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記220：面對西安俑文化，沈巍發問人殉制度是否全球皆有？

3月15日，沈巍在“雨戈”畫展中，面對一幅以“漢代玉俑”為主題的畫作，他提到了“俑”這種文物形式的存在。

他說：

——講到這個俑呢，我這里扯開一下啊。俑呢實際上本身是社會一個進步的產物，就是說，古人嘛，人死了要陪葬，生命陪葬，那么用這個木的來代替。

但是到了孔子手里呢，孔子認為連這個都不能夠，這個他都不能接受，所以才會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始作俑者，其無后乎？

這頭一個做俑來代替的，他應該是沒有后代的，將來斷子絕孫的。

但是我們因為這個俑，實際上我們也是個社會進步，第二個呢，也是一個藝術品種。

比如說這個馬王堆漢墓，還有就是陽陵，漢景帝的這個陵墓里面都有這個俑。其實也就社會進步了。——

來到西安，自然要提到最被人津津樂道的兵馬俑。

而沈巍卻從“兵馬俑”中看到了一種肅殺的寒氣。

在當日晚上上班聊天的時候，當有網友問及兵馬俑兵是否“用活人做的”的時候，沈巍重續了白天參觀時縈繞心頭的問題：

——這個呢，就是今天我已經講到了這個話題。人殉制度，就是世界歷史上的，應該說是一個比較殘忍的制度，但是這個制度，在外國是不是有？好像我沒有看到外國資料上有這個記錄。

好像沒有中國這么嚴重，好像是。這個我可能等一會（查一查），就是你看我們交流的時候呢，就有一種啟發，就是突然之間面臨這個問題，就是中國有這個殉葬制度，外國有嗎？——

的確，中國歷史書上記載的人殉制度，的確有其殘酷的一面。直到明朝，殘酷的人殉制度還死灰復燃，直到明英宗的時候，才徹底地中止了人殉制度。近日在網上被炒得沸沸揚揚的大明盛世，揭開發黃的紙頁，人殉的慘烈依然觸目驚心：朱元璋死后，有后宮四十名嬪妃全部生殉，朱棣也有三十名左右的嬪妃為其殉葬。即使被后世稱為仁厚的任、宣二宗也有至少十名以上的妃嬪宮女殉葬。

那么，沈巍對外國是否有人殉制度問題，提出了詰問，顯然并不是這是他的數據庫中的盲區，而是他暴露出來他的個性的軟肋，就是他對殘忍的事，有一種護痛式的回避。這一殘酷的人殉制度，并不是他愿意去主動接受去了解的內容。

那么，我們找一找資料，看看外國是否有人殉制度。

據黃展岳著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論》（文物出版社,2004.12）一書記載，外國的人殉制度并不乏記載。現摘錄如下：

——古代埃及、西亞兩河流域、印度、日本和我國史書都有關于人殉的記載，而且一再被考古發現所證實。

西亞兩河流域和古埃及的人殉習俗，發生于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時期或階級社會初期階段。在西亞巴比倫尼亞和基什，人殉開始于蘇美爾早王朝中期（前3000年~前2700年）。有些地方持續到早王朝后期（前2700—前2371年）。考古發現的人殉以烏爾（Ur）王陵為最重要，共十六座。每座殉葬數人至數十人。

國王阿卡拉木都（Akalamdng）墓（1050號墓）有殉人四十人。王妃墓（1054號墓）有男性殉人四人。可能是國王阿巴爾吉（Abargi）墓（789號墓）和王后蘇巴德（Shub-ad［Pu-abi］）墓（800B號墓）的墓室周圍有殉人五十九人，多為女性。在墓主不明的1237號墓中，殉人多達七十四人，其中有六十八人是女性③。從蘇美爾史詩《吉爾伽美什之死》（Gi-1-garnesh）中列舉的殉人身份得知，殉人大都是自愿從死的。殉葬在王陵墓室內的殉人較少，他們大都是墓主的親信；殉葬在墓室外的殉人很多，他們大都是家奴、仆從或侍衛。

在埃及，人殉的出現大約不晚于第一王朝（前3100年左右）。考古發現的重要人殉墓是阿卑多斯（Abydos）王陵，它有五百座殉葬墓；薩卡拉（Sakkara）王陵有八百座殉葬墓。第五王登（Den）王陵的周圍有一百多個襯葬小墓，殉一百三十六人。殉者主要是王室親眷和侍從，還有少數高貴婦女（可能是王后）和大臣。據說當時流行著“神圣統治”的教義，國王就是神。

