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麟征退居香港30年，晚年與妹妹談祖國統一感慨：我也是炎黃子孫

1950年冬天的香港，街頭霓虹剛剛亮起，一位步履略顯蹣跚的中年男子，在彌敦道邊停下腳步，抬頭看了一眼遠處的海面。身邊熟人悄聲說了一句：“關先生，要不要考慮去臺灣？”那人沉默了幾秒，只是擺擺手，沒有再多說什么。這名寡言的中年人，正是曾在抗日戰場聲名顯赫的國民黨將領——關麟征。

從表面看，他只是香港繁華街市中一位普通的寓居者；可若把時間線向前推十幾年，就會發現，他曾統率“52軍”“25師”，被稱作國民黨軍中“第六大主力”的締造者。戰火散盡之后，他卻選擇遠離權力中心，只在一間七十平米左右的屋子里度過余生，這種轉折，多少讓人有些意外。

有意思的是，關麟征在香港三十年間，不問政事、不混圈子，卻對祖國命運始終保持關注。尤其是聽到妹妹從陜西到香港探望、談起大陸建設和統一前景時，他脫口而出的那句“我是炎黃子孫”，透露出的情緒，遠比他一生的官職頭銜更值得咀嚼。

這一生，他既是戰場上的“千里駒師”軍長，也是晚年自守“四不原則”的寓居老人，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連在一起，才能看清他的性格與選擇。

一、從黃埔校場到“千里駒師”

如果把關麟征的一生劃出一個分界點，那么黃埔軍校無疑是起點。1924年，他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和同時代許多青年一樣，抱著從軍救國的念頭走上軍旅道路。黃埔出身，是他一生中極為重要的標簽之一。

1927年，蔣介石被迫下臺時，局勢一度復雜。蔣介石離開權力中樞后，黃埔系軍官群龍無首。關麟征在這個關口，組織了一批黃埔學生，積極活動，擁立蔣介石復出。對蔣介石來說，這一舉動可謂“雪中送炭”，對關麟征自己而言，則是一次主動押注。

不得不說，在那個派系縱橫的年代，這一步確實給他帶來了直接的回報。蔣介石復出后，很快任命他為警備二團團長，等于把他重新拉回了核心圈子。要知道，就在此前不久，因為何應欽裁撤補充團，他從補充七團團長的位置上一下變成“無軍可帶”，甚至需要靠同學會津貼過日子，這種落差，換作旁人恐怕難以接受。

不過，關麟征終歸是個脾氣直、講究原則的人，這一點后來在他和陳誠的關系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蔣介石收編地方武裝時，把福建軍閥周蔭人的部隊改編為第11師，由陳誠去“接管”，再慢慢換血。陳誠把黃埔出身的軍官大量安排進11師，試圖從內到外掌握這支部隊。

關麟征當時被調至11師任團長，從履歷看，本來有機會在“土木系”中占據一席之地。遺憾的是，他對“拉幫結派”的那一套很反感。陳誠準備取代原師長曹萬順時，曾通過羅卓英征求意見，多數黃埔同學選擇順勢而為，唯獨關麟征直言不諱，說了句“陳矮子并不比曹萬順高明，可能比曹還要壞”。這種話落到陳誠耳朵里，矛盾自然而然就結下了。

1929年前后，陳誠表面上推薦他去陜西新編第五師任副師長，看上去是升官，實則是把他從自己掌控的11師中“請”了出去。蔣介石本意是借助關麟征去滲透、改造這支部隊，可關麟征既不迎合，也不懂妥協，一番“水土不服”后，又被調回當了教導第二師團長，從副師長再回到團長的位置，多少讓人感到一種“性格使然”的無奈。

即便如此，憑借真刀真槍的戰功，他仍舊慢慢打出了名氣。中原大戰、圍剿中央蘇區等作戰中，他指揮作戰勇猛果決，部隊機動迅速，1932年，他將手中獨立旅擴編為第25師，這支部隊后來被稱為“千里駒師”。“千里駒”的說法，可不是徒有虛名，一方面是強調行軍迅捷，另一方面也是對戰斗力的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25師在關麟征任職時，兩位旅長也頗有來頭：杜聿明、張耀明，都是黃埔一期出身。戰火錘煉出的這支部隊，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與第二師合編為第五十二軍，關麟征擔任首任軍長，真正成為國民黨嫡系主力中的一員。

1938年春，臺兒莊會戰打得極為慘烈，日軍氣焰囂張，正面戰場各路部隊傷亡巨大。在這場戰役中，52軍投入血戰，損失不小，但堅守陣地、反復拼殺，引起了廣泛關注。關麟征臨陣鎮定，在復雜局勢下指揮諸部抵抗日軍進攻，贏得蔣介石稱贊。戰后，他升任第三十二軍團長，成為集團軍級將領。

