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遼寧省朝陽市長劉相榮歷經一年被宣判無罪：假的畢竟是假的

1997年7月2日這一天，在北京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39號，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紙終審判決發出，改變了一位地方主政干部的命運。就在那份判決書上，“撤銷原判，宣告無罪”十二個字，結束了長達一年多的羈押與爭議，也讓遼寧朝陽不少上了年紀的市民長舒一口氣。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老朝陽人心里，這并不只是一個案件的結束，更像是對自己多年判斷的一次印證。因為在他們眼里，劉相榮這個人，怎么都不像個“貪官”。然而，從1995年秋天被帶走，到1996年夏天被一審判刑，再到1997年夏天終審改判，這一連串的起伏，并不簡單。

把時間稍稍向前撥回去，故事還得從1995年8月底的一次經濟案件說起。

一、“杜玉霞的口供”與1996年的那場宣判

1995年8月28日，遼寧省朝陽市雙塔區檢察院立案辦理一件看似常規的經濟案件。涉案的是朝陽與香港合資的華星房地產開發公司，總經理叫劉興巖，副經理叫杜玉霞，涉嫌私自刻制公章、挪用30萬元資金被依法傳訊。

當天的審訊并不平靜。第二天，杜玉霞突然提出，要見一見區檢察長。辦案人員把檢察長請到審訊室后，她拋出了一條足以改變整個案件走向的供述：曾兩次給朝陽市長劉相榮送過錢，每次一萬元，另外還送了一臺29英寸彩電。

在當時的語境里，“市長受賄”六個字分量極重。區檢察長并沒有立刻“順水推舟”，反而當場提醒她：劉相榮是市長，多年來在朝陽建設上是有成績的，如果是誣告，要負法律責任。就這一句話，也能看出當時基層辦案人員心中的猶豫。

不過，很快形勢發生變化。檢察機關在搜查劉興巖辦公室時，發現了一個筆記本，上面有記錄向劉相榮行賄的字樣。這樣一來，“口供+筆記本”，案情似乎開始“明朗”。

當天晚上11點，雙塔區檢察院將情況緊急上報給正在喀左縣開會的朝陽市檢察院檢察長。檢察長趕回后，決定由副檢察長兼反貪局長親自出面，對兩人的供述再做核實。接下來，圍繞著三次所謂“行賄”的細節，被一條條寫進了卷宗。

根據后來形成的案卷記錄，三次“行賄”大致是這樣被描述出來的。

一次是1993年九、十月間，杜玉霞從劉興巖手中取出1萬元，裝進信封，送進市長辦公室。理由是“港商對市領導支持工程建設表示感謝”。她在供述中，把當時的話都復述得很細：“這是我們老板的一點心意。”劉相榮則據稱說了句“等大樓蓋好了再說”，表示推辭。

第二次被說成發生在1994年六、七月間，金額仍是1萬元。說法是為了感謝市長為華星公司減免稅，又去市長辦公室，將錢放在桌上。

第三次，則與一臺29英寸的東芝彩電有關。案卷里寫著：1994年年底，華星公司從“出國人員服務公司”買回6臺日本彩電，杜玉霞奉“港商指示”，與劉興巖開車將彩電送到劉相榮家里，讓其小兒子下樓搬，隨后市長夫人拿出兩疊人民幣，最后杜玉霞收了5000元。

從紙面看，時間、地點、金額、經過，都“有條有理”，如果只看文字，很容易被“說服”。也正因為如此，1996年6月19日，遼寧省朝陽市雙塔區法院在雙塔區檢察院起訴的基礎上公開開庭審理后，當天下午當庭宣判：認定劉相榮受賄29630.6元，判處有期徒刑8年，沒收全部“贓款”。

宣判現場的情景，在后來不少報道和回憶里都提到過。許多在場群眾并沒有露出“看清一個貪官真面目”的輕松，而是震驚和不解。當法警把被告人押離法庭時，人群居然不顧阻攔地涌上前，很多人搶著和他握手。劉相榮激動落淚，高聲喊出“蒼天在上，人民萬歲”。

那一幕的沖擊力，確實很難從簡單的文字中還原。但至少有一點，已經非常清楚：在老百姓心里，這位市長和普通印象中的“受賄犯”，并不相符。

二、從農家子弟到朝陽市長：一個“太笨不會貪”的人？

要理解當時的反差，不得不把鏡頭拉得更長一點，看看劉相榮幾十年前走過的路。

劉相榮1940年出生在山東聊城農村，一個窮得不能再窮的農家。祖輩幾代人，都離不開土地，典型的“面朝黃土背朝天”。在那樣的家境下，他能在1960年考上北京大學化學系，說是“草窩里飛出金鳳凰”，一點也不夸張。

