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革命史”研究現狀及其發展路徑新探

近些年來，以“新革命史”視角重新審視歷史時期革命活動的基本情況，逐漸成為了中共革命史乃至中國革命史研究的一個新興領域。具體來說，“新革命史”研究更多地面向傳統史學家較少注意到的社會與民間領域，力圖通過探究社會生活與革命活動之間的互動關系，來全方位地展現革命時期中國基層民眾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活動所產生的真實反應。因此，研究者們不可避免地會把自身研究的焦點放在當時社會所廣泛存在的各類矛盾之上，以期憑此幫助詮釋在“新革命史”視角下特定歷史現象所顯露出的各種現實問題，并通過運用適當的方法來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相對應的解答。

眾所周知，矛盾分析法便是一類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被廣泛用于分析事物本質及其運動規律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新革命史”框架下，矛盾的普遍性主要體現在當時社會的基本矛盾廣泛存在于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同時它也貫穿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過程。與此相對應的，矛盾的特殊性又體現在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矛盾、革命勢力內部的矛盾、革命勢力（或反革命勢力）與廣大民眾的矛盾和廣大民眾內部的矛盾等具體要點內，它們均適用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矛盾處理基本原則。于是，當我們使用社會矛盾分析法，對“新革命史”研究下所浮現出來的各類矛盾加以提煉后，或可對當時革命運動主導下階級社會的整體風貌產生不一樣的理解與感悟。

一、“新革命史”的提出與修正

從李金錚先生所提出的概念上看，“新革命史”是“回歸歷史學軌道，堅持樸素的實事求實精神，力圖改進傳統革命史觀的簡單思維模式，重視常識、常情、常理并嘗試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以揭示中共革命的運作形態尤其是艱難、曲折與復雜性，進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實際的問題、概念和理論”。

用更為通俗一些的語言來說，“新革命史”觀要求我們重新設身處地地回歸到歷史現場，以既不夸大也不貶低的客觀態度，對實際的歷史風貌，尤其是同革命相關的社會事物進行較為全面和具體的還原，用以更加深刻地展現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程與治黨方略。而在擁有此認識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有效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將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從而彌補傳統革命史觀對歷史思考的缺陷與不足。

緊接著，李金錚先生還在提出“新革命史”基本概念的大約一年之后，適時地補充了一些有關“新革命史”所延伸的理念：

(1）“新革命史”的相關研究者是基于歷史地位、個人興趣和精力等因素影響，故而才把主要的研究方向放在了在中國革命史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中共革命史上，但這并不等同于“新革命史”的適用范圍僅限于中共革命史；

(2）“新革命史”這個概念本身并不等同于新的革命史研究，因為在研究者看來，“新革命史”并非僅僅只是不痛不癢地提出新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而是切切實實地通過對傳統革命史觀進行革新以促進整個革命史研究的向前發展；

(3）“新革命史”不是對傳統革命史的全盤否定，而是對其所進行的一種改良、揚棄和超越，并且這也并非是為“新”而新，而是一種長期積累并水到渠成的過程；

(4）“新革命史”仍有許多必須進一步得到完善的地方，例如需要將1949年前后的革命史打通，把農村與城市的情況聯系起來，借鑒民國史學者研究革命史的成果，以及對國民黨的歷史要有充分了解等。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李金錚等學者通過相互之間所進行的探討，已經對于“新革命史”本身初步構筑起了一套較為全面的理念體系。而且，他們還在源源不斷地對其進行擴充和變動，讓廣大歷史工作者們深切體會到了老一輩學者們對于學術研究的嚴謹與專業。

而與此同時，在傳統革命史的敘事體系中，歷史研究往往會顯露出一些令人難以忽視的缺陷和問題，其中，李金錚先生大致羅列了以下幾點：

第一，“革命時期的理論與研究革命史的理念混為一談”。即將原本已成為研究對象的革命時期理論用來指導現在的歷史研究，而忽視掉這些理論作為當時革命宣傳的載體屬性。

第二，“革命者、現實角色與歷史研究者混為一談”。即革命研究者不自覺地將自己變成了革命者，自發地對當時的革命理論和政治話語進行宣傳，從而忽視實際的歷史研究中所必須遵循的學術規范。

第三，“對中共革命進行過于簡單化的理解，缺乏對于中共革命的艱難、曲折和復雜性的深刻認識，過于刻意地抬高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形象”。在這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傳統研究中的“政策-效果”模式，也可稱其為“兩頭”模式。