蔣介石后來評價說：“中國軍隊如都象52軍那樣戰斗力強，打敗日本軍隊是不成問題的。”這種夸贊固然有政治動員的味道，但在當時的戰場環境下，52軍的表現確實可圈可點。就正規戰術、火力配置而言，該軍在國民黨部隊中算是比較整齊的一個。

從黃埔到“千里駒師”、再到52軍，關麟征的前半生，幾乎就是在戰火中一路往上爬的過程。然而，戰功再多，也并不能完全改變他與蔣介石、陳誠之間那種“既被重視，又不夠順手”的微妙關系。

二、脾氣、派系與被邊緣化的將軍

抗戰打到后期，國民黨高層人事格局逐漸固定，誰是“嫡系”、誰是“派系骨干”，一眼就能看出來。蔣介石用人向來講究“黃陸浙一”——既看黃埔背景，也看陸軍大學履歷，還重視浙江同鄉和第一軍出身。關麟征，嚴格說只占了一個“黃”，無論鄉誼、學脈還是嫡系出身，都不在最硬的那一層圈子里。

加上他的性格剛烈，既不肯隨大流，又不善于圓滑處事，在派系林立的環境中，想要再上一層樓，本身就不容易。更麻煩的是，他早年與陳誠結怨，而陳誠在戰時被蔣介石視作心腹，負責大量軍政要務，于公于私，都不會為他多說好話。

1939年冬，他因功升任第十五集團軍司令，后來改番號為第九集團軍，駐守滇南國境線。名義上看，這是正統主力集團軍的統帥，權力并不小。但集團軍之下各軍、各師，派系交織復雜，真正運作起來，遠沒有紙面上那么順暢。

在第九集團軍屬下的第五十四軍，軍長黃維就出自“土木系”，與陳誠關系密切。關、黃之間矛盾很深，原因之一在于，關麟征多次試圖在54軍內部安插自己嫡系，卻被黃維以各種方式擋了回去。黃維外表溫吞，被稱作“書呆子”，實際上做派相當老練，守住了部隊的完整性，54軍內部以“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自詡，這在集團軍層面自然引發不少爭執。

黃維在任軍長期間，還因為揭發軍糧中摻雜沙子、甚至發霉等問題，得罪了掌管軍政事務的何應欽。蔣介石為了平衡幾方關系，只好把黃維調離。54軍軍長空出后，關麟征立即想到讓自己的老部下張耀明出任，以便掌控這支主力軍。

1943年4月，張耀明接任軍長，可沒多久，“土木系”這邊也動作不斷。副軍長傅正模聯合54軍眾多中下級軍官，聯名上書，列舉張耀明種種問題。短短四個月，張耀明便被迫調離，由方天接任軍長。關麟征對陳誠的不滿，在這種你來我往的博弈中越積越深。

后來陳誠飛赴昆明，籌劃遠征軍事務，兩人在云南會面時，為54軍屬屬問題發生爭執。關麟征當面說：“辭公鈞座是即將掌握全國事的領袖人物，不應該再封閉在土木系小圈子里，一個軍長的職務都不肯放手，這不是干大事業應有的心胸啊！”這番話算是把內心不滿攤開了說。陳誠氣得胃潰瘍發作住院，雙方矛盾更難調和。

有人后來推測，關麟征抗戰后不愿意去臺灣，與他和陳誠的恩怨有關，這樣的分析并非空穴來風。不過，若從更大格局看，他沒能在戰后獲得關鍵軍事位置，恐怕與蔣介石的態度更有關系。

抗戰后期，蔣介石派他率第九集團軍入滇，本意是讓他慢慢滲透云南地方軍隊，削弱龍云的勢力。結果他與龍云關系鬧得不歡而散，進展甚微。蔣介石無奈之下，只好改派杜聿明接手云南方面的工作。杜聿明擅長周旋，既能和龍云稱兄道弟，又能堅定執行蔣介石的意圖。1945年“五華山事件”中，龍云被解除兵權，杜聿明功勞不小。

兩相比照，關麟征脾氣硬，做事直，對“貫徹上意”這件事來說，不免顯得有些“難用”。蔣介石對他有戰功的認可，卻很難在關鍵戰略部署上完全放心交給他。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曾有意任命他為東北保安司令。按當時的情形，這個職務極其重要，等于主導東北局勢。他為此特意赴重慶面見蔣介石，暢談治軍方略，對未來安排頗為期待。