上北大八年（含學習和“文革”特殊時期），他卻一直過著極為拮據的日子。身邊同學后來回憶，他的衣服幾乎件件打著補丁，就連畢業照上，看起來“肩膀挺括”，其實是兩塊補丁撐起來的。作業本多半是別人用剩翻過面的舊本子，從永定門火車站到學校，他常常舍不得花幾毛錢車費，直接背著行李走回去。

這一點并不是為了塑造什么“苦行僧”形象，而是說明，這樣的生活習慣，其實早早刻在了他的性格里。節儉、摳門，甚至有點“軸”。

1968年，他畢業分配到沈陽冶煉廠，當了一名技術員，一干就是8年多。其間，他一門心思泡在車間和試驗臺上，職位按部就班，從班長、工段長到車間主任，靠的是技術硬、肯鉆研。那時正值工業系統最看重“技術骨干”的階段，像他這樣從工人中一步步提拔的技術型干部，并不稀罕，卻也不容易。

1978年以后，改革開放展開，市場氣息開始進入工廠。1984年，他被調任沈陽一家鋼鐵企業的廠長。那幾年，鋼材緊俏，很多人就是從那會兒“起了家”。但在這位廠長自己家里，親戚要想順水推舟，撈點便宜，卻一點都不容易。

劉相榮的姐姐曾講過一件“小事”。她的丈夫想從廠里買些鋼材裝修房子，希望照顧一下，能按出廠價算，和其他買主一樣。按一般人的想法，給親姐夫一點便利，既不違法也不嚴重。但劉相榮就是不同意，堅持按統一價格、統一手續。結果姐夫氣不過，幾個月不愿搭理她，還反過來怪妹夫“不通人情”。

這種“不通人情”，在很多家庭矛盾里可能會被反復提起，但在他后來的仕途上，卻恰好形成了一條清晰的“線索”。

1988年8月，劉相榮調任朝陽市副市長。第二年3月，接任市長。1994年2月再度連任。按說，這時候他的級別、權力都到了相當的高度。但不少細節，反而顯出了他的“別扭”。

照組織安排，他本可以住進市委大院的寬敞住房，卻選擇在普通小區找了一套兩室一廳，和普通居民做鄰居。他把話說得很直白：不裝防盜門，不要警衛，“沒做對不起老百姓的事，不擔心被人傷害，也沒啥東西怕小偷偷。”這種說法在當時聽著甚至有點“口氣大”，但了解他的人知道，這不是作秀，而是他固有的想法。

兒子結婚時，他定了“三不準”：不準大操大辦，不準四處聲張，喜字不準貼門外。大兒子當場不痛快：“難道我這個市長兒子有罪嗎？”話有點沖，卻也真。后來他自己也承認，雖然當時心里不舒服，但從小耳濡目染父親的作風，心底里還是佩服的。

鄰居們對這位市長的印象，一直是“愛往小區里跑”“能跟人嘮嗑”。誰家有難處，找上門，他愿意出面協調；而當他自己遇到困難，像父親治病、孩子上學那幾年，周圍人也愿意幫忙。這種雙向的信任，是后面很多人堅持為他“說話”的社會基礎。

有一件事，后來在案件中被反復提起，就是1993年前后他父親重病住院。

那年，有一次劉相榮正在單位，突然接到老家兄弟打來的電話，說父親病情惡化，需要馬上手術。趕到醫院一問，手術費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家里老底本來就薄，再加上他當時工資有限，兩個孩子在上大學，確實一時拿不出那么多錢來。在這種情況下，他才接受了別人主動提出的一筆“借款”。

也正是這筆錢，在后來的指控中，被描述成“受賄”。

三、口供中的“受賄”，調查中的“借款”

1995年9月16日，遼寧省有關部門負責人找劉相榮談話，希望他如實說明經濟問題。談話中，他始終堅持：沒有受賄。這種態度，很快換來了更嚴厲的程序。

9月28日，遼寧省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罷免他的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兩天后，他被刑事拘留。10月9日，遼寧省檢察院作出逮捕決定。從那天起，他從一名在任市長，變成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緊接著的偵查、起訴和審判程序，推進得并不算慢。1996年6月19日，雙塔區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并在當日下午宣判。表面看來，一套程序走得有條不紊。但慢慢浮出水面的細節，卻讓人越看越覺得不對勁。