第四，“研究所關注的對象更多限于‘革命’本身，而且主要突顯了政治、黨派、主義、階級、英雄、反帝、反封建，相對而言較為忽略了革命史中的其他面相”。事實上，從政府到民間，同中國共產黨相關的革命內容是十分豐富且易被挖掘的。但是，從傳統革命史的敘述內容來看，學者們重點著墨的方面均集中于領導革命運動的上層建筑之內，在很大程度上并未重視廣大革命參與者，即基層群眾的思想、生活和組織建設情況。

由于以上幾類問題的存在，中國的革命史學者時常被推動著對中國革命的史學表達進行重新思考。從社會矛盾的觀點來看，革命運動的直接誘發因素往往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一點長期被歷史工作者們所遵循著進行集中性的研究。然而，雖然社會的其他非主要矛盾只是起著次要作用，但它們也會在不同程度上制約和影響主要矛盾的存在與發展，其中有些非主要矛盾在特定社會階層中的影響力甚至還要略強于主要矛盾。史學界對于這類非主要矛盾的觀察與研究，歷年來一直處于舉步維艱、無所適從的狀態；因此，也就直接導致了李金錚先生所提出的上述問題始終難以得到有效解決。

二、“新革命史”的主要研究成果

從近幾年針對“新革命史”所取得的相關研究成果上看，學界已經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對“新革命史”命題進行深入闡釋的理論構架，從而使得“新革命史”自身所蘊含的理念與形象，在廣大的歷史研究者眼中逐漸變得豐滿了起來。

其中，在“新革命史”命題的探索與形成問題上，李金錚的《向新革命史轉型——國家與社會視野下的中共革命史研究》指明了“新革命史”是由對傳統中共革命史的研究進行拓展并演化而得來的，而他之所以要提出“新革命史”的主要原因：一是現代史觀和“告別革命”論的出現較為明顯地削弱了學界對于中共革命史的研究熱忱與研究傾向，二是中共革命史在中國乃至全球的民族革命史中仍具有非常重要且不可忽視的地位，三是當下對于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出現了一些較為嚴重的問題和缺陷。張太原的《學術演進和時代變遷視野下的革命史研究——從“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討論談起》則更多地將討論焦點對準傳統革命史觀的演進過程，從中找尋出傳統革命史研究所蘊含的缺陷和弊病，以驗證“新革命史”的出現并非是對傳統革命史觀的全盤否定，而只是對其所進行的一種完善。常利兵的《“告別革命論”與重提革命史——兼論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則將在學界內部頗具爭議的“告別革命論”同陷于停滯的傳統革命史研究現狀進行聯系，并提出正是因為固化的、帶有政治意義的傳統革命史書寫路徑在新時代的學術研究中已經難以為繼，因而導致人們誤以為革命史研究已逐漸走向末路，這才引起了“新革命史”誕生前“告別革命論”的逐漸興起與傳播。而在作者看來，我們選擇接受與認識“新革命史”，便是希望能通過采用新史學視角，從方法論層面或是具體史實層面切入，為“革命史”這一看似過時的歷史性主題注入新鮮的血液和活力，用以強化與深入革命史研究的力度與廣度，進而對抗“告別革命論”在學界內部的影響。

在“新革命史”命題的理念問題上，董麗敏在《對“新革命史”研究理念的重新認識》中質疑到，“新革命史”將20世紀中國所經歷的共和革命、國民革命和階級革命籠統地劃歸到了“中國革命”的大傳統內，這忽視了各條革命戰線背后包含的不同政治理念與歷史針對性。此外，陳紅民的《“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還就“新革命史”的基本概念提出了自己三個層次的疑問：一是什么才能稱為“新”的學術領域和范疇，二是進行學術創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三是革命史研究究竟怎么才能創新。其后，李金錚在《關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對〈“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應》中對陳紅民所提出的問題進行了回應，同時他也適時地提出了一些延伸的理念，包括：一是作者基于歷史地位、個人興趣和精力而主要研究在中國革命史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中共革命史，這并不等同于“新革命史”的適用范圍僅限于中共革命史；二是“新革命史”這個概念本身并不等同于新的革命史研究，因為在作者看來，“新革命史”并非僅僅只是不痛不癢地提出新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而是切切實實地對傳統革命史觀進行革新以促進整個革命史研究的向前發展；三是“新革命史”不是對傳統革命史的全盤否定，而是對其所進行的一種改良與揚棄，并且這也并非是為“新”而新，而是一種長期積累并水到渠成的過程；四是“新革命史”仍有許多必須進一步得到完善的地方，例如需要將1949年前后的革命史打通，把農村與城市的情況聯系起來，以及對民國史學者研究革命史的成果進行借鑒等。

