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一期唯一被開除的學生，我黨高級將領，蔣介石一生的死敵

1938年7月的西安，暑氣悶人。午后五點多，一位身材瘦削、戴著眼鏡的中年人從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院門走出，步伐并不急。誰也沒想到，這一轉身，竟成了他留在人世間的最后背影。幾小時后，這個人悄然“消失”，再無音訊。他的名字，叫宣俠父。

很多人是通過“黃埔一期被開除的唯一學生”這句話記住他的。時間往前撥回十四年，從西安移到廣州，從西北黃土到珠江邊上，一個看似普通的處分決定，悄悄改變了幾個人的命運，也讓蔣介石從此多出了一位終身死敵。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當年在紙上寫下“開除學籍”四個字時，大概不會想到，自己親手趕出校門的這個年輕人，將來會在馮玉祥軍中鼓動抗日，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在隱蔽戰線上為中共中央送去情報，又在西安把他麾下的大將和高級軍官一個個拉到八路軍的會客廳里談心。兩人的糾葛，從黃埔軍校那間不大的校長辦公室開始，延伸到抗戰的暗夜之中。

一、從諸暨書房到黃埔校場

1899年，宣俠父出生在浙江諸暨一個讀書人家庭。祖父、父親一邊教書，一邊務農，日子清苦，卻把家里唯一值錢的東西——書，都推到孩子面前。家庭條件有限，氣氛卻不寒酸，讀經、寫字、吟詩，成了少年宣俠父每天離不開的活計。

舊學根底扎實，他很早就顯露出不同一般的讀書天分。1916年，17歲的宣俠父考入浙江省立特種水產學校本科漁撈科。這一選擇看起來有些冷門，卻反映了當時不少青年的想法：掌握一門實用技術，將來為國家自強做點實事。

在校期間，他又憑成績拿到公費名額，赴日本留學。這一步走出去，視野一下打開。日本當時是各種思潮涌動的地方，中國留學生聚在一起，討論的話題已不再局限于專業知識，而是“救國之道”。宣俠父在那里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開始閱讀有關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著作，同時參加留學生的愛國活動。

抗議、演講、請愿，這些行動在日本當局看來很刺眼，在北洋政府眼里也“不安分”。不久，他因為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被取消公費資格，被迫回國。有人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場挫折，但對宣俠父來說，這反而像是一種催促——人生的方向已經出現，再不只是“留學回來謀一份體面工作”。

回國后，宣俠父沒有久作猶豫。1920年前后，他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很快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那時中國共產黨還剛剛成立不久，成員不多，多數又集中在幾個城市，組織基礎薄弱，但信念卻格外堅定。宣俠父這類接受過新舊教育、又有留學經歷的知識分子，在其中占了不小比例。

1924年，廣州傳來消息：孫中山在蘇聯幫助下創辦黃埔軍校，準備為國民革命培養新式軍隊干部。國共第一次合作剛剛展開，中國共產黨也抓住這個機會，決定選派一批優秀黨團員進入軍校學習，一方面掌握軍事本領，一方面在國民黨軍隊中開展政治工作。

宣俠父受組織委派，從上海出發，帶著陳德法、石祖德、胡宗南等十余人南下，奔向廣州。他本人是黨員，很多同行者還是團員或進步青年，這支隊伍既像學生，又像“政治工作骨干預備隊”。就這樣，25歲的宣俠父，成了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之一。

1924年6月16日，黃埔一期開學典禮在長洲島舉行。五百多名新生穿著灰色制服，腳上是草鞋，整齊列隊，等待孫中山檢閱。環境艱苦，氣氛卻非常熱烈。孫中山在臺上講話，為他們描繪國民革命的藍圖；臺下這些年輕人，很多還不知道自己將來會面對怎樣的命運，只覺得肩上多了一份責任。

