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英國占領香港時不到3650人，一群體悄悄涌入，70年后集體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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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1月26日，天剛蒙蒙亮，維多利亞港的海面上飄著一層薄霧。英國軍艦“硫磺號”的艦長查爾斯·義律站在甲板上，手里舉著那個黃銅單筒望遠鏡，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他看了一圈，除了山就是樹，海灣確實深，能藏船，但連個鬼影都沒見著。

這位艦長心里開始發毛。大英帝國花了兩年時間打仗，就搶了這么個荒島？沒有人，哪來的勞工？沒有勞工，誰來修碼頭？沒有碼頭，這港再好也是個擺設。更別提稅收和市場了，連個買菜的都沒有。

第一批英軍登陸后，像沒頭蒼蠅一樣在島上亂竄。他們撥開比人還高的雜草，深一腳淺一腳地找村子。找了整整三天，腳底板都磨出了泡，終于統計出一個數字：全島二十多個村子，零零散散住著大概三千到四千人。

這些人里，一大半是疍家人。他們不住在岸上，而是住在船上，四條腿的船板就是他們的家，一輩子漂在水上，靠打魚為生。剩下的是些客家人和廣府人，在山坡上開了點薄田，種點紅薯、稻子，住的是茅草屋，風一吹就晃。

義律看著這份報告，臉都綠了。這數字報回倫敦，那些議員老爺們能把他生吞活剝了。為了面子，也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他心一橫，提筆在報告上改了幾個數字。

1841年5月15日，香港歷史上第一份“官方”人口普查報告出爐了：全島總人口7450人。光是赤柱一個地方，就大膽地填了2000人。

報告送到倫敦，下議院炸了鍋。議員們拍著桌子罵街：“這就是你們打了兩年仗換來的戰利品？一塊連猴子都嫌窮的荒島？”“這地方比非洲的塞拉利昂還不如！”“我們要的是舟山！是臺灣！那才是真正的寶庫！”

義律只能灰頭土臉地寫信解釋，說維多利亞港是天然良港，戰略價值大。但英國政府沒那個耐心聽他畫大餅。1842年《南京條約》剛簽完，義律就被撤職了。倫敦派來了一個更狠的角色——砵甸乍，也就是璞鼎查。

這位新總督一上任，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戶口。他不信邪，派人挨家挨戶去數人頭。這一查，真相大白。赤柱哪有2000人？把剛出生的嬰兒和八十歲的老人都算上，滿打滿算也就200出頭。義律那小子，硬生生多寫了個零。

全島真實人口撐死3650人。砵甸乍氣得把報告摔在桌子上，罵了一句臟話。這破地方，還沒英國一個鎮子大，連個像樣的教堂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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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砵甸乍畢竟是老江湖，他很快就想通了一個道理：人少沒關系，關鍵是怎么把人“變”出來。

1842年8月，《南京條約》正式生效，香港被官方宣布為自由港。什么叫自由港？說白了就是做買賣不收稅。不管你是從印度運棉花來，還是從福建運茶葉來，或者從歐洲運鐘表來，只要進了維多利亞港，一分錢關稅都不用交。

這消息像長了翅膀，瞬間飛遍了整個珠三角。那些在廣州做生意的商人一聽，眼睛都亮了。不收稅？那利潤能翻一倍啊！

廣州十三行的那些洋行老板最先坐不住了。他們帶著賬房先生、買辦和伙計，像逃難一樣往香港跑。緊接著，福建的茶商也來了。這些人不是空手來的，他們拖家帶口，連祖宗的牌位都用紅布包著背過來了。潮州人更狠，扛著一麻袋一麻袋的銀元，那是他們做生意的本錢，也擠進了這個小島。

到了1842年底，香港人口直接突破1.2萬。兩年后的1844年，接近2萬人。

砵甸乍一看人多了，趕緊劃地盤。這規矩立得很死：洋人住中環，那是上等人的地盤；華人住上環以西，也就是現在的西營盤、石塘咀一帶。香港這座城市的雛形，就這么被幾條線給定下來了。

福建商人最講究抱團。他們一到香港，就在上環的文咸街、永樂街扎堆。這些人開南北行，賣藥材、茶葉、燕窩、干貨。他們不跟外人做生意，只跟閩南老鄉打交道。沒幾年，這條街就成了福建人的天下。你走在街上，聽到的全是閩南話，外人根本插不進去腳。