在“新革命史”研究范式的認知問題上，夏明方的《中國近代歷史研究方法的新陳代謝》對此有較為詳細的闡述。他先是列舉了四類目前正流行的所謂“新革命史范式”，即：一是對革命的批判，二是舊革命新敘事，三是將革命重新置于歷史進程內，四是對革命的浪漫化研究。隨后，作者通過分析這四類所謂“范式”的不合理之處從而對其進行了否定，并且他緊接著給出了自己總結出來的幾個對于“新革命史”范式研究而言所應包含的方面：一是以不斷變動著的近代或當下為節點的通變史觀，二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史觀，三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生態史觀，四是以反思和對話為核心的多元史觀，五是以復雜性理論和生態系統分析方法為主導的新辯證史觀，六是以相對真理與視域交融為中心的敘事史觀，七是以口述歷史與田野調查、資料集成與數據庫建設為重點的新史料觀，八是超越本土與西學之爭的開放史觀。韓軍垚的《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范式的演變與思考》提到對于“新革命史”范式的發展而言，“連續性”和“超越性”是兩個難以避開的關鍵詞，即：一方面要更加完整、系統地把握革命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并做出更為謹慎的歷史評價，這取決于一是中共革命與其他革命的貫通，二是革命時期與革命前后的貫通，三是革命史研究與歷史研究之間的貫通；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革命實現了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未曾實現的目標，因此要從多重視野來重新審視并凸顯中國革命的復雜性。王奇生的《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為了對與革命活動相關的歷史研究進行重新審視與重新正名，讓“革命”本身重回歷史軌道，故而為“新革命史”研究范式的未來走向提出了幾條可能的發展趨勢：一是不將革命黨在革命過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論、革命話語、革命邏輯、革命價值直接移用為革命史研究的結論和指導思想，而視它們為革命史研究的對象；二是將革命的主體、客體以及局外各方均放置在歷史時期與歷史場域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以再現其復雜多元而又關聯互動的歷史本相；三是要在“求真”的基礎上進一步“求解”，即不停留于對革命過程的敘述，而是更進一步探尋革命的原理、機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

在“新革命史”相關理論的實踐問題上，楊亮亮的《工人與革命：新革命史視野下的〈上海罷工〉》以裴宜理的著作《上海罷工》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分析上海產業工人群體中因地緣、行業、性別、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所產生的不同政治訴求，從而從不同視角了解上海產業工人對于革命運動的認知與態度。吳周陽的《試析“新革命史”視域下川陜蘇區石刻標語對農民的動員——以通江縣為例》以鄉村地區為切入口，利用流傳下來的當地別具特色的紅軍石刻標語，來展現出歷史時期紅軍對農民的動員和農民對紅軍的回應這一雙向互動，從而體現了紅軍在宣傳動員工作上的智慧，以及廣大農民群體對紅軍發自內心的支持。賀文樂的《新革命史視野下“組織起來”之考察——以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為例》則將目光放在了根據地與區域內群眾的關系解析上，一方面肯定了中共在未瓦解鄉村社會個體經濟根基的基礎上對鄉村資源進行了整合，另一方面又通過實證舉例的形式勾勒了農民參與互助合作的真相，從而以新視角避免了“政策—效果”模式的重演。

整體來看，上述作者所采用的便是對“新革命史”來說較為提倡的研究形式，即跳出傳統的以上層建筑為導向的研究路徑，通過借用社會學視野對研究對象的歷史背景和基本需求進行全面、真實、立體的還原，從而得出最能反映歷史真相的研究成果。自“新革命史”誕生之日起，它所存在及被賦予的意義，便是推動學術界“重新將革命史研究放置于學術研究的核心領域之中”，同時引導廣大革命史學者們對革命史所適用的各類研究領域，進行更為細致的思考與探索。只是目前看來，采用“新革命史”視角重新審視傳統革命史研究中所存案例的相關成果依舊屈指可數，這一新興主題也尚未得到學界內較為廣泛的認可與響應。在此背景下，如何通過運用全新且具備實用價值的研究方法，開辟出一條關于“新革命史”概念解構與延伸的探索之路，就成為了學界亟待解決的一道重要難題。