在這批學員中，宣俠父屬于年紀偏大的那一類。大多數同學二十出頭，他已經二十五歲，又有留學經歷，談起國際形勢、中國革命的前途，常常信手拈來，再加上性格爽朗，能講會說，很快就成了同學間的“主心骨”之一。有人形容他“論今說古，極善辭令”，這其實一點也不夸張。

黃埔軍校的校長蔣介石，也很快注意到這位老鄉。蔣介石出身奉化，同屬浙江，向來對同鄉格外看重，再加上他有“伯樂相馬”的習慣，見到有能力的年輕人，總要想辦法拉到自己身邊。可以想見，剛開始時，他看宣俠父的眼光，大概帶著幾分欣賞，甚至有點期待。

二、黃埔沖突：一紙報告撕開裂縫

矛盾的導火索，出現在1924年夏天。

7月6日，根據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建議，孫中山在黃埔軍校成立特別黨部，作為學校的最高黨務領導機構。經選舉產生，五名執行委員中，除蔣介石之外，其余四位都是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國民黨員。結果擺在那兒，蔣介石心里自然有些不是滋味。

名義上，國共正在合作，孫中山提倡“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但蔣介石心里有自己的盤算：黃埔軍校在他設想中，是培養一支能為其所用的嫡系力量，而不是任由共產黨在內部發展、擴大影響。只是那時他在黨內軍中權力還未坐大，面對選舉結果，一時難以公開發作，只能強忍。

幾天之后，矛盾找到了一個突破口。7月11日，蔣介石以校長兼特別黨部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的名義，下達了一道命令：不經選舉，直接指定各學生區隊的黨小組長，并規定這些小組長每周要向校長本人書面匯報黨內活動和工作情況。

這份命令一傳到學生中間，議論馬上多了起來。黃埔軍校創辦時間不長，內部民主氣氛還比較濃，很多學員習慣通過討論、投票來決定班級和黨團組織的人選。突然由校長“欽點”黨小組長，再加上要求越過組織層級直接向校長匯報，怎么看都像是在搞個人監控。有些學生心里雖然不舒服，卻不好明著說，只能在私下嘀咕。

有意思的是，在蔣介石擬定的黨小組長名單里，宣俠父的名字赫然在列。按常理推測，許多人會認為：既然被指定為“骨干”，多少算是一種重視，能不吭聲就不吭聲，反正自己的位置穩了。宣俠父卻偏偏反其道而行。

他鄭重寫了一份報告，直接送到校長那里，措辭不激烈，卻很明確：由校長指定黨小組長，既不符合黨內組織原則，也有違民主精神，希望收回成命，由各小組自行選舉。短短幾句話，把問題點得很清楚，也把自己的態度擺到了臺面上。

報告送到蔣介石案頭，引發的反應完全可以想象。黃埔軍校是他本人的心血工程，他正試圖在這里樹立絕對權威。現在居然有人不但質疑他的決定，而且以“組織原則”“民主制度”來反駁，這在他看來已經不是一般的意見，而是對權威的挑戰。

蔣介石表面上沒有立刻翻臉，而是以“校長兼老鄉”的身份把宣俠父叫到辦公室，打算恩威并用。談話一開頭，他便解釋說：這個名單并非自己一人決定，而是有關人員共同商量的結果，“你也在其內”。話里話外，希望宣俠父能體諒，并順勢收回報告。

宣俠父的回答，卻沒有順著這個坡往下走。他強調，對被指定的人選本人沒有意見，不過人選產生的程序確實不當，違背了黨的組織法，也傷害了黃埔剛剛建立起來的民主空氣。這番話講得很平靜，卻直指要害。

在蔣介石看來，這種“針鋒相對”實在刺耳。他當場表示不滿，語氣也轉硬：“你趕緊收回這份報告，我可以不加追究。”這已經是帶威脅意味的警告。

宣俠父并未退步，只留下一句：“應不應提意見，責任在我；接不接受，權在校長。”既承認自己承擔后果，又不準備撤回原有觀點。緊接著，他又進一步指出，要求黨小組長直接向校長匯報黨內活動，實際上是把黨的基層組織變成了某個人手中的工具，甚至容易淪為監督同志的特務機構，這同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精神并不相符。