潮州人也不甘示弱，他們在九龍那邊扎了根。做布匹、做金銀首飾、開當鋪。那時候沒人能想到，幾十年后，從這群潮州移民的后代里，走出了一個叫李嘉誠的少年。當然，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真正讓香港人口像吹氣球一樣炸起來的，其實不是做生意，是打仗。

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起義，太平天國的大旗一豎，整個華南亂成了一鍋粥。清軍和太平軍你來我往，打得天昏地暗。珠三角的地主、商人、富農，誰不想保命？香港成了最好的避難所——英國人管著，洋人槍炮厲害，太平軍不敢來，而且還是自由港，能做生意。

跑！趕緊跑！

1853年，香港人口漲到了3.9萬。到了1854年，直接暴漲到5.5萬。一年時間，漲了44%。這可不是靠生孩子生出來的，全是難民。他們扛著鋪蓋卷，拖兒帶女，有的坐小船，有的走山路，拼了命往香港擠。到了地方一看，能住的房子早被占滿了。沒辦法，自己搭棚子，擠在廢棄的船艙里，十幾個人窩在一間茅草屋里，那味道能把人熏暈。

到了1865年，香港人口突破12萬。從最早的3650人到12萬，只用了24年，翻了33倍。一個小漁村，就這么變成了一座城。

3

廣東人來香港，很多是單身漢。他們想著賺夠了錢就回老家蓋大屋、娶老婆、光宗耀祖。心里念的是“落葉歸根”。

但福建人不一樣。他們是舉家搬遷。爺爺奶奶、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整個家族一起搬。更厲害的是，他們把生意網絡也搬來了。

福建商人在東南亞、臺灣、日本都有分號。香港對他們來說，不是終點，是個中轉站，是個大本營。他們走的路也不一樣，很多是先去南洋發財，賺了錢再回流香港。

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到處都是福建華僑。他們在南洋做糖業、茶葉、船運，賺了大錢。但南洋不穩定，荷蘭人、西班牙人、英國人換著花樣殖民，排華風潮說來就來，今天還好好的，明天可能就被搶了。

香港就成了最好的退路。英國人管，法律清楚，又是自由港，錢可以自由進出。于是，大批福建華僑把家搬到香港，把錢存到香港的銀號，把生意也搬到香港。

這里得提一個人，郭春秧。

1921年，這個福建富商做了一個讓所有人看不懂的決定。他外號“南洋糖王”，祖籍福建同安。16歲跟著叔叔跑到印尼爪哇，從學徒干起。這人能吃苦，腦子活，很快學會了機器制糖，還自己改良設備。到了1890年代，他已經是南洋四大糖王之一，跟黃仲涵、張永福、黃奕住齊名。生意遍布印尼、臺灣、日本、新加坡、上海、香港。1920年代最風光的時候，家產超過1000萬港幣。那時候香港總督一年工資才幾萬塊，郭春秧的身家夠總督干兩百年。

但他不滿足。他看中了香港北角。

那時候的北角是什么地方？是荒地。旁邊有個發電廠，三根大煙囪天天冒黑煙，味道臭得要命，有錢人都躲著走。但郭春秧眼光毒，他看上的是那片海岸線。

他花大價錢買下北角發電廠旁邊7.5萬平方英尺的地，計劃填海造地，建糖廠，建碼頭。爪哇的糖船直接停靠北角，省下運費，還能跟英國的怡和、太古洋行正面掰手腕。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香港所有工人都罷工了，工地全停。更要命的是，國際糖價開始崩盤，一噸糖的價格跌了一半。

郭春秧看著手里的地，傻眼了。建糖廠？賠錢。建碼頭？也賠錢。他咬了咬牙，改主意了：建住宅，收租。

1930年代，郭春秧在北角填海地上建了40幢相連的房子，開了300間店鋪。老一輩香港人管這片地方叫“四十間”。1933年，港英政府把其中一條街命名為“春秧街”，算是表彰他開發北角的功勞。

郭春秧是福建人，同鄉們聽說他在北角建了房子，紛紛搬過去。春秧街就這么變成了福建移民的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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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北角成了主戰場之一，炮火連天。日軍攻進來后燒殺搶掠，福建華僑損失慘重。房子被燒了，財產被搶了，很多人開始逃。有的跑回福建老家，有的遠走歐美。

