行為與先前迫于同儕壓力時不時就“同流合污”的行為，其實是相沖突的。這屬于人物內在性格與行為邏輯斷裂，不一致。

第三，這部劇在結尾之前，都在呈現現實的復雜性、女性主義在日常踐行中的曲曲折折，指出性別教育絕非一母一家之責，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可兒子臨了的突然覺悟，卻是以個體覺悟“消解”了結構性壓力。它意味著完全相反方向的“結論”：性別教育的完成，由一母承擔，足矣。父親缺席教育，可；學校教育缺席，亦可。縱有周遭的“男孩們”虎視眈眈、引誘規訓，縱然男孩中途會犯點錯，甚至犯了罪，母親的教育也足以令其自省、改過。

這種前后邏輯“斷裂”，坦率地說，是一個巨大的bug。或許，一個開放式的結尾，反而會更有力。讓問題保持“問題”，讓困境停留在“困境”中，不替人物強行善后，也不替觀眾強行釋壓，可能才更符合這部戲的“初衷”。那些我們最想快速下結論的問題，恰恰最難被簡化成結論。

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非窮盡列舉》是值得肯定的一部戲，也非常重要。因為它提出了很多“現實的好問題”。讓那些不夠被重視、不夠被正視、也似乎不方便被說出口的痛苦進入公共討論，本身就是一種推進。雖然，它并無法針對這些問題給出現實的解決方案。但“給答案”從來也不是戲劇的責任。戲劇的價值在于：讓社會終于愿意承認某些問題的存在，引發關注，并開啟討論，進而推動問題的動態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