話說到這個份上，蔣介石已經完全壓不住怒火。當場下令將宣俠父關進禁閉室，限三日寫出悔過書，否則嚴懲。

三天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足夠一個人反復權衡利弊。對許多年輕學員來說，在黃埔軍校這樣的平臺接受軍事教育，是難得機會；為了“前途”，認個錯，寫份檢討，也未必不能接受。宣俠父卻選了另一條路。

三天后，蔣介石再度把他叫到面前，開門見山詢問悔過書寫到哪里了。宣俠父給出的回答只有一句：“學生無可悔過。”態度堅定，話卻不多。

這一句，徹底堵死了調和的可能。蔣介石當即簽發手令，交第二隊隊長執行：“該隊學生宣俠父，目無師長，不守軍紀，再三教育，堅拒不受，著即開除學籍，即令離校，以伸紀律，以正校風。中正。”至此，黃埔一期唯一被開除的學生誕生。

消息傳出后，在校黨代表廖仲愷頗感震驚，急忙出面調解。他先去找蔣介石，試圖緩和矛盾。蔣介石強調軍校紀律至上，宣俠父“目無師長”，已經觸碰底線，“我校長可以不做，但絕不能姑息縱容”。這番話，既是對外的理由，也是他自我說服的依據。

廖仲愷隨后又找到宣俠父，委婉勸說：你的意見本身并沒有錯，但堅持要求“收回成命”，容易損害校長威信，不如從大局出發，先由他把報告從蔣介石那邊取回，算是你愿意撤回意見，這樣既保全了你的前途，也不給校長難堪。

宣俠父的回應，卻顯得有些“倔”：個人事業前途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風氣、防止獨裁作風事大。幾句話，把輕重緩急完全顛倒到了另一種尺度上。

就這樣，在收到寫悔過書的警告第四天，他提著簡單行李，毅然走出黃埔校門。臨行前，留下一句話：“大璞未完總是玉，精鋼寧折不為鉤。”這有點像是給自己定下的性格注腳：寧肯折斷，也不愿彎成鉤子。

不久之后，周恩來受黨派遣到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等他聽說宣俠父的這段經過，感到非常惋惜：真理在我們一邊，力量也并不弱，事情竟被推到這一步。話里帶著遺憾，也帶著對那段錯失機會的反思。

從此以后，宣俠父在黃埔軍校的經歷成了一段傳奇。呆了不到三個月，卻成了學校歷史上少有的“硬骨頭”，也在蔣介石心里留下了不小的疙瘩。

三、塞外風云與隱蔽戰線

離開黃埔之后，宣俠父并未沉寂。1925年，他經浙江黨組織安排，前往北平，到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身邊工作。李大釗當時正忙于在北方發展組織，聯系各方力量，宣俠父這樣有一定政治素養、又懂軍事的干部，對他非常重要。

不久，李大釗委派宣俠父以國民黨的公開身份，帶一批共產黨人前往張家口，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開展政治工作。馮玉祥當時號稱“基督將軍”，行事風格頗為特立獨行，對新思想、新觀念并不排斥，這讓共產黨人有了活動空間。

1926年，北伐開始，馮玉祥率西北軍出潼關，準備與北伐軍會合。宣俠父當時擔任馮部第二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主要負責官兵的思想動員、宣傳教育等工作。表面上他只是一個“政治部主任”，實際上承擔著將這支舊式軍隊改造成國民革命武裝的重要任務。

局勢發展很快。北伐軍節節推進，革命形勢一度高漲。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政變”，公開背叛革命，開始大規模“清黨”。馮玉祥在多番權衡之后，逐步右轉，與共產黨拉開距離。宣俠父等共產黨人先被排斥，繼而被驅逐出軍隊。

