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軍萬余人包圍新四軍指揮部，副司令員力排眾議：現在不應該突圍

1940年3月的一個清晨，皖東半塔集的天空還帶著冬末的寒意，街巷卻已經被緊張氣氛壓得透不過氣來。集子不大，卻異常嘈雜：行軍號聲、奔跑腳步、拆門挖墻的動靜夾在一起，遠處隱約還有炮聲悶響。有戰士一邊往陣地方向沖，一邊低聲嘀咕：“頑軍真瘋了，這回是要把咱一口吞掉。”身邊的干部只回了一句：“半塔丟不得，退無可退。”

這場緊繃到極點的防守，就發生在新四軍東進抗日的關鍵節點上。要看懂“不能突圍，只能死守”這句聽上去有點“倔”的判斷，得把時間往前撥一年，到1939年春天，從廬江到津浦路東，一連串看似細碎的布局，把半塔集推到了風口浪尖。

一、東進皖東：從“偏守”到“放手”

1939年5月，為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向敵后出擊”的部署，新四軍葉挺、鄧子恢一行來到安徽廬江，在這里組建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這個指揮機關負責編組和統籌第四支隊、第五支隊以及江北各路游擊縱隊，主要活動區域沿著津浦鐵路兩側展開，目標很明確：向皖東、蘇北打開通道，建立穩固的抗日根據地。

那時的新四軍，在江南一側名聲已經起來，可在江北和皖東，一開始腳步走得并不算快。部隊受早期“偏重保存力量”的影響，很多工作比較謹慎，發動群眾、發展地方武裝的力度不算大，這樣做短期看風險小，長期看卻難免束手束腳。

局面在1939年秋冬間出現變化。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之后，劉少奇以中原局書記的身份到皖東指導工作，他把中央“放手發動群眾、廣泛發展人民武裝”的精神帶到了江北。皖東地區的地方黨組織、游擊隊和新四軍各支隊，開始更有力、更公開地動員民眾，組織抗日武裝，自衛隊、民兵、交通員迅速多了起來。

抗日根據地就像一塊新翻開的地，翻得越深，國民黨頑固派看得越心驚。江北指揮部自成立起，就被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大別山一帶的桂系將領李品仙部，駐守蘇北的韓德勤部，一個在路西，一個在路東，漸漸形成了對皖東根據地的夾擊態勢。

自1939年年底起，國民黨頑軍在津浦路西側不斷挑起摩擦：封鎖集鎮、襲擾根據地、搜捕地方骨干。劉少奇針對路西緊張局勢，下達了堅決反“摩擦”的部署，決定把主力壓上去。他調動駐津浦路東的新四軍第五支隊主力向路西機動，把重點放在對桂系頑軍的作戰上，企圖先穩住一邊，再圖全局。

有意思的是，正是這個看似順理成章的調動，為后來的半塔之戰埋下了伏筆。五支隊主力剛剛離開路東不久，蘇北方面的韓德勤就坐不住了。他悄悄集結重兵，瞄準的正是“騰空”中的路東核心地帶。

二、七人三槍起家的隊伍，為何死守半塔

要弄清半塔守軍的底氣，繞不開一個人和一支隊伍——周駿鳴和他帶出來的那支“豫南紅軍團”。

早在1932年，周駿鳴被遣回鄉時，誰也沒想到，這次“被動回鄉”，會成為豫南武裝力量重新發芽的起點。周駿鳴，河南確山人，1919年便參加馮玉祥部，后在寧都起義中隨部隊參加革命。受當時“左”傾路線影響，他和不少起義干部被“區別對待”，遣送回鄉。臨別時，朱德給了他們路費，并“騙著安慰”說，回去可以繼續在地方發展。

多年以后，周駿鳴到延安，才知道這番話包含著另一層用意：不讓老部下在環境惡劣的形勢下絕望，把他們留給將來的革命需要。不得不說，這樣的“善意謊言”，在豫南竟真長出了硬邦邦的一支游擊力量。

1932年起，周駿鳴在豫南從事地方工作。1935年黨組織遭破壞，他被捕入獄，出獄后與鄂豫邊省委接上組織關系，因為自己有被捕經歷，他主動提出單獨在豫南活動。組織同意了這個看似孤零零的要求。

起步時，他手里只有七個人、三支槍。條件簡陋到極點，卻咬著牙干下去了。通過發動農民、借助舊關系、積累武器，這支小隊伍逐漸發展壯大，歷經土地革命戰爭、反“圍剿”的殘酷環境，一路拼出了生路。到抗戰爆發前后，這支隊伍已經成了豫南地區一支頗有戰斗經驗的武裝力量。

1938年3月，這支隊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受命向皖中、皖東發展。1939年7月，第八團又整編為新四軍第五支隊，羅炳輝任司令員，周駿鳴任副司令員兼第八團團長。至此，這支“七人三槍”起家的隊伍，成了江北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機動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最初那七個人，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只剩周駿鳴一人健在。其余同志，有人在土地革命戰爭中犧牲，有人在抗戰中戰死。他們的經歷，讓這支隊伍骨子里帶著股倔勁：打仗可以吃虧，陣地不能輕易放。