三、矛盾分析法對“新革命史”研究的助力

矛盾分析法作為人類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之一，自近代以來，通過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的基本詮釋和毛澤東所著之《矛盾論》的具體闡述，已經越來越廣泛地被人們所接受與推崇。有學者曾言：“客觀而普遍存在著的矛盾，作為事物的本質，既看不見也摸不著，而只能通過具體的、特殊的形式將其表現出來。其每一個表現，都只能存在于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交匯點上。”因此，要想確實且深入地認識事物所蘊含的矛盾，理論基礎與實踐經驗都是必不可少的關鍵要素，這對于以此為“解剖麻雀”的工具，深入解析“新革命史”所包含的理念與現實意義來說同樣尤為重要。

具體來說，“新革命史”觀對傳統革命史觀的沖擊，在關于“政策-效果”模式的重新解讀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政策-效果”模式是在傳統革命史觀下，正統派歷史工作者對于革命根據地中共上層制定政策，基層群眾執行政策治理模式的一類帶有直觀性的囊括，這也是傳統革命史學者認識歷史所采用的一個典型視角。雖然這樣的模式同樣忠于歷史事實，且能夠在三言兩語內將特定的歷史事件闡述得當，但就這些信息的廣大接收者而言，他們似乎僅僅只是知曉了一個歷史事件的基本脈絡與線索，而對這個事件發生時社會的基本狀況以及普通群眾的相關認知毫無了解，不免會令接收者們油然而生出不少的干癟枯燥之感。

于是，由于傳統革命史觀天生的局限性令其難以打破長久以來形成的研究慣性，“新革命史”便肩負起對“政策-效果”模式的弊端進行克服與彌補的使命。而為了將這項使命的完成度達到較為理想的高度，社會矛盾分析法便成為“新革命史”探索中共政策在當時的實際推行效果，以及根據地群眾對政策推行的真實回應的一個重要研究工具。總體而言，利益分析、階級分析和階層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下研究社會矛盾的三大具體方法。在這里，我們便可利用李金錚先生所提出的“新革命史”基本研究方法，結合社會矛盾分析法，對“政策-效果”模式下所隱藏的階層互動關系進行更為全方位的闡釋。

首先，“注重革命政策與具體實踐的互動關系”。

為了更全面地還原歷史情景中政策施行過程的原貌，從克服一個接一個的困難中彰顯中國共產黨的治理能力，我們需要更為深刻地理解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革命政策和民間社會之間的矛盾與聯系。

在社會矛盾系統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構成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由此，中國共產黨在制定相關革命政策時，應對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有一個較為全面與深刻的認識，防止上層建筑所制定的政策與中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相脫節，進而對民眾的日常生活造成不利的影響。而為了達到此項目標，政策的制定者們需要具體考察相關政策覆蓋地區的實際狀況，包括當地的經濟結構與民風民俗，并對政策執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各種效果與困難進行一定程度上的估量，以避免造成民眾對相關政策的誤解與抵觸。

其次，“挖掘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主動性”。

歷史創造的主體，既有英雄人物，也有普通民眾，但傳統革命史的著述主體更多來自于上層的權力機構，尤其是其中有著特定身份和貢獻的一些英雄人物，從而忽略了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在歷史進程中的主體性。在這樣的視角下，我們不清楚當時的基層社會究竟是怎樣運作的，也不清楚普通民眾支持或參加革命運動的動力來自何處。因此，我們需在研究視角和領域上進行改進，對基層民眾參與革命的主動性有更加系統性的認識。

在傳統的“政策-效果”模式視角下，民眾成為了政策的被動接受者與執行者，似乎每項政策的推出都能得到民眾的廣泛相應和堅決落實。然而事實上，鑒于民眾之間的思想覺悟和認知領域存在著顯著的差別，許多政策在其被執行伊始就面臨著來自民間的程度不小的阻力。這是由于政策的制定者們將過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包括敵我矛盾在內的對抗性矛盾之上，而較為忽視了其余的非對抗性矛盾，比如人民內部與上下層級之間相關的利益矛盾等。對此，我們應深入了解當時民眾在基層社會中的主體性需求，強調民眾在政策“上行下效”過程中的主體性角色，并以對非對抗性矛盾的分析來延展民眾在政策內容制定中的主體性作用。