失去公開陣地后，他回到浙江老家，從事地下工作。表面看似“隱身”，實際上仍舊在各地奔走，維系組織聯系。進入1930年代，國際局勢緊張，日本侵略步步逼近，國內反蔣情緒和抗日浪潮不斷涌動。

1932年前后，在國民黨屈服于日本壓力、對外節節退讓的背景下，民間抗日要求日益高漲。就在這種氣氛中，宣俠父再次回到西北軍，來到馮玉祥身邊，擔任其位于土爾溝新村住所圖書館的一名宣傳員。

別看只是個“宣傳員”，實際作用一點不小。宣俠父利用圖書館、俱樂部、訓練班等形式，大量接觸西北軍官兵，一方面宣講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一方面傳播抗日救國思想。他善于演講，邏輯清楚，又能結合軍人們關心的現實問題，慢慢地，一股不同以往的氣息在軍中蔓延開來。

在共產黨人持續努力下，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人漸漸形成了共同的抗日主張。1933年5月，他們在張家口成立抗日同盟軍，馮玉祥任總司令，方振武統領北路軍，吉鴻昌擔任二路軍總指揮。宣俠父則出任吉鴻昌的政治部主任，兼任第五師師長，既抓政治工作，又負部分軍事指揮。

這一年夏天，抗日同盟軍在察哈爾一帶展開作戰。6月，他們收復多地，對日偽軍造成不小打擊。在收復多倫的戰斗中，擊斃偽軍千余人，引起全國輿論關注。多家報刊對這支“民間抗日軍”大加報道，許多普通民眾也是從那時起，第一次在報紙上看到“吉鴻昌”“方振武”“宣俠父”的名字。

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也對抗日同盟軍的行動給予肯定。對共產黨來說，這支隊伍雖然背景復雜，但抗日旗幟鮮明，在當時動員全國力量抵御外侮的局面下，無疑是正面力量。

然而，從蔣介石的角度看，情況就完全相反了。張家口的抗日同盟軍，既沒有接受南京政府指揮，又把矛頭部分指向“反蔣”，客觀上沖擊了國民黨當局對軍隊和抗日話語的控制。更關鍵的是，在他看來，如果不是宣俠父這些“共產黨人”在馮玉祥身邊不斷鼓動，馮未必會邁出這一步。

為了消除這根“刺”，蔣介石首先從馮玉祥入手。1933年8月，馮玉祥被迫通電宣布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離開張家口。失去總司令的旗號，抗日同盟軍實力受挫，但方振武、吉鴻昌、宣俠父等人仍堅持抗戰立場。

彈盡糧絕之后，他們試圖通過與南京政府談判保存力量。結果并不出人意料——談判過程變成拘押的序幕。吉鴻昌和方振武遭到扣押，雖一度設法脫身，逃往天津等地，但終究沒能擺脫追捕。1934年11月，吉鴻昌在天津被捕，后于北平就義。方振武幾經輾轉，逃到香港，1941年回內地準備奔赴抗日前線，途經廣東時遭國民黨特務暗殺。

這條線索往下推，幾乎是一部悲壯的名單。蔣介石對這些堅持抗日又不聽他指揮的人，采取的是“趕盡殺絕”的態度。對宣俠父來說，他當時雖僥幸脫身，卻也被軍統列入重點通緝對象。

1934年夏天，他轉入上海，進入中共中央臨時機關特科工作，改名“楊永清”，以《申報》記者身份活動。上海是當時情報和地下工作極為活躍的城市，各種勢力交織，為隱蔽戰線提供了舞臺，也埋伏下重重風險。

同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外界對這一行動充滿猜測，有的把它說成“潰逃”，有的故意歪曲。宣俠父利用記者身份，積極收集各方情報，再傳遞給黨組織，以便黨中央能更準確把握敵我情況，也能在輿論上爭取主動。不得不說，這類工作往往不顯山露水，卻影響深遠。

