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潘天壽先生的詩與畫

中國詩書畫一直相通，近現代畫家、美術教育家潘天壽先生即留有不少詩作，其詩作作也像他的畫作一樣，反復寫、反復改，他到靈隱、黃山、雁蕩山等處，總是先有詩情，然后才有畫意并訴諸筆端。近期出版的《江山多嬌：潘天壽詩畫錄》即從多種角度論述了潘天壽先生的詩書畫。

潘天壽先生的詩做得好，早就業內公認，只是現在懂的人不多。

我自己也是一樣，常常翻看《聽天閣詩存》《潘天壽詩存》《潘天壽詩集注》等書，也僅僅只是感覺老先生的詩寫得好而已，但是具體怎么個好法，弄不明白。說實在的，這也不能全怪我，畢竟現如今早就不是寫詩讀詩的年代了，像吾輩這樣幾乎完全脫離舊文化土壤，不學無術，且缺乏古典文化常識的人來說，實不能真切領會潘天壽舊體詩的用典和妙處；即便是他寫的新詩照樣也不甚了了。

潘天壽（1897－1971）

但是，正如潘先生自己非常重視詩與畫的統一一樣，我覺得要真正理解潘老先生的藝術，他寫的詩是不得不重視的內容。可基于上述種種，我又僅僅只能從力所能及的最基礎的事情出發，即把目光所及稀見的詩、書、畫，與潘先生的行蹤或交游結合起來做一些考察，把零碎的材料作一勾連，看看能否串起往昔的某些真實斷面。這樣做一方面仍是想為老先生找尋一些稀見的詩文書畫作品，另一方面則是為其所作詩畫考證出一點可靠的創作情境。這是我近些年來在潘天壽研究中比較感興趣的內容。當然，最后等于只是為畫家的一些游歷及與此相關的詩書畫做了一點點記錄而已—這也大致便是本書書名，及這幾篇長長短短文章的來由—這些詩畫總體上無疑是展現了祖國大好河山“江山多嬌”的。

我最基本的愿望，仍是想把潘天壽研究的材料做地扎實深入一點，把一些語焉不詳的事情盡量搞得明白一點。當然也想繼續圍繞著“讀圖”，并借助于詩畫作品使得文章的可讀性更強。此外，多少也會利用所覓得的詩作，作一點同一首詩不同字句上的比勘箋注，并借助他人的注釋對詩中若干典故作些說明。如此，或許可以讓一些塵封的史料變得生動可感，更便于我們真正讀懂潘天壽的詩，也利于更好地讀解潘先生的畫，并進而更實實在在地讀懂潘天壽這個人。

潘天壽山水畫

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潘先生的一些詩作也像他的畫作一樣，反復寫、反復改，并反復抄寫了送人。而像靈隱、黃山、雁蕩山、莫干山、湖州、廣州等處，去了至少三次或更多；去了總是先有詩情，然后才會有畫意并訴諸筆端，個別地方每次去都能寫出不同的詩。此或正合了“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序》）。對于畫家來說，是不是可以補充一句：舞之蹈之不足而圖之。

潘天壽山水畫

事實上，也恰恰有賴于諸多圖畫及詩作書跡，才使得潘先生早年的若干詩作得以傳世。書內多次提及的《南海觀音跳一角》圖就是這樣的例子。諸如此類，多多少少是以往的潘天壽研究中所忽略的重要內容。我想這大概也是我所做的這點工作的意義。另外像《潘天壽詩集注》中把《禹廟》詩最后一句“為報艱辛起陸沉”的“陸沉”釋為“先生以此詩砥礪民眾，至今父老人民仍牢記大禹精神，奮起抗戰，起祖國于陸沉”，應該就是未考證清楚此詩作于1956 年而產生的誤解了。而“翻翻鷗鳥自忘機，眉外斜陽水外肥。釣罷歸途閑眺望，輕舟已過舊漁磯”這一題畫詩，現能見畫上所題比1950 年《漁磯罷釣》更早的是1945 年的

一幅，只是字句略有推敲罷了。此類畫上題詩的例子還有不少，一方面說明潘天壽詩畫藝術上成熟的時間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早，另一方面也常常提示我在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之前不要妄下結論。

近現代美術史研究的難點之一，便是材料太多，紛繁蕪雜，且新東西迭出，似乎罕能盡賅。本書內的關于《竹谷圖》，三次雁蕩之行，《臨黃賓虹山水》及普陀、廣州、黃山、莫干山、山東之行考證的八篇文章是曾公開發表的，但是此次結集成書時，均修正了不少錯誤，并較之前增補了不少重要的材料。比如有關