他的身體是神圣的，他的詔諭也是神圣的。他的人格高于國家一切政務之上。甚至他屬下的貴族離開了他的恩典就不能存在。作為神，他死后和其他諸神一同存在。為國王生前服務的貴族和高級官吏盼望國王死后繼續為他服務，同樣靠他的恩典而繼續生存，如同在太陽的永恒光芒照耀下獲得幸福。平民和奴隸，同樣相信全能的神圣統治者，他們生前依存于他，在他死后也希冀能繼續為主人服務，以獲得他的幫助。因此，他們的殉死，頗有可能是自愿的，甚至是求之不得的。

在前蘇聯德聶伯河到伏爾加河一帶，早在青銅時代的橫穴期（前3000年末?前2000年上半期）就流行妻（妾）為丈夫殉葬的習俗。

日本的人殉習俗也有長遠歷史。根據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記》記載，日本在二千多年前的倭日子命時起就存在人殉制度。殉葬的方法是在死者墳墓周圍挖壕溝，讓殉葬的人站立壕溝中生埋之，稱為“立人垣”。這種惡習，直到12世紀平安期才衰落，但到鐮倉時代，隨著武士道的興起，又風行割腹殉葬，至近代仍未終止。

印度是亞洲古代文明發祥地之一。幾千年來，流行著寡婦自焚殉夫的陋習。據說愿意奉行這種習俗的婦女，可成為具有神力的“沙蒂”。當丈夫死后，寡婦即穿上結婚時的服裝，坐在丈夫尸體旁邊，抱著亡夫的頭，不斷念經禱祝，臨近火葬時，她就隨同亡夫坐在柴堆上，聽候“圣火”燃起，自焚身亡。當人們知道這一消息后，便從四面八方來到火葬地點，向她獻椰子和硬幣，以表敬意。這種陋俗，雖然在1829年英國統治時期就下令禁止，但是在印度教盛行的印度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區還時有發生。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亞洲、西南非洲、澳洲、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諸島上的一些原始民族，直到近現代仍保留人殉的習俗。——

但這里提及的區域，不包括歐洲，那么，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希臘文明里，是否有人殉呢？

我們找到美學者保羅·麥克金德里克所著的《會說話的希臘石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03）中有這樣的記載：

——在附近的普爾尼，有一座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150年的公共墓地，人們在那里發現了196個頭骨。在一個公主的密封首飾盒里(大約屬于公元前1400年)，放著140片金制飾品。那匹在她死時殉葬的馬，無疑是她的寵物。在一座祭壇上，發掘者發現了一具骨架，骨架的旁邊還有一把青銅刀，因此，發掘者相信，這是人殉的痕跡。雖然在古典時代的希臘，人殉的事情十分稀少，但在神話(如伊菲革涅亞)和事實上(如撒拉米海戰前夕)都發生過。——

而荷馬史詩中也提到地人殉，這是唯一提到的一次，這就是阿喀琉斯殺死了12名特洛伊壯碩青年為他的好友殉葬，因為“純潔的青年俘虜的血是人的犧牲中最神圣者“。可見西方文明的源頭，也不缺少人殉的蹤影。

前一陣，沈巍云南行回來，就用他的帶著人道色彩的目光，注意到一位曾經流放到昆明的明朝王爺，在他的墓葬中發現了十多名陪葬女性，沈巍就對這位王爺的人性底線發出詰問，直到他來到了西安，從美術作品里的“俑 ”文化到現實情境下更聲勢浩大的“兵馬俑實景”，他都保持了一種冷靜的、審視的目光，過濾這后邊的人性的血腥與酷烈的陰影，并明確地透露出他個人的好惡。

可以看出，他不僅是一個知識的儲備者，更是一種價值判斷的言說者，而這種判斷，并不合乎洶洶物議的俗態思潮，他顯示出了難得的清醒與良知，為此，沈巍表達了他的巡訪興趣與大眾風行之間的齟齬給他帶來的苦惱與矛盾：“我的觀點也不完全對，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有一種世俗的內容放在里面的。我覺得我有的時候，就是我的很多審美情趣呢，真的跟大家是不合拍的。”

而換一個角度，他的另樣的聲音，卻帶來了一種對俗態的新審視，往往帶給人一種醍醐灌頂的明悟。

這才是沈巍話語的價值與意義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