1935年，他又化名“宣古漁”，前往香港，承擔上層統戰任務。一方面與國民黨內主張抗日的上層人士接觸，如李濟深、蔡廷鍇等，一方面撰寫報道，揭露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實質。他寫下關于紅軍長征的真實調查材料，用事實打破外界謠言，讓一些原本猶豫的軍政人物看清局面，從而更愿意走向聯共抗日的道路。

正因為在這條“看不見的戰線上”表現突出，他后來被稱為中共抗日隱蔽戰線“三杰”之一，與梅龔彬、陳希周并列——一位被稱“怪杰”，一位為“隱杰”，一位是“英杰”。這些稱呼帶著時代的味道，但背后確實是多年冒險工作的印記。

四、西安暗殺與宿怨終局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全國抗戰全面展開。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矛盾的形態發生變化，公開戰線暫時合流，暗處的斗爭卻并未休止。

1937年2月，應周恩來電召，宣俠父前往西安。西安在西安事變之后，軍事、政治格局非常復雜：東北軍、西北軍的影響力逐漸被擠壓，黃埔系軍官開始占據主導地位。蔣介石借機調整部署，把更多心腹派往西北，以加強中央控制。

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共需要一位熟悉國民黨軍界、又善于統戰和斗爭的干部出面。周恩來見到宣俠父時，還帶了幾分調侃意味：“當年在黃埔無緣見面，今天在西安相逢。這是殊途同歸，是革命的洪流把我們涌到了一起。你來得正好，這里的工作非常需要你。”這句“殊途同歸”說得不虛：一個曾被蔣介石逐出黃埔的學生，如今成了周恩來身邊的重要助手，命運的轉折頗有幾分戲劇感。

到西安后，宣俠父先任周恩來的副手，全面抗戰爆發后，又經周恩來提名，擔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主任。這個職位表面上是聯絡機構負責人，實際負責與國民黨軍政機關、地方勢力打交道，是抗戰時期統戰工作的樞紐之一。

他利用自己黃埔一期出身以及多年的交往基礎，頻繁接觸國民黨將領，特別是西北戰區的高層。有些關系原本就不算陌生，比如胡宗南——當年就是由宣俠父率領去黃埔報到的浙江同鄉，此刻已經成了國民黨重要的戰區司令之一。

據資料記載，胡宗南在西安期間，多次向宣俠父請教游擊戰戰術。兩人談到日本軍隊的特點、戰線的拉長、后方的脆弱部位等問題，最后胡宗南感嘆：“要打日本，只有采取八路軍的辦法。”這一句話，對當時的氛圍來說，已經相當直接。

宣俠父不僅在軍界斡旋，也在社會上層活動，他的口碑不錯，既敢講原則，又懂分寸。他的存在，對中共在西北地區開展統戰工作起到了難以替代的作用。很多原本對共產黨心存疑慮的人，在與他多次交談之后，態度悄然發生變化。

也正因如此，蔣介石對這個昔日“問題學生”的關注度不斷提升。對蔣介石來說，宣俠父具備幾項極危險的特質：黃埔出身，有軍界人脈；性格剛硬，難以收買；對共產黨忠誠，有能力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工作。于是，他曾多次授意黃埔舊友出面，試圖“勸其回頭”，甚至愿意給予高位厚祿。

從一開始，宣俠父的態度就很清楚：立場難變，人情可講。他與老同學、老鄉見面，會談舊事，也會勸他們多想想全國抗戰大局，但對所謂“勸降”，一概不接招。蔣介石從各種渠道得到反饋后，逐漸意識到：當年黃埔時期無法馴服的人，現在更不可能改變。

