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清流》：發光的夏天

生命和大自然一樣都要經過四季。人生的夏天是從戀愛開始的。

我的這個夏季是何時開始的？不知道。我和同昭做朋友的時間很長，而且開頭挺長一段時間好像沒有想到“戀愛”，更沒想結婚，直到認識了快三年（1964），才一起合影拍了幾張照片。從照片上看我們像在一本正經地戀愛嗎？反正我們在一起快樂，有說不盡的話，不斷生活發現共同喜歡的事物。我愛好的事情她都樂意參加，比方看球、釣魚。她隨我幾乎跑遍四郊的野池野河。所以，彼此間你找我或者我找你。我們鄰街，我騎車一拐便到她家的睦南道上，她車把一轉便出現在我家的大理道上。有時送她回家，推著車走一走，推車走時間長一些，可以多聊聊，這樣走來走去，一段路的街景便充滿詩意地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里。

我記得，我們一起去北京的頤和園去玩，我被上山時看到的一些幽蔽處情侶們親昵的情景所感染，突然特別想拉她的手，但又不敢伸過手去。從排云殿下來時，止不住伸手一抓她的手，她手一甩擺脫了，笑著問我：“你要干什么？”我窘極了，再不敢去碰她。

后來我寫一本關于巴黎的藝術的書中，寫到羅丹的雕塑《手》時，我說：“手之觸是比吻更早、更偉大的愛的表達，需要更大的勇氣。”

她天性的單純、快樂、直來直去，使她在我身邊更像一個妹妹，不像戀人。她與我合得來，也許都熱愛藝術，都重視審美，都在無愁無慮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在性格上都沒有狹隘和造作的東西，一切全是自然而然。

在大理道上（馮驥才自繪）

我是在許多年后，才知道她的童年就在我家斜對門，她的外祖父是孫震方，光緒的老師孫家鼐和孫多森的后人。她的母系——來自安徽壽州的孫氏家族。四十年代末她一度隨父母住在外祖父的宅子里。我從她大量的童年時代的“生活照”中認識到這座西班牙式建筑的考究、純粹與舒適。

前幾年李輝到南京拜訪《呼嘯山莊》的譯者楊苡，他從楊苡家打電話來。過去我只知道她是楊憲益（《紅樓夢》英譯本譯者）的妹妹，我和楊老很熟，從電話里才知道她曾是我岳母在天津中西女子學校上學時的閨蜜，常來這宅子里玩，并發給我一張當年她在院中的照片。這院子真是闊大又古雅。

五十年代初她一家人從這宅子搬出來，一度住在常德道里的民園西里，后遷到睦南道。她家對面是徐世章（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弟弟，以珍藏古玉古硯聞名于世）家和腫瘤專家金顯宅家，大家彼此都很熟。后來她外祖父把大理道的巨宅賣給國家，成為市政府重要的接待所，毛澤東和周恩來到天津視察，就住在這里，所以這兒又被稱作“潤園”。

她的家庭和生活也可以用單純二字來形容。父親在仁立毛紡廠做財務，母親持家，弟弟妹妹上學，一個老男傭買菜做飯收拾房間，起居飲食按部就班；家具不多，大半是民國式樣。一家人除去她愛說笑，很少說話，也很少有人來串門，我是一個總帶去許多見聞和話題的人，所以我一去，她弟弟妹妹就很高興地過來聽我說話。

她母親生長在大家族中，從小家規很嚴，后來在教會學校上學，校規更嚴。她母親有一些個人信條堅定不移，比如守時，不占人便宜，不說謊等等。看似簡單，其實做到很難。她母親是當年孫家的“大小姐”，所以在家里有點強勢，個人的信條便成了家規。她說過一句話：“謊話說過就忘了，一定會和后邊說的話對不上。”這便是她對母親“治家格言”的一種有趣的認同了。

和她家比起來，我家就隨便和開放得多了，沒有那么多清規戒律。我常常拿一件事取笑她家的“刻板”——

在與她相識一年多時，一次她對我說：“我母親明天請你到我家吃午飯。”

我從來沒在她家吃過飯，不明白為什么叫我去吃飯。我母親笑道：“這是認可你和她女兒做朋友了！”

轉天去她家，在客廳大家圍著一張方桌坐著，桌上吃飯的器具很簡單，每人面前放著一雙筷子，一個純白透亮的小空碗，一碟醋，原來請我吃餃子。他家老傭人上來先問大家：“你們每人吃幾個，一個兩個？”

我聽到了，但沒聽明白，不會只吃一兩個餃子吧。

她笑起來，對我說：“我家吃餃子，先報數，五個一組，兩個五個是十個，三個五個是十五個。你報了數，他好去煮。煮多了，吃不了，放到晚上就不好吃了。”她說完，她弟弟妹妹全笑了。