也正因為有這樣的底子，五支隊在皖東聲望不低。但在1939年年底，隨著路西摩擦升級，五支隊主力奉命西調，留在津浦路東的兵力實際上并不強。半塔集周邊，真正具備戰斗力的，只剩下五支隊教導大隊和少量留守分隊，總共不過千余人，還夾雜著不少才入伍不久的學生兵和女兵，不少人連實戰都沒經歷過。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韓德勤開始行動了。

三、頑軍十團撲向半塔：突圍還是固守

半塔集原名白塔集，位于蘇皖交界地帶，是天長、六合、來安、嘉山、盱眙五縣的交匯處。無論南來北往，還是東西機動，這里都是繞不過去的一道要口。抗戰時期，日偽、頑軍、新四軍都盯著這塊地方，誰控制了半塔集，誰在周邊幾縣的主動權就握緊了一大半。

中央和中原局對這個形勢心里很清楚。1939年年底，劉少奇就讓江北指揮部副司令員、政治部主任方毅回到半塔集，負責組織防守和反“摩擦”的準備。路西主力雖然走了，路東這邊不能空著，要留下一顆“釘子”。

1940年3月21日拂曉，韓德勤調集約十個團、上萬兵力，對津浦路東根據地發起突然進攻，鋒芒直指半塔集。頑軍117師兩個團從半塔集東北方向偷襲，企圖一鼓作氣奪下這個指揮中樞。

結果很戲劇。韓部兵力不少、裝備不差，可士氣并不高。他們摸到半塔集東北門外一片墓地，雙方還沒有遭遇，有的部隊就先開了火。黑暗之中，槍聲槍口對著的不是新四軍，是同伙。這一通亂槍，等于提前通知了半塔守軍：“敵人來了。”

教導大隊大隊長黃一平、教導員唐克聽到槍聲后，瞬間明白過來，連忙組織部隊進入既設陣地，抓住頑軍亂作一團的空當，打退了兩次急躁的突擊。試想一下，如果那天半塔東北方向一片死寂，韓部悄無聲息沖進街巷，結果恐怕要難看得多。

不過，韓德勤不是只會魯莽硬拼的指揮員。他很快調整部署，將進攻重點轉向西北方向。依托猛烈炮火掩護，頑軍兩個連搶占了半塔西北的制高點光山，一時間俯視全局，給半塔集造成極大威脅。

周駿鳴坐鎮司令部，看著西北高地失守，心里并不輕松。敵眾我寡、援軍未到，一旦光山被穩固控制，整個半塔就像被人踩住了喉嚨。當時他雖經驗豐富，也忍不住多次在心里打鼓：半塔會不會守不住？

當機立斷，他只在司令部周圍留下一個重機槍排，負責最后防線，其余能調動的部隊全部交給偵察科長婁學政，命令只有一句：“不惜一切代價奪回光山。”周駿鳴當時的態度極其強硬，據回憶，他話里帶著火氣：“哪個敢不前進，就槍斃。”

這話聽起來嚴重，卻足見那一刻的緊張。制高點不奪回，后面一切談不上。

周駿鳴本人也沒有留在后方，他跟著大部隊一起沖向光山，親自督戰。特務連和教導大隊在山坡上與頑軍短兵相接，拉鋸多次。經過一番激烈搏殺，終于把光山打了下來，又迅速組織火力在山頭展開，把周邊制高點也連成一片防線。半塔集的形勢，總算穩住了第一口氣。

與此同時，中原局和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在戰斗打響后，很快意識到這不是一場普通摩擦。指示相繼發出：半塔周邊部隊火速集結，盡量增援；部署第十五團兩個連和地方游擊隊在竹鎮、蘇郢之間，對進攻半塔的頑軍采取側背襲擊。

從兵力對比看，這些增援力量數量有限，對上韓德勤十個團，說是“杯水車薪”也不為過。正因如此，江北指揮部留下的領導同志和五支隊部分干部，在半塔集內緊急開會時，很多人心里已經有了一個答案：這么打下去遲早被拖垮，不如集中力量趁早突圍，留下有生力量再找機會。

就在這個時刻，周駿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見。他認為，此時不該突圍，而該咬牙固守。他的理由并不復雜——新四軍東進皖東，是為了東進抗日、打通蘇皖邊根據地。如果半塔集一丟，江北指揮部指揮中樞被迫撤離，皖東根據地很可能土崩瓦解，東進一年多的成果會完完整整地交還給頑軍。這不是簡單的一城一地得失，而是整個戰略布局的命脈所在。

周駿鳴的態度很堅決，幾乎可以說是“頂著壓力”堅持。他的意見得到了鄧子恢的支持。作為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當場拍板，同意固守，隨即報告中原局和江北指揮部，要求立即調集更多援軍，同時在政治上穩定部隊情緒，強調“守住半塔，即是守住東進路”。