在這種背景下，1938年7月31日下午的那次“失蹤”，就顯得不那么意外。當天傍晚五點多，宣俠父從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離開，準備回家。路途并不遠，卻成了永遠無法走完的一程。他在途中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勒死后拋尸于馬陵地區一口枯井中，年僅39歲。

事發之后，西安辦事處的同志四處尋找，毫無結果。林伯渠作為軍代表，第一時間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判斷宣俠父極可能遭遇不測，多次向蔣介石方面交涉索人。蔣介石方面一口否認，稱毫不知情。此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一旦承認暗殺八路軍高級干部，無疑等于公開撕毀“團結抗戰”的旗號，因此國民黨方面極力封鎖消息，制造種種“失蹤”說辭。

就這樣，這樁案件在很長時間里成了謎案，只在少數人私下議論中流傳。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線索才逐漸浮出水面。

1951年，原國民黨北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佟榮功被捕，在審訊中交代了自己參加暗殺宣俠父的經過。他提及1938年7月參與行動的細節，確認宣俠父是在西安附近被綁架、勒殺后棄尸枯井。幾年之后，更多材料陸續被掌握。

1988年，原軍統西北區長張嚴佛撰寫回憶文章，再次提到此事。他披露，當年暗殺宣俠父的行動，并非地方軍統人員擅自做主，而是由蔣介石親自下達“秘裁宣俠父”的手諭。換句話說，從黃埔軍校那張開除令，到西安枯井旁的殺機，兩者之間還真有一條隱形的線連接著。

蔣介石為什么要下這樣一個“死手”？從后來披露的情況看，他曾多次要求胡宗南等人設法策反宣俠父，結果適得其反——宣俠父不僅沒有轉向，反而借與胡宗南等人的接觸機會，更深入地影響他們在抗戰問題上的態度。這讓蔣介石非常惱火，也愈發憂慮胡宗南這把槍會不會“跑偏”。

在這種心理驅動下，他做出了“秘裁”的決定，既要除去一位難纏的對手，又試圖消除在西北軍界中不斷擴散的那股“八路軍風氣”。從手段看，非常決絕；從后果看，卻難稱得上穩妥。

宣俠父遇害多年后，人們回顧他的經歷，會發現一個頗為諷刺的環節：這個被黃埔軍校開除的學生，后來卻在敵人內部發揮了遠大于許多“正規軍官”的作用；這個被蔣介石視為“腦后生反骨”的人，從來沒有借機謀取個人權勢，卻始終把心力傾注在抗日救亡和聯結各方力量上。

他沒有死在對日戰場的硝煙里，而是倒在同胞的黑槍之下。就歷史評價而言，這樣的結局帶著強烈的悲劇色彩，也折射出那段年代中多重斗爭的殘酷。

宣俠父的一生并不算長，從諸暨農家的書房到廣州黃埔的操場，從塞外張家口的風沙到上海、香港的隱蔽戰線，再到西安撲朔迷離的一夜，時間軸線并不復雜，人物線卻交織纏繞。他的軌跡與國共合作、分裂、再合作的歷程緊密相扣，也一次次折射出個人與時代之間的張力。

在很多舊照片和記述中，他的形象樸素，談吐卻極有鋒芒。有人記得他在黃埔說過“精鋼寧折不為鉤”，有人更在意他在張家口鼓動成立抗日同盟軍時的堅定神情，還有人提起他在西安與胡宗南討論戰術時的從容。這些細節拼在一起，勾勒出的是一個脊梁挺直、心思清醒的革命者。

1950年代以后，隨著資料逐步公布，宣俠父的事跡被收入各類抗戰史、黨史和人物傳記。他的名字沒有像某些著名將領那樣家喻戶曉，卻在研究者和老一輩革命者的記憶里，留下了沉甸甸的一筆。從黃埔操場上那份“不肯認錯”的報告，到西安辦事處門口那場無聲的告別，中間隔著的，并不只是一串年份數字，而是一整段風云變幻的中國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