雁蕩詩畫的事，從郁重今《西泠鴻雪》中所載夏承燾為郁氏所藏潘天壽詩書畫卷尾的跋中可知，瞿禪先生當時應書一闋《臨江仙靈巖病起招鷺山》贈予潘先生。因其有寫道：“右臨江仙一首，甲申九月初到雁蕩作。十年前，天壽兄嘗寫示雁蕩詩多首，寫此詞為報。茲復寫奉重今兄笑正。”這一新獲文獻對于深化潘、夏二氏的詩畫酬唱是重要的補充。而書中的其他文章雖然都是首次發表，但在我自己這里，也是時時增補。但即便如此，定然也還是有很多的錯誤和不足，似乎永遠沒有寫完的時候。因而此次成書，只能算是我個人一個階段性的工作匯報。

文獻中的潘天壽山水畫

文獻中的潘天壽山水畫

這肯定不是什么客套之辭。實際上，我曾打算循著老先生的行跡各處都實地走訪一遍，即便有些地方曾經去過，也想著再去感受一下，可能會有不同的收獲—但最終這一計劃基本沒有落實，而原本通過這種類似田野考古的工作，或會尋得諸如檔案之類的一手文獻，那樣一來很多當事人游蹤的紀年就毋需作無謂的推測了—而這顯然成為本書最大的缺失。另外，當面對以王中秀為代表的《黃賓虹文集全編》《黃賓虹年譜長編》，及以北京畫院為主體編撰的多卷《齊白石研究》、張濤的《君是人間惆悵客：齊白石京華煙云錄》等大量近現代美術的優秀研究成果時，常常會讓人有時不我待的一種緊迫感：覺得潘天壽研究在文獻的廣度和深度，及敘事的立體性和生動性方面，好像已經大大地落后于20 世紀傳統“四大家”里的其他幾家，而這好像讓坊間覺得以潘天壽的藝術水準，其相關研究理應便該如此似的，我認為這顯然不對。可是，我自己具體該怎么做，說實話也不清楚。所以，只能是循著感興趣的一些內容繼續小打小鬧，具體有沒有用處概不知曉。當然確實也想盡可能讓文章在可讀性和參考度上能有點不一樣；并繼續持守住最基本的客觀公正的“史識”，來還原真實準確的“史實”。

坦白說，關于潘老先生，我最終有個雄心是寫一部關于他的電影腳本，因為我覺得老先生的藝術人生直如一部電影一般引人入勝。我也至今猶記在讀宋秉恒《同潘先生相處的日子》文末時，那種內心被刺痛的感覺，他是這樣記述的：

最后的感人至深的印象是在1970 年春節。學校已遷分水，我在陽浦參加建校勞動，家屬被迫遷居在潘先生的樓上（即現在紀念館樓上）。當時先生健康大損，衰弱得行動都不方便了，所以不曾要他下去，留在杭州。他終日躺在門背后的一張藤榻椅上，開著一條門縫，從門縫里凝望著門外，呼吸點新鮮空氣。我家進出上下，要經過他家門前。那年春節放假回家走過他門口時，我看到潘先生還是那張靜穆安詳的臉，只是格外消瘦，格外蒼白了。他隔著門縫在望我，向我微笑，不曾作聲，也沒有講一句話。我看見了，沒有敢多停留，沒有講話，也只是微笑著點點頭，用目光表示互告平安！互祝健康！這是潘先生留給我最后的印象! 沒料到這是一次訣別。

這一場景像一幀電影鏡頭的定格一般讓我印象深刻—人生浮浮沉沉，雖曾幾度輝煌，終歸如枯葉般被雨打風吹去。我曾難免唏噓：我們自認為所做很重要的事最終真有什么意義嗎？我們究竟應該讓自己成為什么樣的人呢？人究竟應該怎樣面對我們所生活著的這個世界？但現在，我寧愿相信潘老先生雖然晚景看起來令人悲傷，但在他自己卻可能因內心通達而泰然自若地“靜穆安詳”。正如他這一生最后的詩作《己酉冬被解故鄉批斗歸途率成》其中二首所寫的：

千山復萬山，

山山峰巒好。

一別四十年，

相識人已老。

入世悔愁淺，

逃名痛未遐。

萬峰最深處，

飲水有生涯。

內里透著一種哀而不傷的淡然。我想大抵人生確實可能原本就都毫無意義，每個人不過茍活而已罷。

（本文為《江山多嬌：潘天壽詩畫錄》后記》）

《江山多嬌：潘天壽詩畫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