案件見諸報端后，引起了廣泛關注。媒體記者、政法系統內部一些干部、劉相榮的老領導、親屬、朋友，都開始從不同角度尋找線索，試圖查清這幾筆所謂“受賄”的真相。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人足夠“倔”：劉相榮的妻子潘氏。

不得不說，如果沒有她那種幾乎“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固執，這個案子后來能否翻轉，真的不好說。

在她和記者們的走訪調查中，幾個關鍵點逐漸顯現。

其一，時間對不上。杜玉霞的最初口供，說第一次“送1萬元”發生在1993年九、十月間。可根據出入境記錄和相關材料，那段時間劉相榮作為市長，正在帶隊赴俄羅斯考察，根本不在國內。人不在朝陽，錢怎么可能送進市長辦公室？這一點，并非誰“記錯了日子”那么簡單，而是直接動搖了指控的基礎。

第二次所謂“行賄”，也很古怪。口供說是1994年六、七月，為感謝劉相榮為華星公司減免稅，送去1萬元現金。但按文件，那次減免稅是在1992年年底，根據市委、市政府的統一政策執行，屬于規范的政府行為，而不是某個領導“拍板關照”。政策出臺在前，執行也早已完成，隔了兩年再“表示感謝”，邏輯上明顯說不通。

第三個問題在于地點和“見面方式”。劉相榮平時有個規定：凡是女性要單獨進入他的辦公室，必須由秘書陪同，否則不接見。這一點，身邊工作人員都知道。可口供中的幾次送錢情節，卻都輕描淡寫地寫成“直接走進辦公室”“把信封放到桌上”，好像隨時可以推門就進。這樣的細節，經不起交叉印證。

再往深里看，是那筆2萬元錢的性質問題。

前面提到，父親突發重病時，他經濟壓力很大。就在這個節點上，華星公司副經理杜玉霞打電話，說要向市長匯報工程進度。因為項目是當時朝陽市規模最大的外資項目，他很重視，便提出自己去實地看一看。

視察結束準備離開時，杜玉霞拿出2萬元，說了一番話，大意是：“你家有難處，我家開飯店有錢，你什么時候有，什么時候還。”劉相榮反復追問，確認這不是公司公款，而是她個人的錢，這才答應暫借，解決眼前的難題。

這件事，在一審時被認定為“受賄”，而在重新調查中，被多方證實為“借款”。性質的界分，在當時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爭議，但有一個事實很關鍵——錢后來確實還了。

1995年8月，劉相榮得知杜玉霞在供述中，把這2萬元與華星公司的出資人張永杰聯系在一起，也就是說，有人想把這筆錢定性為“港商給市長行賄”。他意識到問題嚴重，隨即約張永杰見面。當面將準備裝修房子的2萬元、再加上湊來的1萬元，一共3萬元歸還給對方，并明確表示：“這是還貴公司的2萬借款，加上1萬彩電余款，請收下，并給我開個收據。”

張永杰當場收下，人也顯得頗為尷尬。了解情況的人后來回憶，這位港商其實私下里挺佩服這位市長——既要為城建項目操心，又不占財物便宜，這種人并不多。

彩電的問題，同樣有細節出入。華星公司當年的幾臺彩電，是走的免稅指標，為了“送人情”方便，由買受人自己付錢，企業提供渠道。潘氏委托杜玉霞，花錢買了一臺，當場交了5000元定金，剩余的款項準備與其他幾位購買者一并結清。在這種情況下，彩電更接近于“代購”，與公司向市長贈禮，是兩回事。

這些情況，在案件發酵后，被記者整理成文章公開發表，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標題叫《問蒼天，劉相榮何罪之有》，列舉了13處疑點。這篇報道，加上大量書面材料與證人證言，為后來的復查提供了重要線索。

值得一提的是，潘氏并沒有選擇去找“關系”，而是與家人商量后，決定通過法定渠道。她讓大兒子帶著申訴書和關鍵證詞，直接上北京，向全國人大反映情況，人在北京一住就是很長一段時間。而她自己留在沈陽，挨個向省里相關領導反映，盡可能把材料、事實講清。

這種奔波，說起來輕巧，真正做起來，身心壓力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已經一審有罪的前提下，很多人其實不抱太大希望。她仍舊咬牙堅持，確實需要相當的決心。

四、聯合調查、無罪判決與“假的畢竟是假的”

隨著申訴材料陸續送達，北京和遼寧的相關機關開始關注這起案件。全國人大、最高人民法院、遼寧省人大常委會、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接到劉相榮申訴狀，以及一些政法干部、記者寫來的信件后，決定組成聯合調查組，對案情做一次徹底梳理。

