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瑞500強躍升152位，AI智駕多領域突破

在剛剛過去的2025年，奇瑞完成了兩項核心指標的跨越：奇瑞汽車首次實現IPO上市；奇瑞集團在《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中從第385位躍升至第233位，一年內攀升152位，成為全球排名提升幅度最快的車企。這家從安徽蕪湖“小草房”中起步的企業，已經穩居中國乘用車出口量的頭把交椅。

但在當下的宏觀節點，單一的財務與規模指標已經不足以衡量一家跨國車企的真實處境。中國汽車工業正在不可逆地面臨兩大“不確定性”的重構：一是AI與智能化帶來的底層技術重寫，二是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與地緣摩擦引發的市場規則重塑。

這也正是《財富》中國執行主編章勱聞在此時與奇瑞集團董事長尹同躍展開這場對話的背景。當“把車造好并賣出去”不再是唯一的競爭維度，奇瑞需要回答的問題遠不止銷量和排名。

資本凝視下的效率重估

成為公眾公司，意味著企業運營的底層邏輯發生了結構性轉變。尹同躍在訪談中坦言，上市之后，“股東很關心，社會很關心，投資人會關心這個股價的波動，你的市盈率、利潤率情況”。

這種來自資本市場的日常凝視，倒逼企業必須重新審視資源配置的顆粒度。它要求管理層不僅要懂技術，更要懂得如何“用更小的資源，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在尹同躍看來，這種外部壓力并非純粹的負擔，而是讓組織上下迅速達成共識的催化劑。以往在內部推行效率革命往往需要漫長的說服，而現在，投資者的目光直接讓追求創新與克制浪費，成為了全員的本能行為。

從機械的確定性到AI的“不可描述”

智能化是這場對話中占據最大篇幅的議題。尹同躍保持著親自下場測試智駕系統的習慣。在廣州，他挑高峰時段實測；在北京兩會之后，他讓團隊把車開來，自己臨時換路線，“不想讓他們設計我”。他對系統迭代的感受是具體的：第一次體驗“中規中矩”，后來新版本“像老司機了，跟我的水平差不多”。

但體驗的改善并未消解底層的技術緊迫感。他派高管團隊赴美深度體驗和學習特斯拉FSD和Waymo，發現“跟他們比還是有距離”，因此要求團隊定期去測試，“真的要跟最極致的對手，挑戰最強的對手”。這種延續自早年研發發動機時“Tear Down（拆解對比）”的務實做派，是奇瑞對標全球技術標桿的一貫方法。

更深層的挑戰來自AI本身。傳統汽車工程基于規則，“所有的試驗結果都是可以逆向，可以追溯的”。但端到端模型引入之后，“它突然出現這個結果，中間的過程是不可描述的，甚至有可能你是永遠無法理解的”。

對于一個以生命安全為絕對紅線的行業而言，這種不可解釋性構成了根本性的矛盾。奇瑞的應對策略是將安全相關的部分嚴格隔離，確保可追溯、可確定；對娛樂性功能則允許更激進的迭代，通過OTA升級消除Bug。尹同躍同時在探索將模型拆解成小的模塊（Package），試圖讓每個模塊“產生一個固定的輸出和輸入”，將不可控變為可確定。

他將汽車工業的歷史歸結為兩個“原罪”——140多年的碳排放，以及大量的交通事故與人員傷亡。電動化解決前者，智能化解決后者。這是奇瑞在技術路線上投入資源的底層邏輯。

組織裂變：500個方向的“墻”

技術挑戰之外，組織能力同樣決定企業命運。尹同躍提到，特斯拉和華為給汽車行業帶來的不僅是技術沖擊，更是思維方式的重塑。奇瑞的應對是不斷“裂變”：從智能座艙中分拆出語音、音樂、NVH（噪聲、振動與聲振粗糙度）等細分方向，專攻車內音響體驗的“伯牙之音”因此而成立；智駕業務則分拆出“大卓智駕”。

目前，奇瑞的創新體系已經分拆為17個L1級方向、79個L2級方向、約500個L3級方向，并持續擴展。這種架構的目的是“保證它非常的靈活，就是小而靈活，不斷地找到那個‘墻’，把那個‘墻’打破”。

這種技術積累正在超越汽車本身。基于造車沉淀的復雜系統能力，奇瑞正在將技術延展至墨甲機器人和農業機器人領域。“汽車產業未來可能會越做越小”，因為共享經濟下買車的人可能減少，“但是我這個企業的延展的部分，還是會越做越大”。

人才策略也隨之轉變。過去，奇瑞把全球人才請到蕪湖；現在，“我們要跟著人才走”——在北京、上海乃至海外設立研究院。過去追求高學歷，現在開始招“天才”高中生，“希望能夠有一個非常突破性的思維、顛覆性的思維”。

全球化3.0：要做“貢獻者”

作為中國汽車出口的領軍者，奇瑞對全球貿易格局的變化有切身感受。尹同躍的判斷很直接：“過去的整車出口到現在不可持續了。”

奇瑞提出的全球化準則是“In somewhere, For somewhere, Be somewhere”——在哪里，為哪里，成為貢獻當地的一份子。在訪談中，尹同躍多次提到改革開放初期外資車企對中國汽車工業的幫助。如今角色互換，“在電動化和智能化方面，他們可能走的比我們晚，我們也希望我們能幫助別人做轉型”。他還特別指出，“歐洲是個吃汽車飯的大陸，如果我們把人家飯都吃掉了，是不對的。”

同時，奇瑞也在從單一的輸出方轉向消費方。尹同躍用“重集裝箱出海，我們也希望重集裝箱把人家的東西拉回來”來描述雙向貿易的構想，“我們賣全球，我們更要買全球”。

以技術之治，對沖世界之亂

面對地緣政治摩擦與國際秩序的不確定性，尹同躍將當下的動蕩視為全球化進程中“過猶不及會出現的一些波浪”，“我不認為是會成為長期的主流”。

他給出的應對思路傾向于務實建設：“努力地做好自己，讓自己有規則，讓我們的規則去抵消一小部分的、不規則的這個世界。”

在這個技術加速迭代、貿易規則重構的時代，這種從一家中國車企發出的聲音，其承載的命題已經遠超汽車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