然而局勢瞬息變化，最終擔任東北保安司令的是杜聿明，而關麟征則被改派云南警備司令。原因之一，據說是蔣介石擔心他到了東北，與蘇軍打交道不夠圓滑，反而壞事。站在蔣的角度，這是出于現實顧慮；站在關的角度，則難免有被“臨門換將”的郁悶。

云南警備司令這個位置，本來也算重用。可不久之后，昆明學生舉行愛國示威，“一二一事件”爆發，造成死傷多人。關麟征在處理過程中態度強硬，既缺少緩和手段，也沒能顧及輿論和人心，甚至在記者會上說出“學生有游行的自由，軍人有開槍的自由”這樣的話，引發巨大反彈。蔣介石只好將他免職，從此他在軍界的地位大幅下降。

1946年，他重新被啟用，擔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后來在蔣介石辭去各軍校校長職務后，接任黃埔軍校校長，成為第二任校長。按資歷和名望看，這個職位不算低，但更多帶有象征意味。新一輪內戰爆發后，真正掌握大兵團的，還是杜聿明、陳誠、黃百韜等人。

1948年8月，戰局已經十分嚴峻，蔣介石一度打算讓他出任陸軍副總司令、甚至陸軍總司令。他也因此專程拜訪參謀總長顧祝同，準備交接。不料國防部以“手令丟失”為由遲遲不執行，事情不了了之。之后又考慮讓他出任京滬杭警備司令，卻有人以“陜西人、不懂上海話”為理由否決，這種說法聽起來多少有幾分敷衍。

到了1949年初，蔣介石下臺，李宗仁出任代總統，才正式任命他為陸軍總司令。但那時的局面已經難以挽回，軍權仍牢牢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總司令更多是一個空頭銜。

連續的失望，讓他對蔣介石能力和決斷產生了很深的看法。他后來評價說：“他雖然領導過北伐和抗戰，實在不大會打仗。”這句話的分量不輕，一個在國民黨軍中摸爬滾打幾十年的黃埔將領，能做出這樣直白的評價，既有冷靜判斷，也有多少不平之氣。

從“被寄予厚望的軍長”，到“難以融入核心派系的刺兒頭”，再到“名義上的總司令”，關麟征在國民黨高層的軌跡，其實折射出當時整個政權內部用人邏輯：重派系，更重順從。像他這樣既有能力又性格倔強的，將功過是非看得過于分明，結局往往不會太好。

三、香港三十年與“炎黃子孫”的一句話

1949年秋，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敗退，成都一帶已難久守，許多軍政要員開始考慮去臺灣的路。關麟征在這種背景下，于當年11月攜夫人自成都搭機，經香港準備飛往臺灣。

飛機在香港短暫停留，本來按計劃，只是過境。可就在這個節點，他作出了一個足以改變后半生的決定。據同僚回憶，他突然表示要留在香港探望病重的父親，并說“隨后來臺”。話說得不急不慢，卻再也沒有兌現。自此，他留在香港，不再前往臺灣，也不在任何陣營中謀求位置。

這個選擇，其實包含了很多因素。與陳誠的宿怨，是外界最愛談論的一層；對蔣介石用人的失望，也不可忽視。更重要的，或許是一種對“繼續卷入內戰”的厭倦。他曾經投入全部心力，把部隊打造成年國民黨所謂“第六大主力”，見過正面抗戰的慘烈，也見過內戰的無奈。到了這個時候，他選擇抽身而退，未必只是私怨驅使。

在香港的三十年，他給自己立下“四不”原則：“不參加任何政治集會，不會見任何記者，不與香港任何故舊聯系，不接受任何補貼資助。”這四條看似簡單，實際把自己的社會活動范圍壓縮得極小，也切斷了可能靠人脈再起的路徑。

以他曾經的身份，要找工作、找資源并不難，只要愿意開口，老部下、舊同僚都會提供幫助。可他偏偏不愿意“拉下臉面”。晚年在香港租住的房子，不過七十平米左右，既不豪華，也不算寬敞。對于一位曾經統率重兵、與各路軍閥周旋的將軍來說，這種生活狀態多少有點“收得很緊”的意味。

有意思的是，他退居香港后，反倒在書法上投入了大量精力。關麟征自年輕時就喜歡寫字，戰場間隙也曾練習碑貼。香港寓居期間，他幾乎把大部分時間放在臨池之上，其草書作品后來還在香港大會堂展出，引來不少書法愛好者觀賞。從槍林彈雨到筆墨紙硯，這種轉變讓人感到某種反差，卻又帶著一種收束人生的意味。

1972年，他在女兒、妻子陪同下，前往歐洲、美國游歷，時間持續一個多月。這趟旅程，一方面是看看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在身體尚可時做一次“漫游”。無論他如何淡出政治舞臺，黃埔出身、抗戰名將的身份并沒有完全消失。