聯合調查不是簡單看看卷宗，而是重新調取原始材料，核對證言，詢問相關人員。就在這期間，杜玉霞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她開始實事求是地承認，那2萬元是借給劉相榮的家庭借款，而非所謂的“行賄款”。

隨著關鍵證言的回收和證據的重新審查，那三次“受賄”的時間、地點、資金來源、款物性質，都顯露出與原判決不符的地方。有的屬于事實錯誤，有的屬于法律適用不當，還有的干脆就是拼接想象出來的“完整鏈條”。

1997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裁定，正式撤銷遼寧省朝陽市雙塔區法院1996年的刑事判決，認定原審定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改判劉相榮無罪。同時，將此前已被沒收的29630.6元予以退還。

這一刻，對當事人來說，不僅是人身自由的恢復，更是名譽的挽回。對于朝陽當地不少老百姓，這個結果也印證了他們長久以來的直觀感受。

獲釋后，劉相榮在接受采訪時說過一句話：“假的就是假的，我們有證據，所以相信遲早會勝利。”這句話不華麗，卻透露出一種“笨拙”的堅信——只要事實擺在那里，總有有人會看見。

那天朝陽的街頭，場面非常熱烈。天氣并不暖和，市民卻自發走上街頭，把歡迎的隊伍排得很長。有位上了年紀的老太太，硬是從人堆里擠到他面前，伸手拉著他說：“劉市長，我在朝陽生活幾十年，從沒見過老百姓對當官的像對你這么好的，你值得！”

這一句“你值得”，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極其樸素的評價。沒有復雜的政治話語，只是老百姓用最直觀的標準衡量一個干部——是不是清白，是不是為大家干過實事。

案件的后續安排，也在制度框架內逐步落實。1997年7月26日，遼寧省人大常委會決定，補選劉相榮為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1998年元月，他又被推選為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同年4月，調任遼寧省經貿委副主任，繼續在經濟建設一線工作。

從時間軸上看，從1995年9月被立案控制，到1997年7月獲終審無罪判決，跨度不到兩年，在中國司法史上并不算異常漫長。但對當事人和其家屬而言，每一天都帶著煎熬。

這樁案件之所以被反復提起，并不在于金額數字，而在于幾個層面的意味。

一是可以看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反腐敗力度不斷加大的背景下，基層辦案機關承受的壓力，以及在復雜社會關系中，如何做到“案子要辦，事實也要搞清”的平衡。辦案人員當年的一些做法，現在回頭看，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二是可以看到，當社會輿論、媒體調查與制度內救濟渠道并行時，的確有可能糾正錯誤判決。這一點，對于很多關注法治建設的人來說，具有現實價值。

三是更具體也更細膩的一點，來自普通市民的態度。一位市長，在風光時得到掌聲不算難，難的是在身陷囹圄、被判有罪時，還有這么多老百姓愿意站出來替他說話，愿意伸出手，拉他一把。這種樸實的人情判斷力，有時候比精致的文字更有力量。

試想一下，如果劉相榮平日里只是坐在辦公室，門外長年堵著擋駕的秘書，與群眾隔著幾層門，他還會在被押離法庭時，面對那樣一群不顧阻攔沖上來握手的市民嗎？如果他在分配房子、辦企業事務、處理家屬關系時，哪怕象征性地“照顧一點”，是不是也就無人會為他奔波申訴到北京？

一個干部幾十年的口碑，最終在這一年多的波折中，被極端地驗證了一回。這種驗證方式很殘酷，卻也極具警醒意味。

遺憾的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杜絕冤錯案件。哪怕在程序越來越規范的今天，類似問題仍然會以新的形態出現。不過，從劉相榮案這樣的個案中，可以清楚看到：越是在關乎聲譽與自由的關鍵時刻，越需要堅實的證據，越需要對時間、地點、人物、金額的絲絲入扣的核對，而不是簡單依賴筆錄、推理和“想當然”。

在那份終審判決書上，“宣告無罪”四個字看上去只是形式，卻承載著沉甸甸的含義。它承認了此前判決的錯誤，也恢復了一位地方干部的清白，更重要的是，給無數旁觀者提供了一個清晰的信息——哪怕走彎路，只要愿意面對事實，仍有糾偏的空間。

假的，終究還是假的。哪怕在一段時間里被包裝成“真相”，只要還有人較真，還有人愿意一點點去對證據、查檔案、找當事人，遲早會露出破綻。而對于那些行事謹慎、自守底線的人來說，這種“遲早”，是他們愿意耗費心力去等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