1945年日本投降，福建人又回來了。但這次回來的人更多，因為外面更亂了。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大批福建商人南逃，他們不敢去臺灣，也回不了大陸，只能往香港擠。到了1950、1960年代，東南亞又開始排華。菲律賓、印尼接連搞反華運動，華商財產被沒收，店鋪被砸，有的還被抓去坐牢。

大批福建華僑被迫離開南洋。他們能去哪？還是香港。而且他們手里有錢，有技術，有經驗。一到香港就往北角扎——那里有同鄉，說閩南話，吃得慣住得慣。

1950年代，北角的人口密度是全球第一。沒錯，全球第一。

那時候的北角，到處是福建人。走在街上，聽到的全是閩南話。春秧街的雜貨店賣煎粿、肉羹、發糕。菜市場里擺著土筍凍、蚵仔煎。福建飯館一家接一家，老板娘站在門口用閩南話招呼：“食未？”（吃了沒？）

連北角的街道名字都透著福建味。渣華道，這名字就是從“爪哇”來的——當年郭春秧建的爪哇運糖碼頭就在這條路上，后來政府把“爪哇道”改名叫“渣華道”。糖水道，名字更直白，就是因為郭春秧的糖業。整個北角的街道命名，藏著一個福建糖王的商業版圖。

早在1917年，旅港福建商會就成立了，比很多廣東同鄉會還早。為什么？因為福建人組織意識強，到哪兒第一件事就是建會館——方便同鄉聯絡、借錢、找工作、辦紅白喜事。

1962年，旅港福建商會從上環搬到北角。1966年，福建中學在北角渣華道建成新校舍。僑冠大廈、新都城大廈、美侖大廈，全是福建人住的。樓道里貼滿了同鄉會的牌子：晉江同鄉會、泉州同鄉會、漳州同鄉會、廈門同鄉會、龍湖鎮前港同鄉會……數都數不清。

有人統計了一下香港的福建籍人口，數字讓所有人大吃一驚。1941年，香港總人口160萬，其中福建籍有60到70萬，接近一半。

很多人以為香港是廣東人的天下。錯了。在1941年之前，福建人的數量可能比廣府人還多。到了2004年，香港685萬人口中，福建籍仍然有約160萬，占了總人口的20%以上。

可奇怪的事來了。1970年之后，閩南話突然聽不見了。北角的年輕人開始說廣州話，春秧街的店鋪老板也改說粵語。福建同鄉會還在，但來的都是中老年人，年輕人根本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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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用了什么手段，讓上百萬福建人在短短十幾年間集體“改口”？答案說出來，可能會讓很多人意想不到。

就兩個字：政策。

1967年，香港爆發了六七暴動。這場暴動的規模之大，讓港英政府驚出一身冷汗。暴動平息后，港英政府開始反思一個根本問題：香港沒有統一的身份認同。

廣府人說廣州話，福建人說閩南話，客家人說客家話，潮州人說潮州話，上海人說上海話。大家各說各的，互相聽不懂，像一盤散沙。這樣下去，怎么管？怎么讓幾百萬人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港英政府的辦法簡單粗暴：推廣粵語，作為全港通用語。

為什么選粵語？因為廣府人數量最多。1950到1980年，大批珠三角居民偷渡來港，廣府人口占比迅速超過六成。粵語已經是事實上的多數語言，港英政府順水推舟。

1970年開始，電視臺全部播粵語節目。TVB的粵語劇一炮而紅，《上海灘》《射雕英雄傳》《楚留香》，全城追看。學校強制用粵語教學，政府部門只講粵語。

不會粵語？對不起，找工作難，看電視聽不懂，連買菜都可能被坑。

這招太狠了。語言這個東西，不是你想保就能保住的。當整個社會的運轉都用粵語——找工作用粵語、看新聞用粵語、交朋友用粵語、談戀愛用粵語——你一個人在家說閩南話有什么用？