這一次堅持，改變了這場戰役的走向。

四、十晝夜苦戰：以守待援，合圍反擊

自3月21日戰斗打響起，半塔集進入了連續十天的高度緊繃狀態。頑軍憑借兵力和火力優勢，一波接一波發起進攻，尤其在前幾日，對東北、西北兩個方向的進攻幾乎沒有間斷。街巷、堡壘、屋頂、村口，都成了反復爭奪的陣地。

在援軍尚未大舉到達前，半塔守軍能依靠的，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地形和早已準備好的陣地工事；二是教導大隊和地方武裝的頑強意志。不得不說，對這些數量并不大的新兵、學生兵和女兵來說，這十天是極其殘酷的考驗，他們在極短時間內從“不懂打仗”，被戰火生生“硬化”為真正的戰士。

與此同時，中原局和江北指揮部的增援部署逐步展開。路西方面，接到命令的新四軍第五支隊主力開始回援。羅炳輝率部從路西強行軍東返，途中還要防備桂系頑軍和日偽的阻截。江南指揮部方面，陳毅、粟裕得知半塔有險，也決定從南邊伸出援手，派葉飛率領的挺進縱隊向蘇皖邊移動。葉飛部隊在連續五天的急行軍中，多次與日偽、頑軍遭遇，每戰皆求速勝，避免被拖住手腳。

可以看出，這場戰斗的難點真正不在“反攻”，而在“前一階段的死守”。如果半塔集守不住，或者提前自行突圍，后續趕來的援軍就很難對韓德勤部形成“合圍反擊”態勢，只會變成支離破碎的拉鋸戰。

時間來到1940年3月28日。連日攻擊不利，加上新四軍各路部隊紛紛向半塔方向靠攏，韓德勤意識到，如果再不收手，自己可能反被圍住。當晚，他下令部隊開始撤退，準備擺脫戰場，尋找新陣地。

然而，新四軍方面已經不打算放他輕易脫身。3月29日，江北指揮部發出反擊命令，各路新四軍部隊和地方武裝從不同方向出擊，追擊撤離中的頑軍。路西回援的主力、江南趕來的挺進部隊、路東堅守后的機動分隊，形成了相互呼應的追擊態勢。

這場戰斗持續到追擊階段，才算真正拉開“反攻”的架勢。根據后來的統計，半塔保衛戰中，新四軍共殲滅頑軍有生力量3000余人。津浦路東各地的頑固勢力被大部摧垮，當地的頑政權結構也隨之瓦解，為進一步發展根據地騰出了空間。

從戰例角度看，這是一場典型的“小兵力固守待援、轉守為攻”的防御戰。前期守得越堅決，后期援軍一合圍，收獲就越大。半塔保衛戰難就難在前八天頂住壓力的死守，也贏在這一段“硬撐”。

對整個華中抗日戰局而言，半塔保衛戰還有更大的意義。由于韓德勤部被牢牢牽制在路東，桂系頑軍在路西的動作也受到影響，這為津浦路西對桂頑作戰贏得了時間和空間。韓、桂兩股頑軍的“東西夾擊新四軍江北部隊”計劃被徹底粉碎，新四軍在皖東、淮南乃至更廣大華中地區的布局，趁此機會扎根鞏固。

有一句評價后來廣為流傳：“在華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黃橋。”這話雖然略顯凝練，卻大體點出了時間順序和相互牽連。半塔保衛戰打出了東進通道的安全感，也為后續一系列著名戰斗打下了基礎。

戰后，來安縣在1958年開始修建半塔烈士紀念塔，以紀念在這場戰斗中犧牲的指戰員。1964年，當地縣委、縣政府寫信給曾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的張云逸，請他為半塔保衛戰撰寫碑文。張云逸自覺這場戰斗是在中原局書記劉少奇領導下取得的勝利，起初堅持推讓，希望由劉少奇執筆。

劉少奇則反過來認為，真正有資格寫下這段歷史的，是那些在一線浴血奮戰的指戰員。經過一番謙讓和鼓勵，張云逸最終執筆寫下《半塔烈士紀念碑記》。碑文中有一句話，提到了當年路東守軍的關鍵人物和十天苦戰的情形：

“……此時，我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同志和第五支隊副司令員周駿鳴同志在路東指揮第五支隊教導大隊四百余人固守半塔集，并以一個營及地方游擊隊奇襲頑軍側背，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苦戰十晝夜，擊退頑軍多次進攻，半塔陣地，屹立不動，直到我軍路西大捷……”

這段文字，在當時只是平實敘述，卻把“不能突圍、堅持固守”背后的壓力和分量點得很清楚。

周駿鳴在半塔保衛戰中所起作用，由此可見一斑。戰后，他繼續在部隊任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華東軍區參謀長。1954年11月，他調往地方工作，出任水利部副部長，因為離開部隊建制，也因此錯過了后來軍銜評定。

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據說還感到頗為惋惜。不過，在周駿鳴自己看來，這樣的“缺憾”并不值得計較。他后來曾輕描淡寫地說過一句話：“見證革命勝利已是無上光榮。”話不多，卻與他當年在半塔集堅持固守的選擇一樣，帶著一種很樸素的倔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