再次，“革命史和鄉村史相結合”。

總體來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根據地大都扎根于鄉村，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隊伍絕大多數也來自鄉村。正因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運動與保留傳統思想和習俗的鄉村社會存在著交錯與碰撞，在研究革命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和困難時，才需要我們對當時鄉村社會基礎的狀況有較為廣泛的了解和掌握。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革命運動與傳統社會運作之間有時存在著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即在政策下達作用于社會結構變動時，社會反應會反作用于政策的調整與執行。由此可見，革命與傳統并非完全對立的，革命史研究與鄉村史研究之間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同樣，由于鄉村具有其不同于城鎮的獨特歷史風貌，這里也廣泛存在帶有地域性質的基本社會矛盾，尤其是自古以來地主與農民群體的階級矛盾最為突出。通過深入理解鄉村特殊的社會階級結構與生產生活方式，能夠便于我們在“政策-效果”模式之外，更加深刻地探究出在鄉村地區各類社會矛盾的調節之下，居住在這里的普通民眾究竟是以何種心態看待中共政權的治理活動對他們生活的影響，這一點對于驗證革命活動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來說尤為重要。

最后，“加強區域和層級間關系的研究”。

長久以來，從多面關系的角度對區域和層級間關系的探討是極為有限的，其中僅就根據地內部而言，它就包括中共中央和地方根據地之間的關系、不同根據地之間的關系以及一個根據地自身內部的關系。同時，這些錯綜復雜的關系之間也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存在著一種相互聯系與相互依存的關系，共同構成了革命時期各式各樣關系網絡的總和。對于這類關系網絡的研究，能夠進一步揭示特定時間段內革命活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從而避免讓革命史研究陷入孤立、隔膜與自說自話的泥潭里。

不同區域內部的矛盾具有特殊性，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同樣具有特殊性。然而，這些理應要被先行闡述的特殊內容，在“政策-效果”模式框架內往往會被正統派學者們所忽視，轉而視它們為在政策效果得以達成的前提下可以進行簡單說明的附注。所以，為了在“新革命史”框架下明晰區域和層級間關系究竟對于中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存在多大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可被用于對區域階級社會中相關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進行思考、分析和解讀。與此同時，方法也可被用于分析當時社會階層結構分化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所起到的作用，進而佐證中國共產黨推行一項政策的背后往往是付出了種種思考與嘗試的。

四、余論

自“新革命史”這一新興命題在學界誕生以來，雖然已有為數不少的歷史名家積極投身進“新革命史”的研究浪潮內，但“新革命史”的整體研究步伐仍然顯得較為緩慢與滯后，并未在實質上對于中共乃至中國革命史研究的進步與革新產生重大影響。究其原因，一是學界對于“新革命史”究竟“新”在何處仍存有廣泛爭議，二是包含“新革命史”基本概念與方法的理論框架仍略顯單薄，三是“新革命史”可適用的研究范圍仍未得到精準界定。

而從“新革命史”自身所蘊含的理念來看，“新革命史”的提出并不是對傳統革命史的一次全方位的顛覆，而只是試圖在某些特定的領域對傳統革命史研究不足的部分進行補充與延展。另外，就目前來說，“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圍主要還是局限于中共革命史的領域之內，并未對研究整個中國近現代史起到具有開拓性質的作用。這是由于現階段“新革命史”的內涵主要源自對革命根據地相關歷史的解讀，而基本的研究路徑則是從鄉村史和社會史的角度，對傳統革命史中比較容易被史學家們或刻意、或無意忽略掉的部分進行重新審視。

因此，鑒于“新革命史”所蘊含的分析方法已經越來越多地被運用進革命史序列的整體研究工作之中，故未來對于“新革命史”相關理念的解析范圍仍會有較大空間進行再次地架構與擴展，例如本文所重點闡釋的社會矛盾分析法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探索路徑，即將之用作重要的輔助手段，為“新革命史”打破傳統“兩頭”模式，以及還原歷史時期內的真實基層社會形態提供更為有力的理論依據。筆者期待，今后能有更多學者以社會矛盾分析法助力“新革命史”的理論研究，從而使其能夠真正在史學研究的浪潮中發揮出強勁且卓有成效的功用。（節選自《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23年第12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