于是大家報數，沒想到他家人飯量全非常小。報數最多是他父親，只報三個五個。我那時一頓要吃四十個餃子，就是八個五個，但我不好意思說，會讓人以為我是“飯桶”。我就說五個五個吧！但還是叫她弟弟妹妹睜大眼感到吃驚，好像我真的腹大如桶。

我更沒想到她家的餃子個兒也小，吃到肚子里好像沒吃，飯后回家后又吃一大碗米飯才填飽肚子。

但是，她的家早已習慣了這種“刻板”，以及種種“家規”。這些家規對于她一家人不是約束，反而是一種秩序。比如她母親規定家中人在外有事，晚間必須十時以前回家，過時沒人等門和開門。我每次和她在外邊玩，一定要在十時前把她送回家，看電影不能看晚場。我和她一起嚴格遵守，從來沒出過錯。這樣久了，我感到了她的家安穩、平和、純凈。當然，五大道本身也沒有娛樂場所，更沒有夜生活。晚間很靜，有時街上見不到人。

在大理道上（馮驥才自繪）

如果不是后來的生活發生劇變，我不知她這種平穩又愜意的生活還會持續多久。她認為一個女孩子最快樂、最自由、最神氣的時期是結婚以前。結了婚便被生活捆綁起來。我說：“咱們這樣很好，你做女孩子想做多久就做多久，可以直到我的胡子挨到地。”

植物在夏天里的本能是生長，在空中盡量伸展自己的枝葉，在地下鋪開自己的根須，向未知的空間擴展著自己生氣盈盈的向往。我們畫畫在一起，玩也在一起，成長也在一起。她每發現一張好聽的唱片，我第二天就能聽到；我每讀到一首好詩，馬上就想背給她聽。我們一起湊錢去買顧圣嬰彈的肖邦的黑膠唱片《波蘭舞曲》。一次，我在天祥商場看到一本《契訶夫傳》，很喜歡，只是有點貴，下不了決心買。轉天她來我家說話，待她走后，我發現桌上多了一本書竟是《契訶夫傳》！是的，這是她的一種性情——她喜歡做了一件好事叫你自己發現，而不是先大聲地告訴你。

我們那時要把一部分工作收入給家里用，手里并不富裕。我們當時是“計件工資”，按件收費，多勞多得。可是一次畫畫的業務挺“肥”，可以多賺些錢，我卻想去山東寫生。家里反對我去，她卻支持我，還給了我一些錢作為盤纏。我和她都沒有特別看重錢，這也是我們面對生活的困難時，并沒有感覺壓力太大的原因。后來，我發現我與她做朋友的六年里，竟然沒想請她吃過一次飯，記憶中只有一次——那天，從遼寧路榮寶齋門市部買顏料走出來，途經遼寧路“小吃街”，我請她吃了一碟澆紅小豆汁的刨冰，花了一角五分錢。我從認識她到結婚只請過她這一次。后來我對她打趣說：“我怎么只花了一角五就把你娶過來了？”說完我倆相視哈哈大笑。現在看來，有些不可思議，可是我們那時很快活，一切都自然而然。

不知道為什么，在那個時代，我們對物質生活好像沒有太大的興趣。比如我，完全不在意穿戴，我眼睛盯著的都是含著一種文化意味或藝術精神的事物。她比我在意穿戴整潔，但她不喜歡首飾，從不戴任何首飾。她喜歡簡單、輕松和舒適。她對服裝第一標準是舒適，所以她拒絕高跟鞋。她一看到穿高跟鞋的女人像踩高蹺那樣扭來扭去就會笑。她的第二標準是顏色之間的諧調。從這個標準說，她就有點苛刻了，顏色是千差萬別的，但不同顏色搭配一起意味決然不同，她挺在乎。這可能與她畫畫有關。她不喜歡金色，她認為金色沒有生命，所有金色全一樣，所以她不喜有金色的畫。但我畫畫卻與我的服裝及穿戴完全無關，我完全顧不上自己的“形象”。有時畫完畫，一些顏色或墨跑到身上去。我家里人見怪不怪，她覺得邋遢好笑。

相互贈的書

現在回過頭去看，從童年到青年，我人生經春歷夏的一個階段是幸福的，也是幸運的，沒有直接受到貧窮或現實不公正的壓迫，沒有人為的算計與刁難；我所熱愛的人和事都像花一樣開放著。但是老天不會總眷顧你。沒有一個人從頭到尾都是上天的寵兒。老天一定會把人生的禍福兩種東西同時放在你身上，叫你看得見福，卻看不見禍，然而禍是一定要出現的。所以古人說“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后來，一個平靜的夏日突然黑云壓城、天落驚雷、冷雨瓢潑而來，這便是我接著要寫下去的一本書《冰河》了。雖然我結婚生子還在五大道上，但是我人生的清流卻戛然而止了。

心中一團燦爛又朦朧的理想

——本文節選自《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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