1975年4月，蔣介石病逝于臺北士林官邸。盡管對蔣介石的用人、指揮多有不滿，他仍選擇前往吊唁。這一舉動帶有復雜意味：從情感上說，他畢竟是黃埔學生、受蔣器重多年；從判斷上看，他對蔣介石軍事才能的批評并未改變，只是將個人恩怨與昔日“校長”身份分開看待而已。吊唁之后，臺灣方面不少舊友勸他留下發展，他仍舊婉拒，執意回到香港原本的生活軌跡。

真正讓他情感波動明顯的，是1979年的一件事。這一年，他在香港聽聞一個消息：多年未見的妹妹關梧枝，當選為陜西省政協委員。這個消息，對很多人來說不過是一則人事任命，對他而言，卻是隔絕多年后，故鄉的一個清晰信號。

得知消息后，他寫信托人轉達給國內朋友，信中說：“梧枝妹謬獲拔擢，尚望兄多多指教，使無負于政府和人民之所托，是為至盼！”短短幾句話，對妹妹的期望、對“政府和人民”的提及，透露出他對大陸發展的關注。

同年，關梧枝獲準前往香港探望哥哥。兄妹二人自分別以來，已近三十年未見。見面時，兩人抱頭痛哭，這種情景，在那個年代并不罕見，卻非常真實。漫長的分隔，讓親人之間多了許多難以言表的復雜情緒：有思念，也有惋惜，更有對時代變遷的唏噓。

更值得注意的是，兄妹相聚后，話題很快轉到祖國建設和統一前景上。關麟征對大陸的發展情況十分好奇，一再追問工業、農業、城市建設等方面的情況。關梧枝則把這些年的建設成就、社會變化，盡量詳盡地講給他聽。聽到興奮處，他不住插話：“對，就應該這樣。”這種發自內心的認同感，說明他并沒有把自己封閉在香港的小圈子里，而是一直關注著大局變化。

據在場家人回憶，他那天的神情非常興奮，連夫人也感慨地對關梧枝說：“幾十年來，從沒見你大哥這么高興過。”從抗戰、內戰一路走來，他見過太多生離死別、政權更替，此時因妹妹的一番講述而由衷高興，多少說明他對大陸發展心懷期待。

在談到國家統一問題時，兄妹兩人看法出奇一致。關麟征對臺灣與祖國大陸分離的局面深感痛心，多次表示不愿看到同文同種長期隔絕。他那句“我是炎黃子孫，我盼望祖國早日統一啊！”實在算不上什么華麗辭藻，卻足夠沉甸甸。對于一位長期身處香港、曾在國民黨軍中任高職的將領來說，這種自我認同的表述，意義遠比客套話更大。

試想一下，一個晚年獨居香港的老人，既不再介入政治，也不愿充當哪一方的旗幟，卻對“統一”二字有如此執著，其背后的民族認同感，是幾十年經歷積累出來的，而不是一朝一夕的口號。戰場上的勝敗、派系中的傾軋，隨著時間推移都會被沖淡，對故鄉、對國家整體的情感，卻往往愈發清晰。

1980年7月30日凌晨1時30分，他在香港病危，被送往伊麗莎白醫院搶救。醫生和護士在檢查時，驚訝地發現他胸前布滿傷痕，遍布新舊傷疤。家屬在旁平靜解釋：“這些傷痕是他抗日浴血奮戰所傷。”醫護人員這才明白，這位面容蒼老的病人，曾是戰場上沖鋒陷陣的將軍。

盡管醫院方面盡力搶救，但終因病情嚴重，關麟征還是在香港離世。那一刻，戰火年代的榮譽、派系中的糾葛、政治上的進退，都告一段落，只剩下一個在抗戰中負傷累累、晚年心系故土的老人，悄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他去世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刊載了他的簡歷與訃聞，對他的抗日經歷予以肯定。曾與他同為黃埔一期的徐向前元帥，特意向香港的關家發去唁電：“噩耗傳來，至為悲痛，黃埔同窗，懷念不已，特此致唁，諸希節哀。”從北伐時期的黃埔同學，到新中國的開國元帥，兩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卻在這封唁電中再次出現了交集。

從戰爭年代的“52軍軍長”，到香港街頭不起眼的寓居者，再到那句簡單的“我是炎黃子孫”，關麟征的一生，折射出的是一個時代中國軍人的復雜軌跡。功過是非，自有歷史評說，但他在抗戰中的傷痕、在香港三十年間對統一的牽掛，已經把他的身份從單一的“舊軍人”，拓展為一個在民族認同上有清醒認識的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