福建人被迫改口。老一輩還能堅持說閩南話，但小孩子一上學，回家就說粵語了。父母糾正也沒用——學校里、電視上、街坊鄰居全說粵語，你讓孩子跟誰說閩南話去？

到了1980年代，北角的年輕人已經不會說閩南話了。閩南話在香港的使用人口，十年跌一半。再過十年，又跌一半。

到2010年代，北角還會說閩南話的，基本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他們每天在同鄉會打麻將，用閩南話聊天，回憶當年的熱鬧。可走出同鄉會的門，滿大街都是粵語。

但福建人并沒有真的消失。今天的香港，福建籍人口仍然有上百萬，占全港的六分之一。只是你聽不出來了——因為他們說粵語。他們的孩子說粵語，他們的孫子也說粵語。

一代人的母語，就這么在政策和時代的碾壓下，悄無聲息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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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光是福建人。香港這座城市，從頭到尾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所謂的“正宗香港人”，根本就不存在。往前數三代，誰家不是外來的？

今天占大多數的廣府人，60%以上是1950到1980年偷渡來的。他們從珠三角、粵西、廣西跑過來，擠在深水埗、油尖旺、黃大仙的木屋區和徙置大廈里。白天去工廠做工，晚上回家吃咸魚青菜。這些人和他們的后代，才是今天香港人口的主體。

潮州人靠李嘉誠、莊世平這些商業巨頭打出名號，占了全港人口約四分之一。李嘉誠12歲從潮州逃難到香港，在舅舅的鐘表店當學徒，后來自己開塑料花廠，一步步做成香港首富。

新界那些有丁權的原居民，看起來像“土著”，其實大部分是清朝康熙年間從廣東內地遷過去的客家人和圍頭人。真正的“元老級”香港居民，就是1841年那3650個疍家漁民和客家農民。可這些人的后代，早被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稀釋得無影無蹤了。

還有一群人很多人不知道——山東人。

香港警察隊伍里，曾經有一大批山東威海衛人。1898年英國租借威海衛，1930年歸還中國后，一些山東人不愿回去，就跑到香港當警察。這些山東大漢身材高大、性格耿直、執行力強，港英政府很喜歡。老一輩香港人管他們叫“大頭綠衣”。他們主要住在石塘咀一帶，今天那里還能找到幾家山東餃子館。

上海人也來過一大批。1949年后，大量上海商人、工廠老板、文化人逃到香港。他們最早住在北角，1950年代北角一度有“小上海”的綽號。

郭春秧的兒子郭雙鰲瞅準了商機，在北角搞起夜總會。上海的舞女、樂隊、廚師、裁縫，一批批涌進北角。1949年12月22日，北角“月園”游樂場開幕，號稱當時亞洲最大的游樂場，占地18.7萬平方英尺，耗資600多萬港幣。開幕當天，前中華民國總理許世英親自剪彩。里面有摩天輪、旋轉木馬、舞廳、戲院、餐館，晚上燈火通明。

可好景不長。1952年11月，月園經營不善，賣給了商人李世華。上海人在北角的輝煌時代，也就那么幾年。1960年代廣府人大量涌入后，上海人要么搬走要么融入，漸漸就聽不見上海話了。今天香港的上海籍人口還有幾萬，主要在深水埗和東區。但你不問，根本看不出來。

7

說回郭春秧。這個人值得多聊幾句，因為他的一生，濃縮了一整個時代華人商人的命運。

1860年，郭春秧出生在福建同安縣。祖父是清朝資政大夫，祖母守節51年，朝廷立了牌坊。但父親去世得早，家道中落。16歲那年，他跟著叔叔郭河東遠渡爪哇。當時的印尼是荷蘭殖民地，到處是甘蔗園和糖廠。郭春秧從學徒干起，白天搬貨，晚上琢磨機器。

這小子確實有天賦。沒幾年就把制糖技術摸透了，還自己改良設備，把產量提了上去。叔叔看他是塊料，開始把生意交給他打理。1888年，郭春秧又跑到臺灣搞茶葉生意，在臺北大稻埕開了錦茂茶行，外銷包種茶到南洋，賺得盆滿缽滿。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殖民政府為了拉攏他，給了他日本國籍，讓他以臺灣籍民的身份在南洋享受跟歐美商人平起平坐的待遇。

