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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吳藕汀先生《藥窗雜談》,此書乃先生晚年隱居嘉興時,致摯友沈茹菘的十六年書信結集。作為集畫家、詞人、版本學家于一身的通儒,吳老以“藥窗”為號,于困頓中堅守精神豐盈。書中縱論書畫戲曲,臧否人物世道,言辭犀利而直指人心,盡顯獨立風骨與藝術良知。在喧囂當下,重讀這些文字,如服一劑清醒的“清涼散”。愿這份久違的真誠,伴您在藝術幽徑中篤定前行。
?藥窗雜談
文丨吳藕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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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任伯年的看法與你不同,我以為任伯年仍然是“臨摹派”,不能與齊白石相比。齊白石的畫比吳昌碩要好,好在他的“抑”——“拙”,吳則“揚”過之而“抑”不足,還不及王一亭。一個藝人要有自己的性格表現,而任伯年沒有,不過承其前人余緒而已。齊則不然,“拙”是他的性格,吳昌碩的“巧”也是他的性格。要在藝術道路上發揮自己的性格,才是正當的道路。任伯年、吳秋農以下的許多人,在藝術基礎上已經到家,但還沒有發揮自己的性格。我說藝術上發揮自己的性格,就是力學上的“離心”作用,不過要像地球那樣,仍然要在太陽的引力圓周范圍內運動。梅蘭芳、周信芳的京劇,張鑒庭、黃異庵的彈詞,都是由“離心”而發揮了自己的性格。清朝人以及近代人填詞,很少人能夠發揮自己的性格,都是在文字上打轉,所以總不及北宋人那樣自然有生氣。
1978年7月26日
關于“藝”和“技”的問題,三天三夜也講不完。我記得有一段故事,人名已忘了:有兩位畫家在皇帝的金殿畫了兩幅花卉。一個人(好像是個道士)畫的蜜蜂、蝴蝶(或許是鳥)都飛來,當它是真花;一個人畫的并無蟲禽之類飛來。人家問他孰好,他說:我好。因為我是“藝”,而他是“技”。總之,“藝”要把自己的人也放進里面(當然不是形,而是性格),“技”則不然。袁雪芬說,要把自己投入到戲里,可能也是這個意思。故而我說,任伯年、吳秋農還不能把自己投入畫里,沒有產生“離心”的作用。
1978年8月11日
本文摘錄自《藥窗雜談》中華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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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昌碩-設色梅花-紙本設色-97×55cm-西泠印社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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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昌碩-墨荷-紙本水墨-149.5cm×71cm-西泠印社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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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花鳥冊頁》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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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菠蘿菊蟹頁-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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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蟹-紙本墨筆-50.6×46.3cm-中國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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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牡丹-紙本設色-40×27.5cm-北京畫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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