到了1920年代，郭春秧已經是南洋四大糖王之一。生意遍布七八個國家和地區，家產超過1000萬港幣。他不光做糖，茶葉、白米、船運、銀行，什么賺錢做什么。他在三寶壟當過中華商會會長，開辦華僑子弟教育課程。1919年臺灣華南銀行成立，他出任顧問。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他一出手就捐了30萬日元賑災。日本政府為此給他授了五等旭日章，后來又升到四等瑞寶章。

這人的人脈網絡，遍布中日荷英四國。用今天的話說，他就是那個時代的跨國企業家。他還不忘回報家鄉，在福建建農場、糖廠、學校，在廈門鼓浪嶼也投了不少錢。至今鼓浪嶼上還有一條以他公司命名的錦祥路。

1921年，郭春秧把目光投向香港，想在北角打造一個糖業帝國。結果命運跟他開了玩笑。先是省港大罷工，然后國際糖價暴跌，1928年長子郭雙蛟病死，白發人送黑發人。他只能放棄糖廠夢，改建住宅。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糖業崩盤。1934年，他的印尼公司宣告破產。

1935年1月，郭春秧在臺北大稻埕的錦茂茶行里病逝。有人說是感冒拖成了大病，也有人說是心力交瘁。他留下三個兒子：郭雙鰲、郭雙龍、郭雙麒。三兄弟為了爭遺產鬧得不可開交。印尼的糖廠賣了，臺灣的茶行關了，香港的月園游樂場也賣了。

糖王帝國，就這么煙消云散。今天，香港還留著一條春秧街，廈門鼓浪嶼還留著他的別墅。就這么點痕跡。

8

前不久有人去了趟春秧街。電車從街中間慢慢開過去，叮叮當當響。兩邊是露天菜市場，賣菜的、賣肉的、賣海鮮的，擠成一片。空氣里混著魚腥味、泥土味和爛菜葉的味道。

有幾家福建雜貨店還開著。玻璃柜里擺著煎粿、發糕、雞蛋糕，標簽是手寫的，字跡模糊。老板娘七十多了，頭發全白。有人問她還做不做福建糕點，她用夾著閩南口音的粵語說：“做啊，但買的人少了。年輕人不吃這些。”

問她還有人說閩南話嗎。她笑了笑：“老人還說。我兒子都不會了。”

春秧街的舊樓里，還掛著幾十塊同鄉會的牌子。僑冠大廈、新都城大廈，樓道墻上密密麻麻：晉江龍湖鎮前港同鄉會、泉州南安同鄉會、漳州龍海同鄉會……

爬上去看了看，同鄉會的門開著，里面幾個老人在打麻將。牌聲啪啪響，閩南話此起彼落。“胡了！”“你又胡？今天手氣真好！”看見有陌生人來，老人們笑著打招呼：“找誰？”

說隨便看看。一個老人說：“我們這些老家伙，每天就來這里坐坐聊聊。年輕人不來的，嫌老土。”另一個接話：“再過二十年，我們都走了，這些會也就散了。”說得很平靜，好像在說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下樓的時候，電車又叮叮當當開過去了。

9

這就是移民城市的宿命。每一代人都是過客。廣府人、福建人、客家人、潮州人、上海人、山東人，還有今天的菲律賓傭工、印尼看護、英美外籍人士。來了，留下痕跡，然后被下一波人稀釋。

1841年那3650個疍家漁民和客家農民，是香港人。1851年逃避太平天國跑來的廣府商人，是香港人。1921年在北角填海建房的福建糖王郭春秧，是香港人。1950年代從東南亞回流的福建華僑，是香港人。1970年代從深圳翻鐵絲網偷渡過來擠在木屋區里的廣東青年，也是香港人。

今天在春秧街打麻將的閩南老人，在深水埗賣成衣的潮州商人，在中環寫字樓加班到半夜的廣府白領，全是香港人。753萬人，753萬個故事。

再過二十年，春秧街那些閩南老人走了，同鄉會關了，最后幾家福建糕點鋪也可能換成了奶茶店。可春秧街還會在。電車還會叮叮當當地從菜市場中間開過去。

只是沒人記得，這條街為什么叫春秧街了。也沒人記得，一百年前有個福建老頭，花光了半輩子積蓄，想在這片臭烘烘的荒地上建一個糖業帝國。帝國沒建成，倒是建成了一條全香港最有人間煙火氣的菜市場。

有時候想想，這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